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打赌，我们在新闻上发生争议。在楼道里，哈里总会无情地嘲笑我，不是因为红
袜队的事揶揄我，就拿我日渐稀少的头发开玩笑。
哈里在我的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他在我整个研究生学习中指导了
我。我需要这种帮助。在伊利诺伊，我不如布鲁克林理工、哥伦比亚大学或明尼苏
达大学的同学准备充分。所以在我的第一学年里，我同样也是挣扎着通过的，我必
须为我的成绩而奋斗。我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明星。
1958年，我完成了在伊利诺伊的第一学年，本来可以硕士毕业了，但当时整个
国家经济不景气。没有20份工作等着我，只得到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在塔尔萨附
近的俄克拉荷马石油精炼厂，一个是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乙基公司（Ethyl ）。
在去乙基公司面试的飞机上，我和我伊利诺伊大学的伙伴在一起，这时发生了一件
事情。一位空中小姐过来对我说：“韦尔奇先生，想喝点什么吗？”然后她转过去
对我的同事说：“加尔特纳（Gaertner）博士，想喝点什么吗？”
建立自信（6）
我觉得加尔特纳“博士”比韦尔奇“先生”听起来悦耳多了，而我需要做的只
是在学校再待上几年罢了。所以我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决定留在校园里继续攻读
我的博士学位。这样做有好处，因为市场不景气，而且我非常喜欢我在伊利诺伊的
教授们，特别是德雷克莫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吉姆·威斯特沃特（Jim Westwater ）
博士。 在研究院，特别是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生活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
早上8 点来，
晚上11点回家。有时候我仿佛觉得人们是以你灯亮的时间来判断你的。我的论
文主要是写蒸汽供应系统中的凝结问题，所以我会花数小时气化水并观察气化水在
一个铜盘上凝结。
日复一日，我用高速照相机拍摄表面上凝结的水滴的几何图案，我从这些实验
中推导出了热传导方程。可笑的是，写一篇毕业论文让一个人完全沉迷于其中，还
以为自己是在做诺贝尔奖工作哩。
在吉姆·威斯特沃特的强有力支持下，我只用了3 年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几乎比所有的人都要快，因为一般说来，一个典型的研究生需要四五年时间才能获
得博士学位。我根本不是攻读学位的天才人物。为了学位所要求的两门外语的达标，
有一年暑假我连续3 个月都在学习法语和德语。我走进考试的教室，把脑袋里的东
西往外倒。我往脑子里灌输的所有东西都从脑袋的另一边倒了出来。我倒是顺利通
过了考试，但是如果一周后你再问我一个法语或德语单词，我肯定答不出来。我的
“知识”在我交上考卷后，立即就被清空了。
尽管我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是我可以集中精力去完成工作。有很多更聪明的
学生完成他们的论文有困难，他们得不出一个结论，而我则完全是因为急躁的性格
帮了我。
我一直觉得化学工程是商业职业所需要的最好的背景之一，因为课堂作业和必
需的论文都教给你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许多问题都是没有限定答案的，真正重要的
是你的思维过程。一道典型的考试题可能会像这个样子：一个滑冰者重150 磅，在
冰面上溜8 字花样，冰层厚一英寸。温度每10分钟升高一度，一直升到40度，同时
风速是每小时20英里。那么这个滑冰者什么时候会掉进冰里？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这对于大多数商业问题来说也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帮助你更为接近事物阴暗的
一面，很少会有非白即黑的解答。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商业中对嗅觉、感觉和触
觉的要求和数字一样重要，有时甚至重于数字。如果我们一定要等待完美答案的话，
则会错过整个世界。
等到1960年我离开伊利诺伊时，我已经可以肯定什么是自己喜欢的，什么是自
己想要做的，还有同等重要的就是，什么东西是自己不擅长的。虽然我的专业技术
还算可以，但无论如何我都不是最出色的科学家。和我的很多同学相比较，我的性
格比较外向，我属于那种喜欢人胜过喜欢书、喜欢运动胜过喜欢科技发展的人。我
认为对于一份既涉及技术又涉及商业的工作，这些能力和兴趣将是非常适用的。
