他是由参加了第一次聚餐会的蔡劲军邀约的。在这个人群里，一开始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但他的命运转折，后来的崛起与发迹，却和这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最为息息相关。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许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酷爱学习、关心时局的风格。因为流气、浪费等习性，他少年时期极不得志，在宁波、杭州、上海等地流荡了近10年，仍一事无成。后性格大改，到28岁，决心寻求出路，从而投考黄埔，编入六期。
成为黄埔学生后，在“清党”的风潮中，戴笠渐渐展示特工天才。他所在的学兵连共有20余名共产党人，经他观察、举报，一一落网。正是这一特长，不久后再次流离失学的他，被蔡劲军收留，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开始了自己职业特务的生涯。
此时的戴笠，在自幼立志、才情纵横的黄埔学生群中，辈分既小，职务又低，名声不好，才能不显。许多人视他为破落子弟。能成为这个秘密组织的发起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蔡劲军的面子。但间杂在他苦寒阅历里的少数片断，却神秘地、启示般地表明：他的命运和民国不可分割。
在游荡杭州期间，穷得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戴笠，就偶然结识了还是小学教员的胡宗南。从此，两人开始了一生的、肝胆相照的友谊。而游荡上海期间，他更先后认识了杜月笙、陈果夫，以及当时还是交易所经纪人的蒋介石。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好友和南京政权的最早赞助者，一个是他主要的政敌，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效忠的师长。
现在，他要借重这个群体，开始他一生的显赫事业。
在蓝衣社的发起过程中，在曾扩情之外，最重要的赞助者是邓文仪。
与曾扩情一样，邓文仪对蓝衣社的第一个重大赞助，也是人事。虽然私自组社“违反军令”、可能被处决，这使物色人事继续遭逢着种种困难。但这个“天子近臣”的特殊身份，却为蓝衣社的发起打开了种种森严的门户。
第一次聚餐会的次日，邓文仪就给腾杰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乎谁都认识他，并都对他分外亲热。腾杰和曾扩情更是大喜。
他就是黄埔政治领袖、原孙文主义学会创始人贺衷寒。
“游说”贺衷寒进行得并不顺利。与贺衷寒情如兄弟的腾杰，开门见山要求贺衷寒“赞助”这个秘密组织。但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己见的军人，贺衷寒表现得相当本分、谨慎。他以“校长有令”、“好自为之”的说法，正色地拒绝参与。
与此同时，贺衷寒许诺，对这个违纪活动他“不阻止”、“不告发”。也就是说，他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这个态度，还带动了一个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张本清。几天后，张本清也许诺“不阻止”、“不告发”，从此消失在种种的密谋串联活动里了。
但这两个人的拒绝参与，只是初初卷起的蓝衣社狂潮中的一两朵小浪花。当南京的日光不再焦灼逼人时，越来越多自感威胁的黄埔学生，挣脱了那个官僚南京、势利南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个筹备中的秘密组织。
胡宗南，浙江孝丰人，1900年出生。19岁，胡宗南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县立高等小学任教。因与人争夺校长一职未果，1924年，胡宗南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结识贺衷寒，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好友。
抵达广州后，因误过考期，两人遂面见廖仲恺，阐述平生志向，大受赏识，准许补考。是以进入黄埔。在黄埔，胡宗南以其质朴、认真的军人气度，和浙江籍的出身，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同时，他在军事上颇有天分，善于举一反三，不久就与贺衷寒齐名，称为“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东征北伐、定都南京，胡宗南连连擢升，是黄埔学生中官运最亨通者之一。不仅如此，胡宗南在南京的形象，是为人诚挚、谦逊、喜好朋友。他和曾扩情一样，和黄埔旧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受到许多人的信任。又和曾扩情不同，他与黄埔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深交。
和胡宗南本就熟识、正积极邀约人事的邓文仪，得知他到达南京的消息后，异常振奋，迅速地安排了见面。果然，和胡宗南的对话非常顺利。这一次，邓文仪、腾杰、曾扩情等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而胡宗南也立即热心地答应支持参与。他笑声爽朗，三言两语地表明了态度。
