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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机器人不能彼此相爱一样，他们也不能爱上帝。上帝之爱的蜕变跟人与人之间爱的蜕变同样剧烈。宣称我们正在见证的这个时代宗教必将复兴与事实正好相反。除此之外，别无可言。我们所见到的（尽管有例外）是宗教衰退到一种对上帝的偶像概念；把对上帝的爱转化成了一种适应异化了的性格结构的关系。退回到偶像崇拜的事实是很容易看到的。人们很焦躁，没有原则和信仰，除了走在时代前头之外没有别的目标。因而他们继续保持在孩童的水平，继续希望父母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来帮助他们。
确实在宗教文化中，如在中世纪，普通人也把上帝看作一个帮助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但是，同时他们也很严肃地看待上帝，他们将依据上帝的原则生活看作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情；他们也将“得救”看作所有其他活动都要服从它的至高目标。今天，这样的努力早就不存在了。日常生活跟宗教价值严格分离。日常生活投身于物质享受，以及在人格市场上的获得成功。我们世俗生活的原则是建立在冷漠与自我主义（经常冠以“个人主义”或“个人能动性”的标签）的基础上的。真正宗教文化中的人可以用八岁的孩子做比较：它需要一个拯救自己的父亲，而且他们打算在生活中采用父亲的教导和原则。而当代西方文化中的人，则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当它需要父亲帮助的时候它就哭叫；但是，当它不需要父亲的帮助，能自己玩的时候，它就妄自尊大，无法无天。
我们像婴儿一样依赖一个拟人化的上帝形象，而不是依据上帝的原则来改造生活；在这方面，我们更接近原始的偶像崇拜的部落，而不是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另一方面，我们的宗教状态表明了一些新的、仅仅属于我们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我指的是我在前面那一部分已经说过的话。现代人已经将自己变成了一件商品；将自己的生命力看作是能在市场上取得最大利润的投资；在人格市场上不断考虑自己的状态和位置。他跟自己、跟同胞以及跟自然相异化。他的主要目标是跟一个同样想做成一笔公平的而有利买卖的人做成以他的技巧、他的知识、他的一整套人格品质为商品的划算交易。生活除了生存以外别无目标，除了公平交易以外别无原则，除了消费以外别无满足。
在这种环境下，上帝的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上帝的宗教意义消失殆尽，它已转化成了适应异化文化的成功概念。在最近的宗教复兴中，信仰上帝已经变成了一种使人更能适应竞争斗争的心理工具。
宗教信仰已经跟心理暗示以及心理治疗结合起来，以便在商业行为中能够对人有所帮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还没有人号召信仰上帝以适应“提高人格”的需求。１９３８年最佳推销员戴尔·卡内基的《如何赢得朋友以及如何影响他人》还严格保持在世俗生活的层次上。卡内基这本书在他那个时代的作用，跟皮尔牧师的著作《肯定思维的力量》在当今这个时代所起的作用相似。在皮尔这本宗教著作中，我们对成功的追逐本身是否符合宗教精神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甚至也没有被提出任何的质疑。相反，这一最高目标被当作无可置疑的前提；对上帝的信仰和祈祷被当作提高成功能力的手段而广受欢迎。就像现代精神病理学家给雇员推荐幸福来让自己更受欢迎一样，牧师们推荐爱上帝只是为了更加成功。“让上帝成为你的伙伴”意味着让上帝成为你在生意活动中的伙伴，而不是在爱、正义与真理中与上帝为一。就像兄弟之爱为非人格的公平所取代一样，上帝也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宇宙公司的总指挥；你知道他就在那儿，他操纵演出（尽管没有他的话，也可能照样上演），你看不到他，但是在你“尽你的分内职责”时，你得承认他的领导。
附录弗罗姆生平及思想（1）
这是一位具有某种独特才能和魅力的德国人，他没有马尔库塞的犀利激进，也没有弗洛伊德的深刻独创，仅仅靠着不多的几本主要著作，使他成为风云一时的思想家。他在欧美多所大学执教，又是著名的医生。他的著作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并历久不衰。他不仅是受人尊敬的学者，而且是广为人知的畅销书作家。他被称为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哲学家。这就是弗罗姆。
我们把弗罗姆定位为２０世纪的思想家，虽然２０世纪是一个思想家贬值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书籍和号称思想家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历史时期的总和，一个个思想派别的熙来攘往，一批批思想家的兴衰荣枯，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思想舞台上，班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那么，弗罗姆究竟是属于来去如风的流行明星，还是真正卓有建树的思想家呢？通过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也许有助于我们做出回答。
生平纪略
