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皇帝出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一些民情。如有一年北方大旱，却无人向康熙帝报告，他出巡时见到饿殍遍野，感慨地说： “日居深宫，天下大灾都不知”。
处在地方的官吏，因为“天高皇帝远”就敢于为非作歹，百姓无处申冤。对于皇帝来说，有了密折制度，再适当地出巡，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下情上达”。有总比一点都没有好，多了解一些情况总比少了解情况好，对下面的官吏即使不能了如指掌，也总比完全被蒙在鼓里好。
今日的影视作品常常戏说康熙帝如何微服私访。其实，康熙帝最反对微服私访。他说： 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为传闻，以警众人。“然此等事，朕断不行。若如此行，举国臣民，以及汝等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于大体有伤”。（《康熙起居注》第三册）“欲知天下事理”靠密折远胜于微行私访。出巡也有利于亲自考察民情和官民关系。皇帝出巡，浪费钱财无数，皇帝久居宫中，又不能了解民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南巡，对清官宋荦大加赞扬，说： “朕到此，无一人说尔不好，尔真是好官， 深得大臣之体。”
中国历史上如康熙帝这样具有民本思想的帝王是不多见的，康熙帝常说“知人难，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全在于此”。其实，如能尊重民意，知人就不难。封建时代由于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官吏的升迁与否，完全由上司决定，故此，官吏大多都一门心思只求讨好上司，而不顾百姓死活。其实皇帝心中很明白，鉴别官吏良莠的途径很简单，只要向百姓一询问就知道了。正如康熙帝所说： “民心不可欺，官好与否，于此立辨矣。”既然如此简单，那么皇帝为什么不常常听取百姓的意见以评选官员呢？
皇帝尊重民意和扶持清官，只能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超出这个限度就不允许了。即使是封建盛世时期的英明君主，也往往由于个人的学养和性格而有很大区别。康、雍、乾之朝，这三个皇帝对官吏的考察就大不相同。康熙帝较能尊重民意，因此也较愿意听取百姓的意见来考察官吏的清廉与否。雍正帝则是派员巡察和实行密折制度来监察官吏，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乾隆皇帝则不然，多以主观好恶为标准，除了兴文字狱超过康、雍二朝之外，对民意和清官也最不尊重。
以上是康熙帝法家治术的几个重点。不要以为康熙帝服膺理学儒术就会拒绝使用法家的君术，也不应该把法家的权术与儒家的权术简单地对立，或把两者简单地混为一谈。正如前面说过的不能孤立地把胡杨与杨柳相比较而定优劣一样，法家思想（君权一揽）与儒家思想（君逸臣劳）也是不可以简单地比较而定优劣。具体情况适合用哪一种方式就用哪一种方式。儒家的思想是君权不必与相权相矛盾，而是相互促进，这种境界就是“无为而治”。这显然是太理想化了。法家则不然，过于强调人性之恶。确实许多情况下人就是不自觉，非严治不可，但是以为人性只有黑暗的一方面，人类的前途就没有一点希望了。所以要有“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康熙帝是法家与儒家两手都有，两手都硬。中庸之道要做得好，却不容易，中国历史上，康熙帝算是做得很好的一位皇帝。
《君臣道》第二卷整肃帝师（一）
整 肃 帝 师
康熙帝的统治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刚柔兼济，恩威并用。他既首重满洲（利益），又崇尚理学；既兴文字狱，又尊儒兴学；既坚持君主专制，压制整肃汉臣，又允许汉臣说话，以中庸之道寻求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强盛。
熊赐履久居官场中，迷恋权势，最后也难免沾染许多恶习。这里把他最著名的嚼签子丑闻揭出，使人知道，害人之道德最深者，无过于官场。
吴三桂之乱时，内阁大学士们常常错批奏章，朝议罚俸。康熙帝都免了，说： “他们心乱了，本无大事。”当时冯益都、李高阳、杜宝坻与熊赐履同在内阁，熊赐履有一次偶然拟批错了一件，被皇上检出来问。熊赐履颇心动，次日五鼓，便先到内阁，叫中书拿奏本来，又支走中书，找出自己错的签子（批答小票）嚼了，因见杜宝坻平素糊涂些，就裁去他别本一条批签，把自己错批的文字易书此于上。