“文贺武胡”的影响，邓文仪的地位，加上曾扩情与同学会，黄埔的四个头领人物，事实上都不反对组社。这样，黄埔一系的大门，开始向腾杰打开了。从广州到南京的血脉，开始延连成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
3
随着胡宗南、戴笠等人的介入，蜀陕菜馆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了原计划的18人，达到20余人。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有愤懑、但极其酸楚地说道：
“……我们只要去想一想我们早几年的日子，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黄埔时，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时，国民革命的前途一片黯淡，各处军阀都在反对着总理和校长，我们随时要上战场，随时都可能送命……那时我们是为了升官发财吗？不是！那时我们把营私舞弊的人，都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这些语言，回顾了那个“青年黄埔”。它激发起在座大多数人的旧日热情。而接下去的讲话，不仅有“过往”和温情，还有“血”，还有权力。
“前些天，同学会已经得到消息，校长很可能要再次下野。我们这些同学，要为校长着想，要为民国着想，也要为我们黄埔一系着想……东征北伐，我们死了多少人，活着的人，又有几个人的身上没有伤疤？校长一旦下野，统治我们、当我们长官的，就是那时要我们命的那些人！……他们反对三民主义，反对总理和校长，有奶便是娘。难道我们这些黄埔军人，就是为了给这些人作嫁衣裳吗？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我们如果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让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
这番鼓动有理、有情，激昂而节制。它和腾杰的计划一起，击中了众多对自己地位不满意的黄埔学生的心。这些黄埔生，以前三期人物为主，投效黄埔时，他们都怀抱着救国护民的热情，在孙中山、蒋介石的旗帜下吃过苦，打过血仗。但不过一两年后，南京满街的长官，满街的腐败，早让他们的原本青年的心变得冷酷绝望。
国家危机、腐败蔓延之外，“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也焦灼着他们。为什么不自己行动起来，内反官僚新贵、确立“校长”地位；外抗日本俄国，以争大国地位呢？
许多青年军官纷纷起立，有的甚至用立正的方式，表示赞同。而后，他们用酒或者茶水，来表示对这个团体的热情。喜出望外的腾杰趁热打铁，提出再以“一人邀约一人”的方式，在9月下旬组织第三次聚餐会。
蓝衣社的组建步伐，由此大步迈出。但这一群立志振兴中华民族的黄埔青年的天敌——一群立志要振兴大和民族的日本青年，已经张开了他们吞并满洲的血盆大口。正是20余名青年在南京隐蔽活动的期间，一个震动南京、中国、东亚的事变发生了。这就是日本官史所称的“奉天事变”、“满洲事变”，和中国官史所称的“九一八事变”。
4
黄埔学生第一次聚餐会前后，东京出现了奇异的、短暂的平静。大小报章关于“万宝山事件”、满洲的报道，从头版转移到了角落；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在警察的疏导下渐渐平息。一夜之间，东京像是沸腾的开水被浇入了一瓢凉水，喧嚣的气泡消失了。
制造这样一个平静东京的，是日本文官内阁。
“滨口案”和“三月政变”发生后，1931年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阁不遗余力地清洗了无数军内密谋组织，但他们忽视了满洲驻屯军，他们忽视了“满洲青年联盟”。
早在7月份，“万宝山事件”刚刚爆发时，满洲青年联盟的两个主要党魁，石原和板垣即在关东军内部扬言：“……9月下旬，将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而后迅速占领奉天军械要地北大营、东大营”。他们预见到，执行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正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内阁。于是，“……制造东京所不可控制事件”，就成为该计划的出发点。
9月18日晚10时，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引爆炸药。晚10时25分，日军设在营区内的两门榴弹大炮，发炮同时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炮声震动全城。奉天事变开幕。
当夜，北大营之役中国方面死伤军官19人，士兵335人，失踪483人。而日军仅伤亡2人。
上午9时，在南满铁路沿线，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调集来的日军，和奉天一带部队在奉天城内会师。奉天沦陷。随后，日军洗劫奉天，仅从张学良的“大帅府”里就掠走硬通货黄金256万两。
