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黑马驹李进家里来也不满意，当大人呵斥他住嘴的时候，竟大哭起来，害怕把他当作一个不合格的坏孩子送回婴儿商店。在他的观念中，他一出世便从那儿送到父母的家里来了。他把内心中真诚的恐怖说给周围的人听，但他这些可爱的荒唐话并没有产生通常的效果。大人们在别人家里显得拘束，动作比平时急促，不声不响地想自己的心思，于是舒罗奇卡生气了，像保姆们常说的那样，发蔫了。大人们照顾他吃了饭，好不容易才哄他睡下。后来他睡着了。米库利钦家的女仆乌斯季妮姐把纽拉带到自己屋里用晚饭，并向她诉说这一家的秘密。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男人们被请去喝晚茶。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求允许他们离开一会儿，到台阶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多少星星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外面很黑。岳父和女婿相隔两步，彼此却看不见。窗内的一道灯光从他们背后住宅的一个角落里射入峡谷。在这道光柱中，沐浴在潮湿清凉空气中的树丛、树木以及其他一切看不清的东西，变得膜增俄俄。亮光没照着谈话的人，更加深了他们周围的黑暗。
“明天早上得看看他们打算让我们住的地方，如果能住人，我们就马上动手修理。等我们把住的地方整理好了，他也解冻了。那时，我们就要不失时机地翻畦了。我听见他在谈话中好像答应给我们点马铃薯种。是不是我听错了？”
“他答应了，答应了。还有别的种子。我亲耳听见的。他让我们住的地方，咱们穿过花园的时候我看见了。您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正房后面被尊麻遮住的那几间房子。木头造的，可正房是石头盖的。我在大车上还指给您看来着，记得吗？那儿开畦才好呢。那里曾经是花圃。我从远处觉得是那样。也许我看错了。还得修一条小路，旧花坛的土地一定上足了肥，腐殖质非常丰富。”
“我不知道，明天看看再说。地上准长满了杂草，像石头一样硬。房子周围大概有个菜园。也许那块地方保留下来了，空闲着。明天就全清楚了。早上还会有霜冻。夜里一定有寒气。我们已经抵达了，多大的福气啊。为此我们应该互相祝贺。这儿不错。我喜欢这儿。”
“这儿的人非常可爱。特别是他。她有点装腔作势。她对自己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她不喜欢自己身上的什么东西。所以，她要噪噪不休地说那些过于殷勤的废话。她好像急于把你的注意力从她的外表上引开，免得产生不利于她的印象。就连她忘记摘掉帽子，把它背在背后，也不是出于粗心大意。这样对她很相称。”
“咱们进屋吧。咱们在这儿呆的工夫太长，主人会见怪的。”
主人们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在灯火明亮的餐厅里，坐在吊灯下的圆桌旁喝茶。岳父和女婿到他们那儿去的时候，穿过管家漆黑的书房。
书房的墙上有一扇同墙一样宽的窗户，是用一整块玻璃镶成的，正好耸立在一道峡谷的上边。从这扇窗口可以鸟瞰远方峡谷外的平原。瓦克赫拉着他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医生就注意到这个窗口了。窗前摆着一张同墙一样宽的桌子，不是供设计师就是供绘图员使用的。桌上横放着一支枪，枪的左右两边空着很大的一块地方，足以显得桌子之宽了。
现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经过书房的时候，又注意到视野开阔的窗户，桌子的宽大和它的位置，陈设华丽的房间的宽阔。当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走到饭厅茶桌跟前的时候，他首先向主人表示惊叹的是：
“你们这儿太好了。您有一个能促使人劳动、激励人工作的多么好的书房啊。”
“您愿意用玻璃杯还是茶杯？喜欢淡点还是浓点？”
“尤罗奇卡，你瞧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儿子小时候做的立体镜多好啊。”
“他到现在也没长大，还没成熟，尽管他为了苏维埃政权从科木奇手里夺回了一个又一个地区。”
“您说什么？”
“科木奇。”
“什么是科木奇？”
“这是为了恢复立宪会议权力而作战的西伯利亚政府的军队。”
“我们整天不停地听到对令郎的夸奖。也许您真能以他为骄傲。”
“这些是乌拉尔的风景照片，是双重的，立体的，也是他的作品，是他用自制的镜头拍摄的。”
“小饼里摘了糖精吧？饼干真出色。”
“嗅，哪儿是啊。这么偏僻的地方，哪儿来的糖精？纯粹的白糖。我刚才还从糖罐里给您往茶里加了糖呢。您难道没看见？”
“对了，真没看见。我欣赏相片来着。菜好像是真的？”
“花茶，自然是真的了。”
“从哪儿弄来的？”
“有那么一种魔术台布，一铺上它就什么都有了。一个熟人，当代活动家，信仰非常左，是个省经委会的正式代表。从我们这儿往城里运木头，靠这点交情送给我们米、黄油和面粉。西韦尔卡（她这样叫阿韦尔基），西韦尔卡，把糖罐推到我跟前来。现在请回答我一个问题：格里鲍耶阳夫是哪一年逝世的？”
