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宠惠事件”开始，各地学生纷纷以袭击官员、捣毁党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此后，蔡元培、陈铭枢相继被殴打，浙江省党部被捣毁，中央党部被捣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出现，上海学生占领市政府，组织民众法庭，并对一批官员进行审判……全国性的运动形成了。
这次运动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新的焦点、热潮不断地出现。蒋介石的一段心情黯淡的话，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现在日本压迫我们这样厉害……我们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被请愿学生包围，有的地方党部，也被学生捣毁，党已经根本没有作用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
冬天到来时，又有12，000名外地学生到达南京。他们包围了蒋介石在中山路的官邸，并要求“见蒋介石，其他任何人一概不管用”。这时，“第三次围剿”徒劳无功、已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终于露面了。
天气很冷，蒋介石走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而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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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的满洲事变和悲愤的南京学潮，使已经完成最早组织准备的黄埔学生，几近震惊。腾杰所预言的战争，这么快，不过十几天，就变成了事实！满洲那样的军力兵备，居然几近一枪不发就撤退关内！四省沦陷指日可见！接下去，怕不是华北山东？难道举国沦陷不可避免？难道五千年文明就此终结？
腾杰的计划，一下子拥有了巨大的现实基础。第三次“聚餐会”因此迅速进行了。在事变的背景下，此次聚餐人数之多，场面之悲壮，再次超乎了腾杰的预料。
事变也震醒了许多重视“军令限制”、或以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人们。参加聚餐会的人数达到40余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也成为发起者之一。
9月20日前后，以腾杰、贺衷寒、曾扩情三人名义，出面设邀第三次聚餐会。结果不到中午，人就陆续地来了，而且一个个脸色沉重，看不到以往的寒暄亲热。
会上，腾杰神情肃然，历数了日本的数十年野心，他又历数了南京四年以来，文嬉武废、贪污横行、分崩离析的事实，渐渐动容，眼中泪花点点。
会上，曾扩情动情地说：“只可怜我满洲千万百姓！从南往北看，可怜无数山哪！”
会上，胡宗南慷慨地说：“除依照腾杰兄意思，和举国青年与民众一同奋发图强之外，我们别无出路！”
在无数的人慷慨陈词之后，贺衷寒徐徐起身，开始宣读他的具体组织计划。
这一天，根据贺衷寒的意见，该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第三次聚餐会对建社、组织、纪律、任务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粗线条的、然而意义深远的勾勒。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腾杰担任书记，腾杰的未婚妻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两人总揽社务。
会议决定设立力行社组织的联络处（另一说为筹备处）。处址安排在南京二郎庙一带的一幢属于“康济医院”的二层木屋。木屋二楼的三个房间，用作“集会和办公的处所”，一楼的三个房间，则作为晚间聚会后、不便回家的成员的临时宿舍。
会议决定，借助黄埔同学会的公开身份，大力发展成员，以形成一个献身“复兴民族”使命、庞大、严密、正规的组织；即日向北平、西安、福州等地派驻代表，以联络在各地的黄埔校友，在所有可能的党部、政府、军队、警察等机构内，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并伺机在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切共产党、汉奸和反对势力的地下组织。
除了“组织建设”，还有“精神建设”。会议决定：筹办社刊《司令塔》，以阐明组织宗旨、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司令塔》是一个64开本的小册子，每期都只有薄薄的七八页纸，但命令的下达、情报的汇编都收录其中，此后近七年，它一直是组织最重要的绝密刊物。
