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死之事，也没引起有关方面重视。直到央视记者调查之后，街道才派人修葺了地面，并在危险地段砌了一段矮墙。
会溪5组村民黄芳英，原与丈夫叶兴华承包鱼塘，栽种果树，家境富裕。1996年高新区征地，夫妻二人各人拿了8000块的一次性土地补偿费，以及一万多元青苗费，从此告别赖以为生的土地。
颠沛流离的生活接踵而至。叶家老少五口人，所有收入均靠叶兴华贩水果。去年6月的一次请愿活动中，黄芳英被抓，性格内向的叶兴华受了些惊吓，情绪一直不好。加上后来贩水果被城管追赶，生意不顺，对生活完全绝望的他，在7月的一天中午，用一根尼龙绳把自己挂在了屋梁上。
周转了6年的黄芳英目前已分到一套安置房，但由于没有8000元“补差费”，领不到新房钥匙，目前还和15岁的女儿、老父老母住在破漏的周转房里。
一些已搬进安置房的居民，生活压力更大。
“每个月水电气都要100多块，有时候紧张得洗衣粉都买不起。”21岁的唐勇紧蹙着眉头。一家三口人，只有妈妈扫大街300来块的收入，还要照顾爷爷奶奶，生活十分拮据。
高新区丹桂街办事处主任代丽萍说，去年中央电视台来报道了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后，市里非常重视，委托街道对所有农转非居民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大面积实施“低保”，“基本上做到了应保尽保”。
街道办5月的“低保”统计表显示，整个高新区人口12万余人，享受低保政策的2295户共计4924人，其中3949人属失地农民，占80％以上。
“新圈地运动”
高新开发区目前成了自贡市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大多从旧城搬到了新城，带动了这一代的商旅发展。繁荣的景况，已经超过老城。现任管委会主任吴丕告诉记者，自贡高新区是经过四川省批准认定的，这次国土资源部清理开发区的行动中，在保留的名单内。
“虽然有人质疑我们高新区没有高新企业，但我们的规划是先建成功能性城市，再带动高新工业的发展。”吴丕说，自贡市要建成人口50万的“大城市”，因而高新区还要继续扩大范围。省里面日前已经批下来了，高新区扩大边界，继续向南扩大10平方公里，建“板仓工业园区”。
那么，现有规模究竟圈了多少地？
管委会的回答是：规划10平方公里，但目前实际征用7775。26亩。
“我们都做到了合法合规，也经过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是经得起检查的。”他说。
然而，就在去年6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在接到群众举报后到自贡调查，发现高新区管委会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存在诸多违规操作行为。
数十份土地征用协议，没有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签字。许多关键性条款都是空白，比如建设项目名称、总投资、总占地面积等等。甚至在赔偿的数字上，都有涂改痕迹。
一位知情人透露，一般情况下，开发区征地，应该在有项目时，按需要占地，且要与农民协商。
原高新区国土处处长、现自贡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王敦富说：“从我1994年当高新区国土处处长开始，就实行了‘五统一’管理体制：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征地、统一供地和统一管理。”
“所谓统一征地，就是‘打捆征地’，不一定非要有具体项目，按照规划一次从集体组织征来，等有项目的时候再作安排。”王敦富告诉记者，这种征地方式在深圳、海南等沿海地区早就有了，操作起来比较简便，虽然不符合当时的土地法规定，但可以在程序上做些变通，比如编一些项目名称之类。
这种类似圈地的方式征来的土地，不一定短时间内有合适的项目进入，管委会就让它荒着，甚至一搁就是七八年甚至十来年。
紧邻市政府一块面积约71亩的土地，自1995年征用后闲置抛荒长达9年，被央视曝光后，无偿给予静峰园艺和自贡市百盛园林有限公司做苗圃。今年3月31日，自贡市国土局公告拍卖此处为商住用地，起拍价每亩60万元。
一直关注自贡失地农民命运的北京法学学者俞梅荪概叹，一亩地价差高达十至几十万之巨，7700多亩土地，是何种利润概念！
土地流向何方？
很多失地农民一直关心：征来的土地具体收益究竟如何？
分管土地的自贡市常务副市长、原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侍俊在采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依法批准征用的7775亩土地中，经营性用地3439亩，出让所得2。9亿元，每亩地均价8。5万元，其他土地属行政性划拨。7700多亩总征地成本2。28亿，每亩土地征地成本近3万元；加之拆迁等费用，每亩地成本在7万左右。