等到杜宝坻来，熊赐履迎之说： “老先生昨天又错批了本了。”没想到这日杜宝坻却又精明，立即取本看，自己摇头作色说： “学生不曾见这个本。”熊赐履说： “老先生忘记了，不是你是谁？”杜宝坻又审视一遍，说： “昨日不曾见此，是何缘故？”厉声呼中书林麟焻至前，骂道： “我不曾见此本，都是你等作弊，我要启奏，先夹起你来审。”林麟焻大惧，跪下表白： “与中书不干，中书为何作弊？”杜宝坻问： “为何这一条签独短些？”林麟焻说： “不知道。”又问： “这一条是你的字么？”答： “不是。”问： “别签是你的字么？”答： “是”。杜宝坻说： “这必定有弊了。”
索额图在旁边有所知觉，说： “这容易，查昨日几本、几原签，即可知是谁错。”查少一原签字，问熊赐履。熊赐履忿然说： “这样难道原是我作弊不成！”
彼此喧争起来，大学士觉罗沙麻出来说： “熊阿里哈达何苦如此？某今夜在亲戚家丧事守夜，过来得更早，在南炕上倒着，看见阿里哈达检本，口内嚼了一签子，如何赖得？”
熊赐履语塞，索额图遂必欲启奏。众劝不止，索额图拉杜宝坻竟启奏，康熙帝命交吏部审问。以明珠为首的大学士们都到场，熊赐履不出一语，只说： “公等如何落供，即如何，某无可说。”
索额图说： “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熊赐履仍不语，索额图又说： “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窘辱备至。最后说： “罢了，就是如此罢了。”
为了这件事，熊赐履也就被落职回籍。康熙帝也不好袒护他，但以后又加起用。
明珠结党营私、贪赃弄权，声名狼藉，康熙帝也有耳闻。有一次康熙帝旁敲侧击地对明珠说： “如今做官像于成龙那样清廉的人非常少，做十全十美的人确实很难。但是，如果把‘性理’一类谈修养、正人心的书多少看一些，就会使人感到惭愧。虽然人们不能全照书上说的那样做，但也应勉力而为，依理而行才好。”
康熙帝总是告诫官员们要“存理遏欲”。他说： “大凡人衣食可以自足，便应知足，理应洁己守分。”又说： “洁己操躬，臣子之意，财悖入而悖出，古训所戒，子产象齿焚身之论最为深切著明，当官者宜铭诸座右。”“财悖入而悖出”一句，出于《大学》，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钱财来的不明不白，去的也不明不白。《左传》曰： “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因为象牙珍贵，所以招致毁灭。大臣如果过于聚集钱财，也会招灾。
小于成龙颇有胆力，他为官清廉，很得到康熙帝的信任，授直隶巡抚。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谒东陵，于成龙陪驾，向皇上揭发了朝廷的弊病，说： “天下官尽被卖完了，没有一个巡抚、布政使不是用钱买的。”康熙帝愕然，问： “何致如此？有何证据？”于成龙说： “皇上但使人将各省藩司库盘一盘，若有一处不亏空，臣便认虚妄之罪。他将藩库银子买升巡抚，藩司焉敢发其奸？相习成风，都是用皇上的钱买皇上的官，岂不可惜？”康熙帝又问： “是谁卖？”于成龙答： “不过是满、汉宰相，还有何人？”
所谓满汉宰相就是明珠和余国柱，清朝虽然承明制不设宰相，但是总要有俗语所谓的“领班”之人，视同宰相。明珠是满洲领班，余国柱是汉人领班。于成龙敢于揭发宰相之奸邪，大约也是因为明珠在治河的问题上支持靳辅的意见，与皇帝的意见相左，使康熙帝十分生气，此时揭发明珠的罪行，胜算的把握比较大。明珠之贪赃枉法，康熙帝尚能容忍，而他在朝廷内外交结朋党，在某些事情上藐视君主的意见，就不能容忍了。
回宫后，康熙帝又向高士奇询问，有关明珠卖官之事，可是真的。高士奇也说是真，然后将他们许多营私舞弊之事详细汇报一通。康熙帝问： “何以无人参？”高士奇答： “谁敢？”康熙帝说： “满洲不敢，汉官何惧？”高士奇说： “汉官独不要命吗？”康熙帝说： “有我。他们势重于辅政四大臣吗？我欲去则竟去之，有何怕？”高士奇答： “有皇上做主，有何不可呢？”
高士奇把康熙帝的意思向徐乾学说了，二人商议一番。徐乾学草书弹章令佥都御史郭琇奏上，又令刘楷、陈世安各上一疏，弹劾明珠、余国柱。高士奇先将他们三人的疏稿交给康熙帝过目，说： “郭琇早已俱稿，但迟徊不敢即上。”康熙帝改定几个字，说： “即此便好。”
第二天他们的奏章就上了。事前，风声已露，余国柱找到陈世安打听，说： “风声甚恶，听说你要上疏参我，确有此事，有何来历？”陈世安反问： “老师信吗？”余国柱说： “我正心疑，故来问君。”陈世安叹息说： “小人如此喜欢挑拨离间。我受老师大恩，豢养无所不至，哪里敢做如此的负心事呢？说这话的人，太不通情理了。”其实，陈世安是受到大学士索额图的指使。
余国柱释疑，放心去了。次日，弹章奏上。余国柱在内阁迎着陈世安，持其手扯至一边，问道： “听说有参疏上，可信吗？”陈世安说： “有。”余国柱问： “参谁？”陈世安说： “参的便是老师。”余国柱问： “谁参的我？”陈世安说： “人甚多，就是门生不得已亦在其内。”
