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权力和政府管理不当”，因为我们使用PCB 是合法的，而且我们有该州的排放许可。
现在，我卷进去了。我和阿特与环境保护部司法行政长官彼得·伯利（Peter
Berle ）—后来伯利当上了国家奥杜邦协会（National Audubon Society）的主席，
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环境保护部的那个听证会官员名叫阿贝·索弗（Abe Sofaer），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帮助我们进行协调。我们同意向一个河道清理基金
支付350 万美元，支持对PCB 的研究并停止使用该化学物质。纽约环境保护部同意
因此不再另外追究我们对哈得孙河的进一步责任。
我和伯利最后签署了解决协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登了
我们两个人的照片（见下页），下面的标题是《GE与州里的PCB 协议被誉为解决其
他污染问题的指南》。《纽约时报》引用索弗的话说，这一解决办法是“解决连带
责任案例中的成功先例”。州长休·凯里（Hugh Carey）后来主动提出要喝一杯哈
得孙河里的水，以表明他相信河水没有被污染。
1976年9 月8 日的这份协议甚至要求州政府，如果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保护
公共健康和资源的话，可以找联邦政府获得资金。这一点在协议的第3 页写得清清
楚楚：“本协议规定的就哈得孙河含有PCB 而采取补救措施的资金，如果出现该资
金不足以确保对公共健康和资源的保护之情况，则环境保护部将竭尽全力从GE之外
的渠道获取额外所需资金。上述之‘竭尽全力’包括环境保护部应制定一个获取这
些资金的行动计划，包括尽可能迅速地向联邦机构或其他资金来源渠道提出申请。”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协议的基础是动物研究。我想知道PCB 是否会导致人类罹患癌症，以及我们的
工人是否有危险。我知道，如果公司资助的某项研究要具有任何可信度，我必须请
来我能够找到的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于是，我去见欧文·谢利科夫（Irwin Selikoff）
博士，当时他是西奈山环境医学院院长。谢利科夫自从发现接触石棉可能导致肺癌
以后，已经成为环境方面的权威人物。他仔细地倾听着我的请求。我问他能否到我
们的工厂去，研究一下接触PCB 最多的GE员工。多年来，这些员工整天的工作都是
与PCB 打交道。
我给予谢利科夫完全接触我们的员工的权力。他组织了一支研究队伍，并在我
们设在爱德华堡的工厂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谢利科夫首先检查了来自GE两个工厂的
300 多名自愿人员。他的那项最终于1982年完成的研究使我确信，PCB 不会致癌。
谢利科夫对死亡率的研究发现，在接触PCB 达30年的工人当中，没有一例因肺
癌死亡或出现其他严重副作用。一般情况下，按照他所研究的人口数量—即便是从
来没有接触过PCB 的人口计算，至少可以预计有8 例会死于癌症。
能屈能伸（5）
还有一些科学家研究了大量接触PCB 的市政工人和西屋电气员工。政府的国家
职业安全与健康学院（NIOSH ）的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mder Smith ）博士就
他1982年的研究工作做出了最简明扼要的总结。他写道：“如果存在因接触PCB 而
出现的人类健康受损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预计在接触PCB 最多的人群中应当最容
易发现这种情况。但是，在所有发表的职业病或流行病研究报告（包括我们的研究
报告）中，没有一份表明职业性接触PCB 与任何健康受损的结果有任何关联。”
关于PCB 的问题在很早以前的两次虚惊事件中就已经提出来了。第一次是在20
世纪30年代，当时有一种叫做光蜡（Halowax ）的化学混合物含有PCB ，导致了一
种严重的粉刺症状，而且在有些病例中导致了肝部疾病而致死亡。有一位哈佛科学
家研究了这一事件后第一次报告说，PCB 是这种混合物中毒性最大的组成部分。
但是，在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后，他于1939年纠正了自己的观点，说PCB “几
乎是无毒的”。不幸的是，他的自我纠正几乎没有得到认可。将近40年后，到了1977
年，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学院编写的一份政府报告声称，光蜡经验“继续被错误地引用”。
即使到了今天，如果某个记者来电话，声称认为自己在那些光蜡事件中发现了
一些科学家和政府都拒绝相信的新的“爆炸性证据”的话，那你绝对不必感到惊讶。
