噬缁崦媪僮抛�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的最好时机，有利于建设一个大国在和平环境中竞争而不是不断扩充军备的世界”，“我们坚持的一个信念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建立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联盟和多边机构能成倍地壮大热爱自由国家的力量”。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上，在朝核问题上，在伊朗核问题上，其他大国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它至少表明，美国的单极世界最多只是一个不明确的、摇摆不定的、经常变化中的想法，还没有成为美国既定不移的明确国家战略。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对外政策向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所指的方向回摆的可能性。
即使美国有明确的单极世界的战略目标，或者故意隐而不宣，但要把它变为美国的国家意志也还有很长的距离。现在最多可以说，这是美国国内激烈讨论的一个话题。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对外战略是有一定牵制性的，美国要把单极战略变成一种类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样明确的国家意志，是很难的。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美国国内在如何对待多极化格局上至少存在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多边主义三种态度。而在未来20年内，世界发展的方向将由美国、欧洲和中国三个主要因素决定。布氏认为，“如果美国搞单边主义，又拿不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信理由，世界肯定将陷入一个越来越大的冲突、先发制人行动和大劫难的漩涡。眼下美国的力量还能控制住全球局势。但从长远看，美国不可能永远单打独斗，它并非万能，它也需要伙伴。”“只有当美国负责任地发挥其领导作用，其大国地位获得世界公认时，当欧洲在消除全球政治与社会不稳定的行动中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伙伴时，当中国成为一个世界体系中越来越发挥建设性作用和越来越民主的国家时，这个世界有可能在今后20年内成为一个乐园”。
亨廷顿也指出，“美国不可能建立一个单极世界”，“没有一种强势能永远持续”。还有学者认为，帝国论者所谓建立美国单极世界的主张与19世纪末德国皇帝差不多，沉迷于军事力量，渴望借此机会控制别国，但这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将使美国背上沉重的负担，对美国内部产生有害的影响，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认为，“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上，美国所能做的就是带头，而不是主宰”。
所以，美国既是一个单边主义的、有可能追求单极世界的国家，但它本身又是多极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其单边主义是受到多极结构和国内政治的制约的，不可能走得太远。因此，争论美国有没有单边主义、单极世界战略或会不会接受多极世界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单边主义或者多边主义不是宗教，而是策略，它们有时可以互相补充”。
超越“极化”思维，奉行大国合作战略
用“极”的概念来概括国际体系，无论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主要是欧洲政治、西方政治的“遗产”，带有强权政治的特点，它暗含着列强主宰国际政治的趋势。即使是多极化一词，也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67年提出的“世界五大力量中心说”被公认为是关于多极化最早、最权威的表述；放弃多极化这种表述对中国人应当没有遗憾。
无论是单极、两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的概括，用来描述过去欧洲的历史、二战后的历史，甚至用来概括冷战后一段时间的现实，都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今天的国际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新情况，无论单独用哪一种“极化”的概念，都无法准确地概括当代国际政治，单极、两极、多极将会长期并存，同时存在于一个被全球化了的国际体系中，不会有一个简单的单极世界、两极世界或多极世界的出现。
即使是多极化思维，也摆脱不了某种消极的因素和内容。就其概念本身而言，虽然中国提出的多极化战略旨在避免单边主义，倡导大国合作，但“极”的概念总是免不了类似势力范围的阴影，同时，“极”本身不仅表示某种独立的不受其他力量支配和影响的力量中心，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甚至对立性，正如俄学者所说，“极这个字本身就暗含了对抗对立的意思”，南极与北极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磁场的两极则有很强的排斥性。
更为重要的是，“极化”思维与中国的其他一些外交战略矛盾。其一，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但“极化”思维，即使是中国主张的多极思维，也无意识中把世界分成了两部分，即属于“极”的国家构成的世界与他们之外的国家构成的世界。从而忽视了众多中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二，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由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如果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战略是正确的，那就与多极战略有矛盾。其三，与中国“不当头”、“韬光养晦”的战略也存在矛盾，多极化中的一极就是要突出中国的国际作用和影响，否则也用不着倡导多极化战略。其四，与中国处理与一些具体国家的原则有矛盾，比如日本。促进多极化就应当支持日本成为独立一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日本成为一极引起的形势将是很复杂的，所以中国现在显然还不能明确予以支持。
因此，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提出的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多极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要推动多极化趋势的思维。多极化战略应代以“大国合作战略”。大国合作战略不但可以包含中国倡导多极化的那些最主要目标，即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而且还能更准确地反映当今国际政治发展的趋势，避免多极化战略中的消极内容，也能使中国的国际战略体系更协调。其理由如下：
第一，大国合作能容纳单极、两极、多极多重结构，避免单极、两极、多极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争论。大国合作战略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在不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上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有利于维护世界发展的趋势。只要符合这几个标准，无论是单极、两极、多极，还是一个多重结构并存的体系，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谁主导国际事务并不重要，谁能更好地实现这些标准，中国就应该支持谁。同样，中国也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