“他好像生于一七九五年，但哪一年初被打死的就记不清了。”
“再来点茶？”
“谢谢，不要了。”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告诉我，奈梅亨和约是哪一年和在哪几个国家之间签订的？”
“得啦，列诺奇卡，别折磨人啦。让他们消除消除旅途疲劳吧。”
“现在我想知道放大镜一共有多少种，影像在什么情况下是真实的和变形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的和倒的？”
“您哪儿来的这么多的物理学知识？”
“尤里亚金有位杰出的数学家。他在两所中学——男校和我们那儿上课。他讲得多好啊，多好啊！像上帝一样！有时候都嚼烂了才放进你嘴里。他姓安季波夫。同这儿的一位女教师结婚了。女孩子们都为他着了迷，全爱上他了。他自愿上了前线，从此就没回来，被打死了。有人说仿佛上帝的鞭子，上天的惩罚，这里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委员就是复活了的安季波夫。当然是神话了。不像真事。可是谁又说得准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再来一杯吧。”
瓦雷金诺
到了冬天，尤里·安得烈耶维奇的时间多了，他开始记各种类型的札记。他在札记本上写道：
多么美的夏天，夏天多美丽！
这简直是魔术般的神奇。
我问你，它为什么令我们念念不忘，
这样地没有原因？
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
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
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
自己的世界。
当你的双手忙于使肌肉发胀的体力活儿的时候，当你
给自己规定将报以欢乐和成功、体力适度的任务的时候，当
你在开阔的天空下，呼吸着灼热的空气，一连六小时用斧子
钦木头或用铁锹挖土地的时候，多少念头闪过你的脑海，在
你的心里又诞生多少新鲜的想法！而这些思绪、揣测、类比，
没记在纸上，转眼就忘了，但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用黑色的浓咖啡和烟草刺激衰弱的神经和想像力的城市中的隐士，你不会知道最强大的麻醉剂存在于真正的需要里，存在于强健的体魄中。
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论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我们的例子是有争议的，不宜由此而作出结论。我们的经济属于另一类型的组合。只有蔬菜和土豆，我们经济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其余的一切都有其他的来源。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我们违背国家政权制定的核算，擅自使用土地。我们到林中砍伐木材，更是不可原谅的盗窃行为，因为我们是盗窃国家的——先前是克吕格尔的财产。米库利钦纵容并庇护了我们，他们过着差不多同样方式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地理位置救了我们，幸运得很，城里对于我们干的勾当暂时还一无所知。
我放弃了行医，对我是医生这件事讳莫如深，因为不想限制自己的自由。可总会有那么一位住在老远地方的善良的人，打听出瓦雷金话来了一位医生，便赶上三十来里路，到这儿来找我看病。这个带着母鸡，那个带着鸡蛋，第三个带着黄油或者别的东西。我不管怎么对他们说不收报酬，可仍然无法拒绝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相信看病不要报酬。这样，行医也有些收入，但我们和米库利钦一家的主要支柱还是桑杰维亚托夫。
我简直猜不透，这个人身上包含着多少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真心拥护革命，并且完全没辜负尤里亚金市苏维埃对他的依赖。他凭借手中强大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征用瓦雷金诺的木材，把它们运走，甚至用不着对我们和米库利钦家说一声，而我们也一点奈何他不得。另一方面，要是他乐意盗窃国家资财，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D袋装满，也不会有人出来吭一声。没有人可以同他分肥，他也用不着向任何人送人情。那又是什么促使他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一家，支援区里所有的人，比如，托尔法纳亚车站的站长呢？他整天东奔西跑，老给我们送点什么东西来；他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来同样津津有味，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不把生活毫无必要地弄得如此复杂和失调，他准会活活闷死。几天之后医生又写道：