余国柱大惊失色，震惧之下，已不能自然行走，距离内阁不过几步之遥，他手扶石栏杆一步一步，半天才移回到内阁。他平时胸中只有名利，紧要关头自然没有从容不迫的态度了。
郭琇的《特纠大臣书》共八款，摘录如下：
“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麾，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皇上圣明，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上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之及，则保举张汧原属明珠指麾，即此可见矣；
“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云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结党群心，挟取货贿。至于每日启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皆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拉塔、席珠等，汉人之总揽者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向时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把持，而余国柱更为之囊橐（收容包庇），惟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矣；
“一、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朘剥，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逢圣主，爱民如子，而民犹有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请价（请问价钱）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上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下河初议开浚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及见皇上欲另委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举出必当上旨。而成龙官止臬司，何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有倚托大臣（明珠），故敢如此。天鉴甚明，当洞悉靳辅累累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内升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多受其牵制。
《君臣道》第二卷整肃帝师（二）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颜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兴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以上各款，但约略指参之。明珠一人，其智足以窥探上旨，其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余国柱奸谋附和，负恩罪极，伏冀立加严谴。”（蒋良骥《东华录》卷一四；《清史稿》卷二六九，《明珠传》）
皇帝要大权独揽，无奈精力不济，必须要大臣参与决策。皇帝的旨意就在大臣票拟时被歪曲或阻挠。票拟不可避免地要被权臣掌控。明珠指挥“票拟”，操纵部院，暗中左右康熙帝的意志，在任免官吏时从中“展转贩鬻”、“图取货贿”。其实，卖官索贿，也不仅仅是为了积累财富，更是为过足官瘾，也就是把自我意志最大限度地发挥和运用。这是人类的通病，一入官场，此病就恶性膨胀。每个官吏在潜意识里都是皇帝。所以古人对治此病的良方只是自我修养，清官必然是人性自觉的表现，不可能是制度的产物，什么样的制度也治不了此病。
康熙帝对权臣明珠、余国柱倒很客气，只是降职了事，没有对之深究严谴。大约宽容也是运用权力获得快感的一种方式。有些皇帝非虐人杀人不痛快，而康熙帝以宽容为乐，其心理基础，可能要追溯到康熙帝对理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