第二，可以减少大国冲突。只要推进多极化，就难免要强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不管中国如何解释，在一些美国人，甚至相当多的中国人看来，多极化就是针对美国的。多极与单极的概念已经意识形态化，中美两国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论战，更没有必要把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作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而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怎样避免大国冲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上。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就认为，“9·11”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大国合作的新时期，大国可以避免恶性竞争。这当然不是说促进大国合作就能消除国家间的矛盾，对此不应抱幻想，但它可以使它们找到更多的共同点，至少在提法上可以达到包容而非对立，以多极战略反对单极战略本身就包含对立，而大国合作战略则含有积极的意味。
第三，大国合作概念也可以避免极化与非极化世界的划分，避免人为制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也可避免一些国家为了成为一极而展开斗争。在“极化世界”中，无论是什么极，一般都是指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大国，因此，只有少数国家能成为一极，这样就把极化国家与非极化国家对立起来，使极与极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大国合作看起来虽是一个老概念，但它完全可以包含新的内容。首先，所谓“大国”，当然首先是指那些极化国家，因此它可以包含多极化的内容；但它又不专指少数世界大国，也可以包含那些地区性国家和国家集团。比如，东盟和韩国一般认为是非极化国家，但在大国合作概念中，东盟和韩国以其重要性则可以包含在地区性大国和国家集团之列；其次，大国合作过去是指少数大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甚至垄断，现在它可以被赋予新的内容：大国合作以大国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为前提，以共同尊重大国与中小国家合作、中小国家之间的合作为基础；再次，多极化与全球化有相反的趋势，其中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而大国合作是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为基础的，与全球化趋势使各大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也要求各大国进行更多的协调。
第四，与极化思维相比，促进大国合作思维更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化思维基本上是个西方思维。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是积极主张“和合”观念的。儒家把“和”视为天下大道，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就是和平、协调、和谐、和合。孔子因此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的观念。儒家认为，“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也不是什么都一致，“和”不等于“同”。但对这种合作基础上的异，孔子又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宽容，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
因此，促进大国合作的战略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更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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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沉沦
南方周末 2004…01…29 15：21：18
□何家栋
“大快人心事，秋雨输官司。”这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赞赏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的创举。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文字纠纷，比过去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来定是非，是历史的进步；如果当年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铲除毒草”，就不会制造出那么多文字狱，在反胡风、反右派，乃至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或可免于因言获罪。但是，本来是说理斗争，一变而为斗法，动用惩罚手段，又未免大煞风景。
青年评论家萧夏林编过一本《秋风秋雨愁煞人》，给这位大师鼻梁上抹了一点白粉，无非要他忏悔之类，但也无伤大雅。
他在一篇文章中揭露余秋雨在担任深圳文化顾问期间，曾获得深圳一幢楼房的馈赠。我当时就很怀疑：余秋雨身价有那么高吗？他又不是刘晓庆，怎那么值钱？萧夏林上了人家炒作的当，活该吃官司。余秋雨似乎有点得理不让人，不仅要借诉讼证明自己的清白，还要将对手打翻在地，过几年“紧日子”。好像他只图报一箭之仇，没有想过他自己是不是也受社会舆论监督？被人誉为“文化大师”的余秋雨，居然要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岂不是犯了本行的大忌？这种败德之事，无论何时，都难逃公议。而且，人们到现在还不了解你给深圳做广告，到底得到多少报酬？交了多少税金？还是自带干粮闹革命，做活雷锋？你那些广告有没有虚假成分？是否经过验证？余秋雨也应该给读者一个交代。否则，民间又会出现其他猜测，你就告不胜告了。
再早一点，还有个赵忠祥，控告记者报道他在济南签名售书搭售皮鞋一事失实，但没人追究对他那本书的溢美之词，是不是失实。我当时只感觉到赵忠祥真牛，一本书不知救活几个皮鞋厂！谁知转过脸他就以妨害名誉为由把记者送上法庭，而且居然赢了官司。法院判决证明什么呢？不过是没有售书搭皮鞋，也没有卖皮鞋搭售签名书。
名人酷爱打官司，足证他们不仅爱名，也爱自己的声誉。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例如盗版、剽窃，也是正当的。但名人的不利之处在于，他在出名之外，也要受社会舆论监督，而社会舆论是各种各样的，有好有坏，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作用，上述二事，其实都表明余秋雨、赵忠祥很值钱，或许就出自他们崇拜者之口。传闻之事，恒多失实，如果想纠正，披露真相就是了，不能动辄以“恶攻”“炮打”之类的“文革”思维对待之，马克思说要求惩罚当事人的思想方式，就是一种“非法行为”。余赵之举都是要求惩罚和他们不同的思想方式。马克思还说：政府若禁止发表“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的文字，就“剥夺了对任何官员（公众人物也一样）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如果出现有关公众人物的丑闻，接受调查的应是公众人物，而不是公众人物去控告别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入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反对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认为禁止发表“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是“最可怕的恐怖主义”。不能“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马克思说：“从出版自由的本质自身所产生的真正的检查是批评，它是出版自由自身产生的一种审判。”余秋雨最好读读这篇论文，以免又误入歧途而不自知。老一代文人遇到“恶意攻击”，都是以笔为武器进行论战，而不是诉诸法律或权势。无论是鲁迅遭到“拿卢布”的诽谤和人身侮辱，还是梁实秋被唾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或创造社诸君子被咒骂为“才子加流氓”，他们或者“打落牙齿和血吞”，或者“千锤百击只等闲”，都没有对簿公堂，让法庭来证明自己没“拿卢布”，或不是“走狗”，也不是“流氓”。这说明他们都很自信，不需要外在力量来证明自己价值几何。今之一些文士好像并不在乎是非曲直，只求将对手置于死地，搞得人家倾家荡产，以炫耀自身的权威，真叫人为文化的沉沦而感到悲哀。马克思说“批评即审判”，如果将“审判变批评”，或许能提高文人的品位。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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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与行为能力
南方周末 2004…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