我们搬进老宅子后面那两间木头房子里。这两间房子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小的时候是克吕格尔指派给特殊用人——家庭裁缝、女管家和已经干不了活的保姆住的。
这个角落已经破旧不堪了。我们很快就把它修理好了。我们在行家的帮助下改修好了连着两间屋子的炉子。现在，改修过的烟道，散发出的热气更多一些。
在曾经是花园的地方，先前地面上的痕迹已经淹没在到处生长着的新植物下面了。现在是冬天，周围的一切都已死亡，活的东西再也遮掩不住死的东西，被雪掩埋住的过去的面貌，便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今年秋天干燥、暖和。我们来得及在雨季和严寒到来之前把土豆挖出来。除了还清米库利钦的之外，我们还收获了二十袋土豆。所有的土豆都收藏在地窖中最大的粮囤里。上面，地面上，盖了一层干草和几条破被子。东尼任脆的两桶黄瓜也放进地窖里，还有两桶她渍的酸白菜。新鲜的卷。心菜一对对地系在一起挂在房梁上。准备过冬的胡萝卜埋在干沙子里。沙子里还埋着收获得相当多的萝卜甜菜、芜青，而阁楼上还堆放着不少豌豆和青豆。草棚里存放的柴火够烧到明年春天。我喜欢在清晨时分或冬日黄昏，手里举着一盏微弱得马上就要熄灭的灯，去揭开地窖的小门。门刚一打开，一股根茎、泥土和雪的温暖气息便扑面而来。
当你走出草棚的时候天尚未破晓。门吱地响了一声，你不由得打个喷嚏，或者不过是雪在脚下发出的咯吱声，而从远处菜畦里，从竖立在积雪上面的白菜茎下，突然跳出几只野兔，急忙向四外逃窜，在周围的雪地上留下纵横交错的宽大的足迹。附近的拘一条接一条叫起来，狂叫了好半天。最后的几只公鸡刚才已经啼过，现在不啼了。天已微微发白。
除了野兔的足迹外，在一望无际的覆盖着白雪的平原上，还有山猫穿过的足迹，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像一条条穿起来的线，印在雪地上。山猫走路跟猫一样，脚掌一个接着一个，并且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夜能走好几俄里。
人们为了捕捉山猫挖掘了陷附，这儿管陷阱叫捕兽坑。可是掉进去的不是山猫而是灰兔，等到把它们从陷阶里取出来的时候，都冻得硬邦邦，快让雪埋住了。
刚来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是很艰难的。我们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现在，冬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还得感谢供给我煤油的安菲姆，使我什1能够围着煤油灯坐在一起。女人们缝纫或者编织，我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出声地读书。生着了炉子，我作为一个公认的管炉子的好手，负责看管炉子。我要及时关上风门，以免放走热气。要是有块没烧透的木头压住火，我就把它取出来，夹起这块冒着烟的木块跑出屋门，朝雪地里使劲往外一扔。它像一个火星迸射的火炬从空中飞过，照亮了沉睡的黑糊糊的花园以及银白色的四角形的草地。木块发出吱吱的声音，落进雪堆里，熄灭了。
我们一遍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人《叶南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我们阅读斯汤达尔的《红与黑》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俄译本，还有克莱斯诗的短篇小说。春天临近的时候医生写道：
我觉得东尼娘怀孕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不相信我的话，可我对此毫不怀疑。在不容置疑的症候出现之前，不易察觉的先期征兆是骗不了我的。
女人的脸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她变得难看了。但先前完全置于她控制之下的外表，现在脱离了她的监督。她受到她所孕育的未来的支配，而她已经不再是她本人了。这种摆脱她的控制的女人外表便具有一种生理上恫然若失的形态。处在这种形态中，她的脸失去了光泽，皮肤变得粗糙，眼晴并不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放出异样的光彩；仿佛她管不了这一切，只好听其自然了。
我同东尼妞从未疏远过。而这辛劳的一年使我们更加亲密了。我注意到她是何等麻利、强健和耐劳，又多么会安排活计呀，在两种活计交替的时候她尽量不浪费时间。
我总觉得，每次受孕都是贞洁的，在这条与圣母有关的教义中，表达出母性的共同观念。
但是每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