我的这种体会有一点像昔日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运动员，
但远非是非常出色的。我想做的一些事情使得我和绝大多数博士有所不同。他们一
般都会步入大学的课堂去授课，或者到实验室去做实验。我曾经不很认真地考虑过
教书，甚至接受了锡拉丘兹大学和西弗吉尼亚大学的面试，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放
弃这种选择。
除了学位、长久的友谊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伊利诺伊还给了我另外一样东西
：一位了不起的妻子。我第一次看见卡罗琳·奥斯本（Carolyn Osburn）是在学校
的天主教堂里，那时是四旬斋（复活节前40天），我和她都在那里做弥撒。不过直
到一个共同的朋友在市中心的酒吧里介绍了以后，我们才算真正认识。
卡罗琳身材修长，漂亮、练达、聪慧。她以优异的成绩从玛丽埃塔学院毕业，
并且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每年1 500 美元的奖学金，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9年
1月在篮球赛上第一次约会以后，我们就形影不离了。5个月后，我们订了婚，并于
11月21日，也就是我过了24岁生日后的两天，在她的故乡伊利诺伊的阿灵顿结了婚。
我们蜜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驾着我的大众车穿越乡村、进入加拿大，去接受几
份工作的面试。非常幸运，我得到了好几个工作机会，但其中只有两个比较合适：
一个是在得克萨斯州贝汤的埃克森公司（Exxon ）研发实验室工作，一个是在马萨
诸塞州匹兹菲尔德的GE新化学开发部门工作。
GE邀请我去匹兹菲尔德，在那里我遇到了丹·福克斯博士（Dan Fox ），他是
负责公司新化学构想的科学家。这份工作非常吸引我。开发小组的规模比较小，主
要是从事新塑料的研制工作。我觉得能够回到马萨诸塞很好。福克斯就像我以前的
教授一样，给我的印象是睿智而且值得信赖。在福克斯身上，我看到了一名教练和
楷模的风采，他能使每一个和他共事的人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在GE，福克斯已经是一个英雄人物了，因为他为公司发明了历新（Lexan ）塑
料。GE在1957年就开始销售历新了。这种产品是玻璃和金属的替代品，应用范围非
常广泛，从电热咖啡壶到超音速飞机机翼上的轻型涂料，几乎无所不包。
和其他发明者一样，福克斯早已准备好着手下一个项目了，他希望能够率先研
制出一种叫做PPO （Polyphenylene oxide ，聚苯撑氧）的热塑产品。他告诉我PPO
将会是下一代的伟大产品。他向我描述了这种产品无可匹敌的耐高温特性，还说这
种产品甚至可以替代热水铜管和不锈钢医疗器械。他告诉我说，我将是第一个负责
把塑料从实验室里拿出去投入生产的员工。于是在一周之后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1960年10月17日上班的第一天，我马上就感到失望了。
脱颖而出
1961年，我已经以工程师的身份在GE工作了一年，年薪是10 500美元。这时，
我的第一位老板给我涨了1 000 美元。我觉得这还不错，直到我后来发现我们一个
办公室中的四个人薪水居然完全一样。我认为我应该得到比“标准”加薪更多的东
西。 我去和老板谈了谈，但是讨论没有任何结果。
沮丧之际，我萌生了换工作的想法。我开始浏览《化学周刊》（Chemical Week）
杂志和《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上的“招聘信息”栏目，希
望能够早日离开这里。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大组织最底层的“旋涡”之中。我想
出去。不久，我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是一家设在芝加哥的国际矿物及化学公
司（International Minerals & Chemicals），离我岳母的住所不远。看来这是一
次抽身的机会。
这次早已预先确定好的标准的工资浮动使我看到了这家公司的吝啬，这是致使
我感到愤怒、想离开的一部分原因。当初GE招聘我的时候，这家公司给人的感觉是
到处铺满了红色的地毯，给人以无限的希望。他们说我正是他们开发新型塑料产品
PPO 的合适人选。
当我和卡罗琳来到马萨诸塞州匹兹菲尔德时，我幻想至少还有一点这种诱惑人
的待遇条件继续存在。我们来到GE时，口袋里只有一点零钱。我们开着那辆褪色的
黑色大众，跋涉950 英里从伊利诺伊来到GE。当我于1960年10月加入GE的时候，正
好赶上当地的工会罢工。为了躲开罢工纠察线，我在一个当地仓库里以“流水线开
发专家”的名义报到工作。
马上，我的新老板伯特·科普兰（Burt Coplan ）宣告了这段蜜月期的结束。