会议决定回避力行社“私自组社、违背军纪”的问题。它宣称：这个组织以蒋介石为领导，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不忍增加校长负担”，因此，暂时对蒋介石保密。
至此，声势浩大的蓝衣社运动，拉开了它的序幕。
第五章雪落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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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社刚成立，就迎来两件喜事。一是出身贫寒、黄埔最著名的才子之一、有“能吏”“廉吏”之称的康泽，带着他新创办的《中国日报》加入力行社。尚未成家的他，搬进了二郎庙的那栋木屋，住在楼下的三个房间里，用作力行社联络处的“掩护”。
第二件喜事是与《中国日报》同时出现的《救国日报》。
史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救亡组织的出现，正如雨后春笋”。
史料记载：这数以百计的聚集在南京的救亡组织，虽然主张草率，行动幼稚，但如“国民救国敢死队”、“自愿决死队”、“青年舍身团”、“跪哭团”等，仅仅名称，就透露着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救亡决心。正如当时的一个报人所评论，“其悲悯壮烈，在千载之下，将余音尚存”。
史料记载：从1931年9月底到1932年年初，南京先后发生几起青年以自杀、甚至自焚方式哀求政府抵抗日本的事件。这些事件经《申报》、《大公报》等主要独立报刊的详细报道，震动了全社会。
在这样沉悲壮烈的气息中，10月间，《救国日报》出现在南京，因为“极力主张抗日锄奸”，在南京轰动一时。令人不安的是，报纸似乎是在某个“秘密团体”的操纵之下。
它引起了力行社联络处的极大关注。于是他们布置便衣，对报馆进行“日夜监控”。两天后密探报告：经常在报馆活动的，是一小群“黄埔留日归国学生”。
这个线索更使二郎庙感到事态严重。次日，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对报馆进行公开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令腾杰喜出望外：这份报纸的“幕后团体”，是一个叫“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其“总干事”则是一个消失已久的名字，和腾杰一路从东京回到南京的肖赞育。
1931年7、8月间，在长江大水的浑浊泽国中，肖赞育被滞留在湖南一月有余。等到洪水退去、他辗转来到南京的时候，与腾杰约定会面的日期早已过去。此时，腾杰已开始行走在南京、镇江之间，居无定所。肖赞育没能找到他。
他不肯死心，也独自一人在南京活动了几天，以谦卑的态度拜访了一些“前辈”，但同样一无所获。随着江浙大水的退去，明治大学的开学日期越来越近了，他只得怏怏不乐地购买船票，回到东京。
抵达东京不过几天，一路风尘尚未褪尽，满洲事变的消息就通过有线广播、报纸与东京市井的欢呼声，进入了他的视野。往昔平静的明治大学，已容纳不下他的书桌。他迅速约见了两个黄埔四期的四川籍学生，叶维和任觉五。
在缺少了贺衷寒、腾杰的东京，肖赞育与这两个人是黄埔的“刘关张”。经过匆促商议，三人决定发动黄埔学生、旅日华侨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满洲事变。当年九月下旬，在一个声嘶力竭的聚餐会后，上百名黄埔学生、留日文人从东京成府一带出发，向二重桥广场进发示威。
但日本侦探早就在关注这几个人的活动。示威队伍刚刚出发不久，就被日本警察、宪兵驱散。而且，因为任觉五早就被秘密警察视为“危险分子”，当学生们四散逃离的时候，一群便衣一拥而上，扣押了任觉五。
被释放后，因为“经常有警察、宪兵来访问，故已不能再留下来读书”。当年11月上旬，任觉五作为东京黄埔学生中的再一人，从东京回国，住进了南京的四川会馆。随后，他和紧接着回国的肖赞育、叶维等人一起，一面是等待军委会对他们的“工作分配”，另一面，在南京学潮的声势中，以肖赞育为首，他们静悄悄地开始酝酿一个旨在抵抗日本、光复满洲的青年组织。
这就是有20余名成员的“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与力行社一样，它是一个秘密团体，但它有一个“掩护和运用机关”，那就是《救国日报》。
晚年肖赞育曾谈到：自从与力行社“联络处”接上头后，《救国日报》也成为力行社的掩护机关，“很多筹备的人都用该报记者、或编辑名义去从事活动，得到……给予掩护的便利。”
又何止“掩护”这么简单？1931年11月底，二郎庙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肖赞育、任觉五、叶维等20余人的“救国会”，并入力行社。力行社组织由此扩张到60余人。
康泽和《中国日报》的加入，肖赞育和《救国日报》的加入，给腾杰一帆风顺的感觉。而《中国日报》在创刊当月，就成为在南京“有地位的一份报纸”（《康泽自述》）。几乎同时，一千里外的武昌，在建国路，在叫干国勋的力行社成员的寓所里，力行社武汉小组成立。一千里外的上海，叶维领受“控制学运”的任务，受命潜入法租界。在赵主教路的中国公学，开始经营力行社上海小组。蓝衣社的触角，已经向四处张开了。
