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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集中所带来的另一个决定性特点就是劳动组织的特殊方式，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高度集中、分工严密的企业导致了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在这一组织中个人丧失了其个性，而成为机器中一个可以磨损的齿轮。现代资本主义中人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大批能够协调合作的人；这些人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这些人的口味也是标准化的，既能轻易地受外界的影响，又能被明确地预测。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的人一方面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独立的、不服从于任何权威、原则或良心，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愿意执行命令，按照别人的期望做事，无摩擦地去适应这部社会机器；无须暴力就能指导，无须命令就可指挥，无须目标就可激励——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们要好好干活，表现活跃，发挥职能，不断前进。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现代人对自己、对他人和对自然的异化。他已经被弄成了一件商品，将自己的生命力体验为在既定的市场条件下必须给自己带来最大利润的投资。人际关系在本质上跟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其安全感奠基在跟群体亲密无间的基础上，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同这一群人毫无区别。尽管每个人都尽力同别人亲近，但实际上都是孤独的，充满了危机感、恐惧感和负罪感。这种感觉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得不到克服而造成的。我们的文明提供了各种安慰剂，帮助人们有意识地忽略这种孤独。首先是人们每天都重复着千篇一律的机械性工作，这种程式化的工作帮助他们不再意识到他们最为根本的人类需要，人对超越和统一的渴望。但是，因为单单靠这种工作的程式化还不能达到效果，所以人就通过程式化的娱乐，通过被动地消费娱乐业所提供的声色来克服这种无意识的绝望；还有一种就是通过不断地购买新商品，再把这些商品拿出去跟人家交换这种无聊的行为去克服绝望。事实上，现代人很像赫胥黎在他的《美妙的新世界》（Ｂｒａｖ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一书中描绘的那幅图画：锦衣玉食，穷奢极欲，但就是没有自我，与其他同胞也只有肤浅的接触。其口号正如赫胥黎所简要描述的那样，是“个人要是有所感觉，社会就会骚乱”，或者是“你今天能享受的快活绝不要推迟到明天去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又或者如最高准则所说的“现今人人都很幸福”。今天，人的幸福就在于“玩得开心”。玩得开心就在于消费的满足，在于“得到”商品、影像、食品、饮料、香烟、人、演说、书籍、电影——所有那些被消费和吞噬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合我们胃口的大苹果、大酒瓶、大乳房；而我们则是吃奶的婴儿，永远期待着，却又失望着。我们的性格是跟交换与接受、交易与消费等市场行为相适应的。所有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至于爱情，当然也完全符合现代人的社会性格。机器人是不会爱的，它们只能交换一整套人格品质，想做一笔公平的买卖。在这一异化了的结构中，爱尤其是婚姻最有意义的表现是“团队”的思想。在许多谈及幸福婚姻的文章中，一对能够无摩擦地互相配合的团队被奉为理想形式。这一宣传同社会要求雇员应协调发挥职能的标准并无不同。这个雇员必须“合理地独立”，能够合作，宽容大度，同时又要具有进取心，敢作敢为。因此，婚姻顾问告诉我们说，丈夫应该理解他的“妻子”，并乐于帮助妻子。他应该善意地赞赏她妻子的新装束，也要称赞她做的饭菜。反过来，每当丈夫疲劳不堪、怨气十足地回到家的时候，妻子则应该细心地倾听丈夫抱怨工作上的麻烦事；要是丈夫忘记了她的生日，妻子不应生气，而应该通情达理，理解丈夫。两个终其一生都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像涂了油一样润滑，但他们之间绝不会达到“心与心的关系”。他们总是彬彬有礼，互相迎合，皆大欢喜。
这样的爱和婚姻的概念，实际上是强调寻找一个保护自己免遭不可忍受的孤独感的侵袭的避风港。最后，一个人在“爱”中找到了一个抵御孤独的港湾。找到了一种两人联合对外的同盟，这种二人自我主义被误认为是爱和亲密。
强调搭伴精神，强调相互宽容等等类似的东西，也是最近才发展出来的一种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段时间里，出现了一种关于爱的新观念。就是说，夫妻间的性满足是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特别是幸福婚姻的基础。人们认为造成许多不幸婚姻的根源在于夫妇双方在性生活上没能正确地“配合”；铸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对正确性行为的无知，在于一方或双方都没能很好地掌握性技巧。为了“矫正”这种失误，帮助那些不能彼此相爱的不幸的夫妇，许多书里都给出了关于正确性行为的建议与指导；并且或暗或明地保证，只要性关系和谐了，幸福与爱情就会随之而来。隐含的思想就是：爱是性快乐之子，如果男女双方学会在性生活上满足对方，他俩就会彼此相爱。这一观点正好符合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幻想，即使用正确的技术不仅能解决工业生产的问题，而且同样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人们没有看到，事实正好与此相反。
爱并不是充足的性满足的结果，而性欢乐——甚至掌握所谓的性技巧——正是爱的结果。如果除了日常观察之外非得要用别的什么来证实这一观点，那么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正可以找到丰富的材料。对最经常出现的性问题的研究——妇女的性冷淡、男子的各种或轻或重的精神性阳痿——表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缺乏性技巧，而在于各种各样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使他们不可能去爱。对异性的恐惧、对异性的憎恨是造成这些困难的根本原因；这些困难使他们不能完全放开自己，不能自发地行动，使他们无法在直接而又亲近的肉体接触中相信他的性伙伴。如果一个有性障碍的人能从他的恐惧和憎恨中摆脱出来，他就会获得爱的能力，他的（或她的）性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不能从中摆脱出来，有再多的性技巧也是于事无补。