埃里希·弗罗姆（Ｅ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１９００年３月２３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成长于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父亲纳夫特里（Ｎａｐｈｔａｌｉ ｆｒｏｍｍ）和母亲罗莎都是虔诚而严格的犹太教徒。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在欧洲四处流浪，随遇而安，但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传统。虽然犹太人中多有经商理财的能手，然而犹太教却极其重视精神的超越。弗罗姆的父亲是一个酒商，他对此深感惭愧，因为他祖辈都是犹太法学博士，而且商人似乎妨碍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犹太教徒。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犹太教法典，阅读《圣经》，倾听先知的故事等构成了少年弗罗姆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一次广播节目中，晚年的弗罗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以说明这种家庭氛围：他的曾祖父是一个伟大的犹太法典编纂者，但并不是一个拉比。他有不少孩子，负担很重，在巴伐利亚开了一个小店，只能挣很少的一点钱。一次一个能多赚些钱的机会来到了，条件是有时必须出去跑跑。他的曾祖母说：“你是否考虑一下这个机会，一个月只需要在外面跑三天，就能多赚些钱。”他的曾祖父道：“你认为我应该为了赚这点钱而每月牺牲三天的研究时间吗？”曾祖母说：“我的上帝，当然不！”事情就这样算了。这位曾祖父整日呆在店里研究犹太法典，每当顾客光临，他就抬起头看看他说：“您实在没有别的店可去吗？”可见，弗罗姆后来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持如此激烈的批评观点，同他家庭的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弗罗姆的父母是德国小市民的典型，他们都谨小慎微，循规蹈矩，而且有神经质倾向。父亲性情暴躁，喜怒无常。母亲则情绪抑郁，落落寡欢。他说，在那样的父母身边“我没有发疯，这就要感谢上帝和归功于其他方面对我的影响了”。父母虽然对他极其疼爱，视为掌上明珠，但他仍感到非常孤独，日夜期望着“能有什么东西把自己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弗罗姆性格内向，他遇到的问题其实是十分普遍的，他既抱怨这样的家庭环境，这样的家庭环境又反过来刺激他对奇特而又神秘的人类行为的原因发生兴趣，这构成了他以后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直接原因。
十二岁那年，弗罗姆目睹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这件事使年轻的弗罗姆变成人类心灵秘密的探究者。有一位年轻的女子，是他们家的朋友，这位漂亮而富有魅力的年轻女郎芳龄大约二十五岁，擅长绘画艺术，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个画家。她常到他们家作客。她订婚不久就解除了婚约。弗罗姆发现，这位娇美的女郎每次上他家来，总是陪伴着她那位丧妻的老父亲，而她父亲则是一个索然无味、其貌不扬的老人。她的父亲逝世后，一天，忽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女艺术家自杀了，并且留下遗嘱，希望将她同父亲合葬在一起。消息传来，弗罗姆百思不解。他说：“我非常喜欢这位妙龄女郎，而讨厌那位其貌不扬的父亲。在这以前，我也根本不知道人还会自杀。于是，一种想法便油然而生；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如此爱恋着她的父亲，以致她宁愿和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也不愿意活着享受人生和绘画的乐趣呢？”
弗罗姆被“何以可能”这个问题难住了。当然他在当时并未能找到什么答案。后来，当他读到弗洛伊德的著作，才知道了“恋母情结”，知道了在女儿和父亲之间存在着“乱伦的固恋”。当他渐渐地熟悉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时候，就觉得似乎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找到了有关在少年这段令人困惑而又害怕的经历中的答案。于是弗罗姆成了弗洛伊德的一个信徒。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是地道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把弗洛伊德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
进入海德堡大学是弗罗姆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在西方国家中，德国与我们的教育方针最为接近，即要求严格，强调基础知识的掌握。弗罗姆学习十分勤奋，掌握了广泛的知识。海德堡大学当时名师荟萃，齐美尔和韦伯的课给弗罗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２２年，弗罗姆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德国的文化气质深深地影响了弗罗姆，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他旺盛学术生命的用之不竭的动力。
大学毕业后，弗罗姆旋即进入慕尼黑大学以便深入研究精神分析，并在著名的柏林精神分析学院接受正规训练。１９２５年他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样弗罗姆成为一个标准的学院派学者。随着研究的深入，弗罗姆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了新的看法。他走了一条许多青年都走过的道路，对弗洛伊德先是崇拜后是怀疑甚至反叛。弗罗姆觉得弗洛伊德的理论局限性太大。他决心“要站在弗洛伊德的肩膀上”，把弗洛伊德开创的理论推向前进。