当日，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沦陷。南满沦陷。整个南满战事，由于奉军事实上没有进行抵抗，日军损失极为微小，其中长春南岭大营战事，日军死42人，伤56人，是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
日本朝野欣喜若狂。相当于本土两倍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两年财政收入的财富、最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装备25万军人的中国最好的轻武器，几乎只有一天时间，就归属于大日本帝国了。这几乎不是战争，是日本成功的战争讹诈呵！……这是比日清战争更诱惑人的成就呵！
于是，和满洲的倒下一样，在对关东军、日本陆军狂烈的支持声中，一夜之间，币原政策也倒下了。胜利的，是那些“重新认识到军刀的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为在中国发生的以万宝山事件为代表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由于中国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的军人”。
他们胜利了。不久后，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扩编，增兵至7万余人，几乎达当时日本军队总数的1/3。“满洲青年联盟”则演变成伪满洲国的执政党——协和党。一个如同石原所构想的不受内阁节制、半独立、“满洲青年联盟—关东军—伪满洲国”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终于被制造出来了。此后的14年里，它操纵着满洲4000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并在满洲全境推行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制”，使500万满洲居民直接或间接地致死。
在此后的14年时间里，他们还将一步步削弱日本文官的影响，一步步拥有军国的日本，一步步把日本人带领向太平洋西岸的权力巅峰，最后，又将日本带入被占领的地狱。
5
9月19、20两日，南京天色阴霾。
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民众运动，就在两天里，在南京各大高校酝酿着。19日清晨，报刊和有线广播刚刚报道了满洲消息，大学的草坪、空地上，就三五成群地聚集着学生。当日中午，数以百计的学堂，就都是肃穆的脸，激愤的脸。
标语、旗帜、海报……渐渐在学堂里铺张开来。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则忙于各校的串联。在中央大学的饭堂里，一个头扎白布带的学生踏上餐桌，声泪俱下地怒吼诵读《五四运动总宣言》的字句：
中国的土地可以被征服但不能被葬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学们起来啊
20日清晨，第一支游行队伍从中央大学走上街头。同日，南京火车站人声鼎沸，火车刚刚靠在站台，尚未停稳，就有大群乘客涌下火车。布衣、制服、眼镜，一块块用墨汁标着“北京大学决死团”、“女子师范大学请愿团”的木牌，竖在无数人头的上方，引领着人流走出站台。
几天时间，从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涌入南京的大中学生，达到7万多人。他们和南京学生一处，聚集在丁家桥党部、外交部大楼的路口和门口，隔绝了交通。人墙、人潮一次次冲击着这些象征政体、权力的门楼。每个小时都有学生、警察受伤的事件发生。
南京成为一个不夜的城市。暮色厚重的时候，无穷无尽的蜡烛点了起来，在南京的主要街区连成了一片。惨淡的、象征绝望的烛光中，一群群学生咬破了手指，在一块大白布上，一笔一画、触目惊心地写下了几个乌红的大字：
“这不是墨写的，是人血，满洲的血！”
夜渐渐地深了。一片哀绝的歌声却渐渐响了起来，不久后，这片歌声有了一个鲜明的主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起……
每个深夜的尽头，在南京有同乡或者熟人的学生，就到亲友处投宿，更多人则铺盖一摊，在街头露宿。南京清晨的露水很重，这些在睡梦中的年轻面容，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偶尔发出梦呓的声音。中华民国的威仪，在这横七竖八、一眼看不到头的学生夜宿里，消失殆尽。
9月底的一天，数以千计的学生开始冲击《中央日报》社大楼。宪兵二团开到珍珠桥，在密集的排弹扫射下，珍珠桥血流成河，数百名学生死伤。
惨案次日，万余名北平学生沿平浦线南下，涌入南京。万余学生把外交部大楼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一次次冲击着卫兵的人墙。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出兵满洲的口号此起彼伏。外交部长王宠惠博士走出有卫兵把守的大楼，试图说服学生。但他刚刚张口，还来不及说话，学生已冲破人墙一拥而上，乱拳齐下。
王宠惠被当场打成重伤。
从“王宠惠事件”开始，各地学生纷纷以袭击官员、捣毁党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此后，蔡元培、陈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