另一场虚惊是1968年发生在日本的油病（Yusho ）事件。大约有1 000 人在烹
调中使用了一种从稻壳提炼的素油之后，出现了严重的粉刺和其他症状。当人们在
这种油中发现了PCB 后，该事件就被称做“PCB 油病”。
但是，日本科学家后来分析发现，这种油还有含量很高的另外两种氯化物，都
是PCB 的高温副产品。他们还检查了日本电气工人，发现他们血液内的PCB 含量高
于油病患者。但是，这些工人并没有生病。当科学家们给猴子注射PCB 和另外两种
化学物质时，他们的结论是，导致油病事件的不是PCB ，而是那另外两种化学物质。
正是由于这些虚惊事件，美国研究员雷纳特·金布罗（Renate Kimbrough）博
士开始为美国政府首先在老鼠身上进行PCB 实验。金布罗博士发现，被大量注射PCB
的老鼠，肝部的肿瘤增大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大量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当时
她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工作，后来又在环境保护署工作。正如我1975年需要谢利
科夫那样具有无可争议的正直感和资历的知名科学家来重新研究PCB 一样，这一次，
在1992年的4 月，我们请金布罗博士承担这个使命。
在公司内部，我们的PCB 工作由史蒂夫·拉姆齐（Steve Ramsey）负责。拉姆
齐曾经是司法部环境执法部门的负责人，现在负责GE的环境和安全工作。他和GE的
一位科学家史蒂夫·汉密尔顿（Steve Hamilton）博士知道，批评家们对GE资助的
研究还抱有怀疑态度。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对金布罗项目和其他研究
进行平行审查。该委员会由美国政府和学术研究人员组成，由国家癌症学院的前任
院长阿瑟·厄普顿（Arthur Upton）博士领导。
金布罗研究了1946~1977 年期间在哈得孙瀑布和爱德华堡的两家GE生产厂工作
的几乎所有雇员。我们聘请了私人侦探，通过工资记录和过去的电话号码簿对其中
的一些工人进行跟踪调查，还检查了死亡证明书。调查研究涉及的过去和现在的员
工总数约7 705 人。
1999年，金布罗博士提交了一份惊人的报告。因各种癌症而死亡的GE工厂员工
比率相等于或远低于总人口和当地人口的相应死亡率。
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作为对金布罗研究工作的审查，环境保护署请南加利福
尼亚大学诺里斯综合癌症中心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发表意见。在他写给环境保护署风
险方法组负责人的信中，托马斯·麦克（Thomas Mack ）博士是这么说的：“我发
现金布罗的报告结构组织得很好，分析很恰当，解释得也很不错。跟踪调查工作是
完整的……我的结论是，报告中的总结是合理的。我认为，降低PCB 的优先级别是
适宜的。”
我们是在一次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请求后，从环境保护署文件档案中才知
道麦克的观点的。他的最后一句话表露了他的心迹：“我相信这对你不是十分有用，
但是，我只能做到这些。”
我怀疑，如果我们没有运用法律手段从环境保护署那里把这封信挖出来的话，
它是否能够重见天日。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中，GE被描述成自哈得孙瀑布和爱德华堡生产厂向哈得
孙河“倾倒”PCB 的不负责任的大公司。
事实是，我们从来没有“倾倒”过PCB 。PCB 的应用是由消防和建筑规范决定
的，因为PCB 解决了长期存在于电气设备中的问题。过去使用的绝缘材料容易失火，
可能会引起爆炸，而PCB 被认为是一种救命的化学物质。纽约州批准了我们的PCB
排放，并因此签发了许可证。
我们的批评家们在把PCB 用做攻击的靶子时，又是怎么说我们的呢？
首先，他们说GE的“超级基金”场地比任何其他公司都要多（1980年，国会通
过了一项法律，要处理过去存放垃圾的场地。该法律被称为超级基金法案）。言下
之意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这种场地我们的确有很多，确切地说是85处。但是，
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我们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规模。GE创建于1892年，我们拥有的工
厂和工厂坐落的城市数量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多。我们像大多数其他公司一
样，合法地处理我们的垃圾，需要时均获得了政府的许可。
能屈能伸（6）
在大多数超级基金场地，GE的责任低于5％，剩余的责任属于其他几十个机构，