怎么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推向前进呢？弗罗姆求援于马克思主义。他说，弗洛伊德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无意识的过程以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学的独特贡献，从而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但尽管如此，弗洛伊德是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马克思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马克思将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遗产同经济的、社会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兴科学奠定了基础。于是，弗罗姆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补充和修正弗洛伊德主义。使二者相互补充和相互修正，从而都获得新得生命，达到了一种新综合的高度。
弗罗姆向马克思主义求援并不是偶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的时候。正在中学读书的弗罗姆目睹了当时德国举国上如何处于歇斯底里的狂热之中，目睹了他的一些叔伯、表兄、老同学如何在战争中悲惨地死去，目睹了当时德国新闻界如何把这次战争说成是邻国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如何把这次战争说成是一场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千百万人怎么可能继续在战壕里，或被人杀害，或去杀害其他国家的无辜的人民，从而引起父母，妻子、朋友们的极大痛苦呢？他们究竟为何而战呢？当每一个人都说不希望战争的时候，战争又是何以可能发生的呢？双方都宣称，他们不需要征服别国的领土，只希望维护自己国家的财产和领土的完整，战争又怎么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呢？战争究竟是一场无情的意外事故的一种结果，抑或是某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种结果呢？他说，正当他对这些问题苦苦思索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解除了他心中的疑团。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在理论上说明了这场战争得以发生和继续维持下去的原因，而且冒着各种危险以实际行动反对这场战争。例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投票反对战争预算，并批评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弗罗姆说，从这时候起，他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好感，在潜心钻研弗洛伊德的著作的同时，也不时地翻阅马克思的书。所以，当他对弗洛伊德理论产生怀疑时，马上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弗罗姆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之人，弗罗姆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正当这个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在一起时，１９２９年他受到了霍克海默尔的邀请来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讲座。从而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家们创立了一种跨学科的社会政治观点。他们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个别观点，同时吸收卢卡奇的“异化”概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人们把以该研究所成员为主体的持批判理论观点的学者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学领域，法兰克福学派把对实证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结合起来，认为实证主义社会学把人视为无主体的客观结构和把人的精神物化，不仅扼杀人的精神价值，而且变成为现存制度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的政治工具。通过和这些思想家的交流和讨论，弗罗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１９３４年，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弗罗姆和许多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一起移居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没有返回德国，而是继续留在美国工作。在美国，弗罗姆与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进行广泛的争论，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建工作，同霍妮一道创立了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学会。他还是一位开业的精神病医生，企图通过仔细地研究前来接受精神分析法治疗的病人的行为、自由联想和梦，把新弗洛伊德主义建立在更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