侍俊告诉记者，在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前，并没有规定经营性土地要公开招标、拍卖、挂牌，所以大多采用协商价格。所以，只要管委会集体研究，决定了价格，就可以转让，最后报市国土部门批准备案。
“小宗的土地，我也可以直接签字同意。”侍俊市长还说，有些“不负责任的人”，诬陷他在中间倒卖了多少土地，得了多少“黑钱”。事实上自1997年他从管委会调任副市长后，虽然分管国土基建，但再没直接批过一块地，“都是他们管委会自己定价定买主，按程序报到国土部门审批，最后我签字过目。”
那么，那3439亩经营性用地土地是如何进行流转的？
经记者多方调查了解，大概分三个渠道进入市场。一是政府将1600多亩土地转让给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下直属企业“汇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由其经营和进入二级市场；二是将1307亩土地，转让给红旗乡政府直属企业金马公司，由其经营转让。剩余的400多亩地，由国土部门管理。
为何政府愿意将如此大宗的国有土地，交由两个自负盈亏的企业来经营？政府的收益又如何核算？
当年组建汇东股份公司的主要参与者侍俊讲述了来龙去脉：开发区征了土地之后，由于是一级政府，无法进行经营，就成了汇东公司来承担经营土地的任务。1994年5月，政府以590。5亩土地折价3300多万的形式，入股汇东公司，占51％，另有几家企业占股37％，并向定向社会募集股金占12％。
董事长由管委会主任兼任，侍俊就曾经兼过几年汇东公司董事长。但他说，他是兼职不兼薪，也没有股份，只是干活。“我可以保证地说，我和市里面的任何领导，都在里面没有股份，决不是外面说的那样一次分红几百万。”
1996年，市国土部门再次以7。8万每亩的价格，一次性向汇东公司出让土地1060亩。应该交纳给财政的8000多万出让金，以汇东公司为政府修桥筑路的工程款冲减。
“当时政府规定了汇东公司二次转让土地的基准价：临街土地不低于23万元每亩，街后的16万每亩。”侍俊说。
手握1600余亩土地的汇东公司，十年来却经营业绩寥寥，据悉没分过几次红。市里一位干部说，他买了几百股汇东公司的股票，只记得有一次破天荒的分了红，每股只有五分钱利，“还不如存银行”。
另一家“土地专营”公司金马公司倒搞得有声有色。
按级别说，金马公司只是一个乡属企业，所拥有的土地却不让汇东公司。自1995年成立，到2001年，先后受让土地1307亩。
参与过金马公司组建的罗庆全介绍说，成立金马公司，是为了安置和发展红旗乡的乡镇企业，准备建一个金马工业园区，后来根据市里规划做了调整，改变了用途，以经营土地为主。
这家公司2001年一笔值得关注的“交易”是：市政府以每亩四万元出让土地807亩，应该一次性收金马公司2508万土地转让金，而金马公司居然用这807亩中的375亩交还国家，以土地实物形式抵清了转让金，金马公司的理由是这375亩完成了征地拆迁等，由“生地”（未补偿地面建筑、树木之前的土地）变成了“净地”（已补偿地面建筑、树木之后的土地）。如此一“金蝉脱壳”，金马公司从政府手中凭空赚了400多亩土地。
金马公司从成立开始，董事长一直由红旗乡原乡长、党委书记陈文贤兼任，直到去年下半年，陈卸去党委书记职务，到开发区管委会政策法制办工作，才辞去董事长一职。他告诉记者，他在管委会主要工作，“是协助管委会搞征地动迁”。至于金马公司，据了解，工作人员有30余人，实行全员招聘制。陈文贤表示，他并非像村民们讲的那样，三姑六婆都放到金马公司搞“家族式企业”，只有妹妹在里面做普通员工，女儿曾经为公司开过几天车。
还有一笔值得关注的土地转让发生在2000年10月9日。
那天自贡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现常务副市长侍俊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城市建设项目。当天《会议纪要》第四项内容是，把学苑街13亩没经过公开招标的土地，交由市荣隆开发公司和市外贸仓库开发，按每亩15万元收取土地开发费。
而就在当时，一街之隔的对面地段，基价为36万元一亩。
大约一个月后，红旗乡人民政府给市政府打了一个报告，称乡政府与荣隆房地产公司联合开发学苑路7亩土地，原签订合同每亩按15万元向开发公司收取，后收到市政府（2000）07号会议纪要，认为该宗地内公共设施用地范围大，房屋拆迁补偿费用高，开发后不仅无经济效益，并且亏损巨大，要求减缴本应由荣隆公司交纳的每亩15万元土地出让费。
文件一角，是侍俊的亲笔批示：“鉴于乡政府为解决乡镇企业发展问题，已按每亩15万收取补偿费，故市里基础设施补偿费按每亩贰万元收取。”其意思是，市政府应该对105万土地出让费予以减免，只收每亩2万的基础补偿费。而这笔费用，基本上是任何房地产开发项目都必须交纳的。