但腾杰依然忧虑着。因为比较起他们肩负的救国使命，这都微不足道。面对纷乱的时局，腾杰和他的同志们都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而蓝衣社要想壮大得轰轰烈烈，还必须等待历史给予他们机会。
更大的忧虑来自黄埔学生的校长，来自蒋介石。成长壮大中的组织早晚要被校长知晓，如果他发现他的学生们违背他的禁令，公然秘密结社，他会不会龙颜大怒，“违令者枪毙”？
这年冬天，另一个东京黄埔同学会成员“李一民自东京返国，听说有筹组力行社之事，认为这有违蒋校长不让同学建立小组织的意旨，乃扬言要即向校长报告”。腾杰接到汇报，在当天深夜，紧急拨通在溪口镐丰房的邓文仪床头的电话，用疲惫而沙哑的声音命令这个蒋校长的侍从秘书：“……速将全部详情，报告校长！”
几十年后，腾杰回忆起当时情景，还感到“心有余悸”。
那个寒冷的夜晚，腾杰和他的未婚妻陈启坤默默守候在二郎庙，彻夜不眠。他们深知，力行社的命运连同他们个人的生命，都只等蒋介石一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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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蒋介石，和历史一起，正处在最森严的寒冬。
1931年11月7日，也就是苏俄“十月革命”14周年的纪念日，在闽赣大山深处的一个县城集镇——瑞金，几声礼炮响起，几千“赤色群众”拥簇着几百名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代表，沿着青石板街道步入一处简陋的礼堂。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几天后，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因为国民党政权不愿光复满洲，已沦落为“卖国政府”，从此，瑞金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
中国开始分裂成三个对峙的政权，南京、广州和瑞金了。与此同时，瑞金开始摧枯拉朽。彭德怀部攻陷会昌，随即攻陷赣州。南昌、杭州大震。贺龙部逼近江汉。汉阳、长沙大震。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诗词写到的“直捣湘鄂赣”。
零星的几场小雪后，1931年12月，漫天的雪花终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南昌的雪下得特别早特别大。凄厉寒风中，每天都可以看到败兵伤兵潮水般地溃退进城，满街的小业主、摊贩、学生、饥民、乞丐，灰扑扑的脸都一片呆滞。
不仅民间，而且军队。自大水退去后，屯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十万饥兵，已经整整3个月没有领到薪饷了，伙食出现了严重困难。各个营地流言四起，成排成连的士兵，踏上了“开小差”的流亡路。即使是一个已见多了中国的苦难、并对南京政权极有耐心的西方记者，也认为这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个季度，他认为这个国家已濒临绝境，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已经成为（中国）惟一的生路……再也经不起内战了，贪污、腐败必须根绝，教育必须改革，对农民的苛捐杂税必须减轻”（《纽约时报》，1932年3月17日）。
但这“惟一的生路”谈何容易？12月14日，宁都兵变爆发，一万七千余名官兵宣布易帜。“宁都又红了”的消息，给南昌、南京以致命一击。
12月15日，在重申自己是“孙逸仙信徒”、并呼吁“国民党的统一”后，蒋介石黯然宣布下野。随后，他在中山陵下又徘徊了一周。12月23日，他带着一群侍从幕僚，包括其私人秘书邓文仪，回到故乡奉化溪口镇，开始“寄情于山水间”。
12月底，一群群趾高气扬的军阀、政客涌入南京。在接二连三无休无止的坐地分赃、妥协平衡、口是心非后，一个注定短命的新政府出现了。“西山派”元老林森任主席，“太子”孙科负责组阁，汪精卫则接管党务。
孙科内阁在1932年惨淡的元旦钟声里开张了。但这是一个无人寄予希望的内阁。宁粤分裂，七省大水，满洲沦陷，空前学潮，瑞金独立，宁都哗变……短短半年时间，如此巨创沉疴，它使中华民国奄奄一息。
雪花无声地覆盖着二郎庙，覆盖着那栋两层、六间的木屋的时候，几百里外的溪口小镇，此时却是晴天。
蒋介石漫步在溪口小镇的山野间。在淡淡的冬日阳光下，远处的牛、田野，敬畏地驻足的乡民，以及更远处的南京，都在他的视野之内。
此时，在这片熟悉的田土上，心境渐渐平和的蒋介石，是不是意识到了“下野”对他的好处？政治上，有时退一步海阔天空。半个月前，当他迫于压力、宣布“引退”，回到溪口小镇时，他恰恰避开了民众的反对、广州的明枪、南京的暗箭、满洲的风潮。他的这次下野只有短短的47天，自这次短暂下野，以后的10多年时间，不会再有哪个国民党力量能够对他形成挑战了。
同时，在宁静的溪口，不时有乡亲，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