尽管精神分析治疗的数据已经证明正确掌握性技巧就能产生性欢乐和爱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这一思想的前提——认为爱是男女双方性满足的伴生物——却是大大地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对弗洛伊德来说，爱基本上就是一种性现象。“人们通过经验发现性（生殖器的）爱能给人以最大的满足，因而性爱事实上成为他一切幸福的原型；那么人们就会被激励着去沿着性关系的方向寻求幸福，去把性爱作为他生活的中心点。”兄弟之爱的体验在弗洛伊德眼里也是性欲的结果，但这是一种性本能被转化成了带有“被抑制目标”的性欲。“这种带有‘被抑制目标’的爱从其渊源来看也是一种充满肉欲的爱，一直平静地呆在人的潜意识里”。至于融合感，合一感（“海洋般无限的感觉”）——这种融合感构成神秘主义体验的本质是同他人或同胞紧密结合的根源——则被弗洛伊德称为是一种病态现象，被解释为衰退到一个人早期“无限自恋”的状态。
这仅仅是在弗洛伊德认为爱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现象的观点又进了一步而已。对他来说，非理性的爱与作为成熟人格的表现的爱之间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在他一篇论述移情的爱的论文中，弗洛伊德指出，移情的爱从本质上说同爱的“正常”现象并没什么区别。坠入情网总是濒临不正常（变态），伴随着对现实的盲目和强制，同时也是从童年所爱对象的转移。作为理性现象的爱，作为成熟最高成就的爱，不是弗洛伊德认为值得研究的对象，因为他从未认为这种爱现实存在过。
第三章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爱及其蜕变（2）
但是，如果我们过高地估计弗洛伊德思想对“爱是性吸引的产物”或者不如说“爱跟性满足就是一回事——爱只是性满足在有意识感觉中的反映而已”这种观念的影响，将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来说，因果关系应该颠倒一下才对。弗洛伊德的思想部分地受到１９世纪精神的影响；他的思想又部分地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里的主流精神氛围而得以流行。既影响了弗洛伊德的观念又影响了主流思潮的诸因素中的首要原因，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严格道德风俗的反动。第二个决定弗洛伊德观念的因素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关于人的概念，这种概念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符合人的自然需要，就不得不证明人就其本质来看是竞争性的，是彼此仇视的。经济学家根据人所具有的对经济利益的贪欲，达尔文主义者根据适者生存的生物规律来“证明”上述观点；而弗洛伊德的根据则是：男人为征服所有女性的无限欲望所驱使，只是社会的压力才能迫使他们不再为所欲为。因此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所有的男子都必然是相互妒忌的，并且即使造成这种妒忌的所有社会和经济的原因都一概消失后，这种妒忌、这种竞争的情形也依然存在。
最终，弗洛伊德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１９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模式的影响。人们相信，所有精神现象的基质都可以在生理现象中找到。因此，弗洛伊德就将爱、恨、野心和妒忌解释成各种各样的性本能的产物。他没有看到，基本的现实在于人类存在的整体。首先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一般境况，第二是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生活实践（超越这种类型的唯物主义的最关键的一步是由马克思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完成的。在马克思看来，既不是身体，也不是需要食物或者占有等本能能够作为理解人的关键，理解人的关键在于人的全部生活过程，人的“生活实践”）。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一切本能的欲望如果能得到全面的、不受阻碍的满足，就会造成精神健康和幸福。但明显的临床事实表明，那些全身心投入无限制的性满足的男男女女并没有因此得到幸福。相反，他们甚至常常得忍受精神冲突或精神病的折磨。所有本能愿望的完全满足不仅不是幸福的基础，而且连起码的精神健全都无法保证。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仅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广泛流行，这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强调储蓄变为强调消费，从强调通过节俭获得经济成功变为把消费看作是扩大市场的基础，也把消费看作是那些焦虑不安的、自动化的人的主要满足方式。在性领域，跟在其他物质领域一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费原则已经成为生活的主导。
弗洛伊德的理论符合已过去但并未消失的２０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同最为杰出的当代精神分析学家萨礼文的理论概念作一下比较，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发现在萨礼文的精神分析系统内，跟弗洛伊德的理论正好相反，对爱与性作了严格的区分。
在萨礼文的概念中，爱与亲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亲密是涉及到两个人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能够允许对个人价值的所有方面都给予全面的确认。个人价值的确认要求一种我称之为协作的那种类型的关系。协作关系的意思是说，在两个人追求不断上升的同一过程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明确表达的需要做出明确规划好的调整适应行为。即，越来越接近相互满足，取得不断熟识的安全操作。”如果从萨礼文纠缠不清的描述语言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可以在协作的状态中看到这种爱的本质。在那种情况下，两个人感到：“我们必须根据游戏规则行事，以维护我们的威信、优越和尊严感。”
正如弗洛伊德爱的概念是对１９世纪资本主义时期的父权制下的男性体验的描述一样，萨礼文的描述对应的是２０世纪市场化人格的异化体验。这是一种对所谓“二人自我主义”的描述，他们利益均沾、团结一致以对抗危机四伏的异化世界。事实上，萨礼文对亲密的定义在原则上能适用于任何合作团队；在合作团队里，“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每一个人都得协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其他人所表达出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萨礼文所提到不过是表达出来的需要，而别人至少可以说爱本身就已经隐含着包括对两个人之间未表达出来的需要的反应）。
作为性满足的爱，作为“团体工作”与逃避孤独的港湾的爱，这两种爱都是西方社会中爱情蜕变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由社会造成的病理学的爱情。这种病理爱情有许多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其结局都是对精神的折磨。这些病理形式被精神病学家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称为神经紊乱症。通过下面几个例子可以简明地说明一些常见症状。
造成病态的爱的根源是“相爱的”一方或双方都顽固地依赖父亲或母亲的形象，并把他以前对父亲或母亲怀有的感情、期待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