科普兰是一个40出头、身材瘦削的开发部经理，他问我和我的妻子是否已经在城里
找到了寓所。当我告诉他我们现在住在当地的旅馆时，他说道：“这个，你知道，
我们不负责解决这种问题。”
我几乎不敢相信。如果这不是我工作的第一周，也许我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
不过我不会再多说这件事。科普兰在面试我的时候比现在和蔼可亲。事实上，他也
是个挺不错的人，他只是把处处节省看成了自己的工作。
他的行为使得GE看上去好像正处于破产的边缘。
我到GE来所抱的幻想全部破灭了。我们搬出了旅馆。我住进了一家更便宜的汽
车旅馆，而让妻子到塞勒姆和我母亲住了几个星期，直到我们找到了一家公寓。最
后，我们搬进了第一大街一栋木质结构的二层房子，住在一层的一套小公寓里。那
栋房子的女房东对暖气过于吝啬，所以我们不得不敲墙请求房东升高自动调温器的
温度。即使这样，她还总是隔着纸一般薄的墙对我和卡罗琳喊道：“穿件毛衣！”
为了给这个地方配点家具，我的父母给了我们1 000 美元，让我们买了一张沙发和一张床。
第一年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糟糕。也有一些我很喜欢的事情：我可以
有一个自主的环境为PPO 的研制而设计和建立一个崭新的实验工厂，而且我还很喜
欢在一个像小公司的团队中工作。
我和阿尔·戈万（Al Gowan）博士的合作非常密切，他是和我一起加入GE的。
他最早开始用烧杯从事新型塑料的研究，而我主要是设计测试体积较大的塑料产品
用的锅，并在本地的一家机器加工车间制作。我们从零开始，在我们办公室后面的
附属建筑里建立了一个实验工厂。每天我们都进行几次实验，并测试不同的工序。
对于刚出校园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次真正的挑战。
从事像PPO 这种新塑料产品的研究工作，我们需要获得一切能得到的科学帮助。
所以每个月至少有两次，我会开着车到55英里外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的GE的中心研
究与发展实验室，这是PPO 诞生的地方。我会在那里花一整天的时间同研究人员和
科学家们一起工作，并试图激发他们对这种产品潜在用途的兴趣。
当初，中心实验室完全是由公司直接投资的，所以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没有直接
的动力将精力放在商业性的事务上，更不用说什么商业化的东西了。他们无一例外
都喜欢从事高深的科学研究，而现在我想要他们做的是让他们将时间花在一个已经
不是发明研究阶段的产品上。我不是权威，所以只有通过劝说来达到我的目的。其
实非常容易引起塑料的发明者阿尔·海（Al Hay）的注意，当然还有他的几个同事，
但还是有一些人对产品的商业化不感兴趣。
我每次都盼望着能够去研发实验室，因为我觉得“推销”我的项目很有
趣，而实验室是最能提供帮助的地方。这些出差到头来还是比较合算的。每次
出差我都开自己的大众车去，总共需要4 加仑的汽油，每加仑25美分。而由于用自
己的车，GE会按每英里7 美分给我报销。所以每去斯克内克塔迪一次，我的兜里就
会多出7 美元来。这在现在看起来也许很愚蠢，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会为了得到一些
额外的现金立即开车去跑活儿。
尽管有这些好的条件，我还是一天比一天更觉得萎靡不振。那些在第一周发生
的节省小钱的行为仍在继续着。在塑料大街红砖结构的楼房中，我们4 个员工挤在
一间又小又窄的办公室里。只有两部电话，我们必须将就着手忙脚乱地在桌子上递
来递去。每次出差，伯特都会要求我们在旅馆房间里挤住在一起。
对我来说，那“标准”的1 000 美元工资上涨就像谚语中那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所以我去见科普兰，并向他提出辞职。当我正准备开车再次穿过乡村时，科普
兰的上司，一个来自康涅狄格的年轻主管鲁本·加托夫（Reuben Gutoff ）叫住了
我。他邀请我和卡罗琳去匹兹菲尔德的“黄紫菀”（Yellow Aster）吃了一次很长
时间的晚饭。
加托夫并不是一个陌生人，我们曾在几次业务总结会上见过面。我们保持着联
系，因为每次我都能提出一些超出他预期的看法。作为一名初级开发工程师，我给
了他一份详细的成本报告，其中包括了对我们新塑料产品的物理性质的详细分析，
此外，我还给出了对现在世界上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分析，如杜邦（DuPonts ）、
道斯（Dows）和塞拉尼斯（Celaneses ）。这份报告还列举了长期的产品成本，如
尼龙、多丙烯、丙烯酸与我们产品的成本比较。
这根本不是什么意义重大的分析，但是它来自于一个穿着白色实验服的家伙，
就有些非同寻常了。
我想要做的就是“脱颖而出”。如果我仅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