包括城市、其他公司和垃圾运输公司。GE认真地担负起了自己在这些场地的责任。
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们花费了将近10亿美元来清理垃圾。
批评我们有这些场地，就好比批评某人长了白发。白发与秉性毫无关系，它说
明的只是年龄问题。
另一种常见的指责是说我们在向超级基金法案提出质疑，以便逃脱清理的责任。
是的，我们的确曾经对这项法案的一部分提出过质疑，然而美国人似乎习惯于进出
法庭，无论是交通违章还是谋杀案件。
但是，当环境保护署颁布超级基金法案时，事情却不是那样。根据法律，我们
实际上只有一个选择：依法行事，否则就将付出3 倍的代价和每日的罚款。法律授
予环境保护署无限制颁布法令的权力。你在被勒令做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听证的
机会；你的听证机会要等到许多年之后，而且届时还要看环境保护署是否告诉你工
作已经完成了。
这是一种“先斩后辩”型法律。
我们认为那是错误的。我是一名化学工程师，不是宪事律师，但是，我无法理
解根据我们的宪法该法律怎么会成立，因为它剥夺了你要求适当程序的权利。环境保
护署的河道疏浚提案就是利用了这个法律。
如今，环境保护署说哈得孙河可以安全地游泳、划船、趟水玩耍并用做饮用水
水源，秃鹰和其他野生动物在哈得孙河谷大量栖息。政府的疏浚提案依据的是一项
疯狂的风险检测：
如果一个人连续40年每星期吃半磅鱼，那么这个人患癌症的机会将增加千分之
一。换句话说，你要是一年吃52餐并吃上40年，几率的增长幅度也不过是千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不理智地得出结论说，这个风险实际上略低于我们的呼吸？
我们不用理会哈得孙河鱼被禁止食用20年这个事实，也不去理会从1977年以来
河水和鱼身上的PCB 含量已经下降了90％ 的说法；20多项研究—其中大多数完全独
立于GE之外，均表明PCB 与癌症之间没有关联。到了最后，我们发现在同样接触PCB
的情况下，在老鼠身上发生的事不会发生在人类身上。现在，鱼身上的PCB 含量水
平已经下降到百万分之三至百万分之八，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说鱼类市场的安全标
准是百万分之二。
请设想一下环境保护署议案的工程规模。他们提议从哈得孙河清除80亿磅淤泥，
以获取大约10万磅的PCB 。为此，疏浚工程每年需要6 个月的时间，每星期6 天，
每天24小时连续工作，需要大约50艘船日夜在河里忙碌，同时需要数英里的管道来
输送PCB 。
环境保护署建议沿河建设工厂烘干淤泥，然后用成千上万辆卡车和有轨机动车
运走。淤泥清出之后，环境保护署的提案建议将20亿磅砂石填回到河里。潜水员要
重新种植因疏浚工程而毁坏的100 万株水生植物。
所有这些都完成之后，疏浚工程还是不能从哈得孙河清除PCB 。填埋的PCB 会
流入河的下游，需要进行二次处理。
想像一下某人提出一项从哈得孙河清除任何东西的商业计划。要挖开河岸，要
破坏生态系统，要砍伐树木以便拓宽穿过农场和院落的道路，方便运走他们想清理
的东西。
那将是个环境灾难。
为什么有人要拿哈得孙河开刀呢？环境保护署自己在1984年就否决了疏浚计划，
声称会毁灭生态系统。从那以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除了政治以及鱼身上的PCB
含量减少了90％ 这个事实。
GE在研究、调查和清理方面已经花费了两亿多美元，从老设施中排放的PCB 已
经从每天5 磅（2。27千克）减少到每天3 盎司（约0。085 千克）。我们相信现在已
经拥有了相关技术，可以将每天的渗漏减少到零。通过源头控制，外加河里的自然
沉淀作用，鱼身上的PCB 含量能够减少到疏浚工程可能得到的水平，而且不需要二
次处理，也不需要破坏哈得孙河。
环境保护署提案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没有分析是否有破坏性较小的替代方案。
这不是钱的问题。只要能将事情做对，我们愿意付出任何数目的资金。
为了将情况告诉给哈得孙河上游的人们，并解释我们为什么反对疏浚工程，我
们花费了1 000 多万美元开展了一场信息运动。此举也引起了争议。关于该运动中
所发布的信息，人们并没有什么异议。活动家们认为我们应当保持沉默，让做什么
就做什么。
在披露事实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民意测验表明，从华盛顿到达奇斯县
的哈得孙河上游的人们反对环境保护署疏浚提案的比率为3 比1 ；哈得孙河上游反
对疏浚工程的当地政府和机构超过60％ 。环境保护署在做出最后决定以前，应当听
一听受他们议案影响最大的人们的意见。
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有关PCB 、人类健康和科学的问题，不是关于
怎么做才对哈得孙河最有利，而是一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