据悉，7亩土地上原有红旗机械厂、空压厂、红旗医院三家乡镇企业，各类资产400多万元，仅一次性作价30万，连将房屋和附着物全部让给荣隆公司。
对此，侍俊市长的解释是，商住楼开发完成后，荣隆房地产公司已将价值135万元的房屋交给红旗乡政府，其中105万是抵地价款，30万属企业房屋作价。但曾参与房屋修建的原红旗机械厂经理曾顺清透露，荣隆公司还给红旗乡政府的550平米房屋为辅助用房，每平方米售价在1000元左右，却以2400元每平米作价。侍俊坚持认为荣隆公司在这桩交易中并没有占到便宜。
采访中，荣隆房地产公司和红旗乡政府屡屡被人提及，荣隆公司老板吕荣渊和红旗乡乡长陈文贤也屡屡被人提及。
至于两人是否传说中的“铁杆”，陈文贤的说法是“跟我关系不错的很多，都是哥们儿”。但从采访的情况看，陈文贤与吕荣渊应该颇有渊源，吕荣渊的夫人郭莉是金马公司财务总监，吕家跟陈家的别墅相距仅数十米之遥———那里都是由金马公司开发售地、自己修建的豪华别墅。
记者查看了国土局的规划图，每个别墅位置上都标有购地人的姓名，以陈文贤的儿子陈刚之名购地的有两处：一处已建独立别墅，一处建连体别墅。金马公司郭莉、总经理邓昌明都购有别墅用地。还有一个当地老百姓提及颇多的名字：刘伟林。原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刘佑林的弟弟，新区成立前原是泥水工，现在是宏伟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
而陈文贤在红旗乡任乡长18年。在采访中他坚决否认老百姓关于他财富的传言，他说，所有财产来自于他的儿子陈刚。陈刚和他的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东川贸易公司”，从事土石方、建筑装修以及少量房地产开发业务。陈文贤也承认，儿子以每亩8万元的价格，从金马公司买了6亩土地，修建了旧货交易市场。
陈文贤向记者表示：“那是一处烂泥塘地，根本没人要，别人来买也是八万。所有款项都到了金马公司，有据可查的。”
但是，一些失地农民坚持认为，一边是他们土地被廉价侵占后的窘迫状况，一边是一个乡属企业大肆倒卖土地，无论从政策上还是操作上，金马公司的土地问题都应该得到清查。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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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路相逢勇者胜”
南方周末 2004…07…15 14：53：37
方舟评论
□辛鸣
《人民日报》7月12日头版发表了一篇被很多读者称为“激动人心”的文章——“再干一个二十年”。这是一篇提纲挈领的文章，不仅对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了催人奋进的分析与评述，更充分展示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奋勇前进的使命意识、壮志豪情和沉着清醒，堪称我们“再干一个二十年”的宣言书、动员令、冲锋曲。在激动之余，我们也要看到，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意识到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来临是一个方面，如何来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我们的目标是另一个方面。怎样才能从“意识到”到“能抓住”，恐怕还需要我们接着这篇文章说下去。
未来二十年是我们国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二十年的头几年，则是关键时期，而当下的中国更可说是处于关键时期的关键期。关键时期要有关键词，这关键词，在笔者看来，就是“勇气”。
攻坚阶段的持续改革，需要勇气
我们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不仅是指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改革的内涵与改革的指向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二十年前改革的阻力是来自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话，改革到了今天，其阻力已经越来越不是思想观念的问题了，而是这么多年来形成的利益结构和利益结构背后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有的可能就是昔日的改革者。
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