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 第4部分

　　　　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太祖外孙，因战功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傅，居第三位辅政大臣。　　　　
　　　　鳌拜位居最后，他与遏必隆都是镶黄旗人，遏必隆自然不会反对他。索尼年老多病，又不愿管事。只有苏克萨哈常常与鳌拜意见相左。从另一角度讲，鳌拜与苏克萨哈的矛盾，也是黄、白两旗的矛盾。两旗的矛盾根源于清太宗皇太极的改旗措施。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即汗位后，就将自己掌握的正白、镶白两旗，改为正黄、镶黄两旗，分别列于左、右两翼之首，大大提高了两旗的地位。而将原两黄旗改为两白旗，列为左翼之中，地位下降。　　　　
　　　　顺治初年，八旗圈占北京附近的田地。多尔衮利用权势，擅自将镶黄旗所圈的蓟县迁安、卢龙一带土地肥沃的良田，给了苏克萨哈所领的正白旗，而将正白旗应圈的保定、任丘、大城、河间一带土地贫瘠的瘦田，给了鳌拜所领的镶黄旗。鳌拜慑于多尔衮的权势，只能忍气吞声。这些都是宿怨，如今，鳌拜有了权力，就要擅权发威，他提出要换田迁丁。命令一传出，朝野“皆言不便”，广大旗民和汉民百姓纷纷弃地不耕，数十万人失去生机。鳌拜这样做既是报当年之仇，又是为打击现在的政敌苏克萨哈。　　　　
　　　　换地既是一件麻烦之事，更是摧毁农业经济，不得人心之事。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把这份苦差事交由兼管户部事务的大学士苏纳海，叫他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一起办理。三人均非镶黄旗人，鳌拜故意制造这个难题交给他们去办，也是打击异己的一种手段。　　　　
　　　　苏纳海，满洲正白旗人，姓他塔喇氏，原为多尔衮护卫，顺治三年（1646年），授弘文院学士，累迁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康熙帝即位，拜国史院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他一向做官清正，不肯阿附鳌拜，被鳌拜视为眼中钉，总想寻机除掉他。　　　　
　　　　朱昌祚，字云门，汉军镶白旗人。顺治初，授宗人府启心郎。顺治十八年，以工部侍郎巡抚浙江。上任之后，恰遇上浙江大旱，赤地千里，人民嗷嗷待哺，朱昌祚带头捐银，煮粥救济饥民，又连续上疏请求朝廷赈恤灾民。当时，清政府为了切断大陆与台湾郑成功反抗义军的联系，实施迁海政策，强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里，造成大批沿海人民流离失所。朱昌祚目睹人民艰辛，深为忧虑，又上书请求朝廷拨给荒田，供这些内迁人民开垦为生，同时准免三年赋税，使内迁人民得以重建家园。朱昌祚在浙江的政绩，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康熙四年（1665年），擢升朱昌祚为直隶总督。　　　　
　　　　王登联，字捷轩，汉军镶红旗人。顺治六年，由贡生授河南郑州知州。顺治八年，巡抚吴景道奉旨考核府、州、县官，发现王登联是德才兼备的清官，特向朝廷推荐，遂擢升为山东济南道，后来又累迁至大理寺卿，保定巡抚。顺治十八年，康熙帝登基，以王登联兼理顺天巡抚事，加工部尚书衔。　　　　
　　　　这次鳌拜借口多尔衮当年圈地时偏袒了正白旗，提出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再另圈土地补足，借此来打击白旗势力，在八旗内挑起争端。终极目的是趁此压制苏克萨哈，以夺取更大的权力。两黄旗大臣从本旗利益出发，都赞成鳌拜。索尼一向厌恶苏克萨哈，因此三位黄旗大臣，联手打击白旗大臣苏克萨哈。黄旗官民集体签名向户部诉请，要求换田。　　　　
　　　　所谓“换田”，其实就是“夺田”。当年多尔衮利用摄政王的权势胡作非为，侵害了黄旗的利益，对于黄旗虽然不公，但是，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公正，再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并不等于就是正义。其实，八旗的土地都是跑马占地而来，他们的土地既然是用非正常的方式抢来的，这种所谓的“公平”与“不公平”归根到底都是罪恶。现在以“换田”去纠正过去“夺田”，这种“公平”的背后其实就是权力之争。鳌拜为了攫取绝对的权力，利用两黄旗与白旗的矛盾，翻出陈年老账，既打击了白旗大臣苏克萨哈，又使自己得到了黄旗大臣和旗人的拥戴，可谓一箭双雕。然而鳌拜这样搞，社会的经济秩序的稳定性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很明显，换田耕作将使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亩土地荒芜，至少一年之内颗粒无收。　　　　
　　　　户部尚书苏纳海接到诉请报告后，上疏反对圈换土地。奏称：　“土地分拨已定，旗人安居已久，且康熙三年俸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　　　　
　　　　鳌拜根本没有请示康熙皇帝，就矫旨强令苏纳海、朱昌祚和王登联前往镶黄、正白两旗所在地，丈量土地，办理换田。　　　　
　　　　朱昌祚、王登联和苏纳海经过实地调查之后，分别奏疏朝廷，请求停止换地。


《君臣道》第一卷鳌拜辅政成为乱政（二）

　　　　康熙帝将此事向祖母太皇太后奏报，孝庄太后切责四辅臣圈地扰民。鳌拜大惊，深感危机，如果圈换土地的阴谋失败，自己将失掉辅政大臣的权力。他气急败坏，又假传圣旨，以“藐视上命”之罪为名命吏、兵、工部将朱昌祚、王登联和苏纳海革职，交刑部议处。刑部以《大清律》无此项律条为由，拟判三人各鞭责一百下，籍没家产。康熙帝接到刑部议复奏疏之后，召集四辅臣询问。这时，三位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极力主张应将苏纳海等三人置以重刑，白旗大臣苏克萨哈默然不语。康熙帝虽然年仅13岁，但很有主见，不同意鳌拜等人重处苏纳海等三人的主张。可是，鳌拜等人竟然矫旨将三大臣绞死，家产没收。　　　　
　　　　鳌拜杀了苏、朱、王三大臣之后，强令推行换地。这是自顺治初年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地圈换土地。人民深受其害，直隶地区流离失所者有数十万之多。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大臣虽然没有能力阻止鳌拜的倒行逆施，但他们不畏强暴刚直不阿以及为民请命的行为，深得民心。直隶人民纷纷为之设祭，以示悼念。　　　　
　　　　四大臣辅政的弊端颇多，因为皇帝年少，皇权丧失是不可避免的，而朝廷原有机构的职权也随之丧失。四大臣取代了内阁大学士入值和票拟制度，又代替皇帝行使批红之权，这就给了鳌拜擅权乱政以机会。当然，在人治的制度下，任何一种形式的权力都是弊端丛生，争斗不休。有时由大臣辅助小皇帝，也可得善政，这四大臣之中也只有鳌拜是祸国殃民的大奸，然而有一个奸人处在这个位置上，国家就会遭殃。　　　　
　　　　四辅臣之首的索尼病危，索尼和一些大臣见鳌拜野心毕露，遂奏请康熙帝亲政，以绝后患。索尼不久就死了，孝庄太皇太后便同意康熙帝亲政。此时，鳌拜已把握了朝中大政，他的党羽分据军政要职不下20人。　　　　
　　　　康熙帝于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举行了亲政大典。六天之后，苏克萨哈向康熙帝提出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去看守皇陵“以求生全”。他的本意是用这个办法迫使鳌拜也一同辞职，取消辅政大臣，因为皇上已经亲政。这本是一步高棋，偏偏小皇帝并不解其中奥秘，误会了苏克萨哈的苦心，以为苏克萨哈在搞什么鬼，派人去查问原因　。　　　　
　　　　鳌拜一下子抓住了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他又矫旨称：　“不知有何逼迫之处，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着议政王等议奏。”然后，鳌拜与其党羽为苏克萨哈编造了“背负先帝，藐视冲主，心怀异心”等二十四条罪状，建议处以极刑，满门抄斩。　　　　
　　　　康熙帝见鳌拜又要诛杀大臣，并且是先帝指派的辅政大臣，坚决不同意。可是鳌拜一连几天上朝，都不肯罢休，甚至在皇帝面前撩袖挥拳。最后，他竟然当着康熙帝的面，矫旨判苏克萨哈处绞。他拿起朱笔，在奏文上批示，并蛮横地说，“我替皇上代笔了”。康熙帝目瞪口呆，于是暗下决心：　此人非除不可。　　　　
　　　　有的历史研究者认为，小皇帝亲政以后觉得辅政大臣是多余的了，杀一个就少一个，所以没有阻止鳌拜杀苏克萨哈，其实不然。康熙帝当时的主要对头是鳌拜，不是苏克萨哈，并且留着苏克萨哈还可以牵制鳌拜。况且，就康熙帝的性格而言，他也不是那种阴险刻毒之人，后来他连鳌拜都不杀，现在怎么会愿意杀苏克萨哈？　　　　
　　　　如今四辅臣死了两位，遏必隆虽位居鳌拜之前，却一切听从鳌拜指使，鳌拜更加目中无人了。　　　　
　　　　满洲贵族以军功起家，其实也就是以杀人起家，这些人在非正常的环境中，以拼命不怕死为能事，往往不懂得在正常情况下朝纲法纪为何物，更不知道国计民生为何物。封建社会固然不是法制社会，但是过分的无法无天也是不正常的。武人当政，朝政必然黑暗，连最起码的国家秩序也会被扰乱，人民必然惨遭祸殃。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下令永停圈地。然而事实上圈占土地的行为，持续了很久才结束。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帝又一次下令禁止圈地。看来，圈地的人不只鳌拜一人，并非只有鳌拜喜欢生夺民间资产，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人物。　　　　
　　　　三大臣抵制鳌拜换田，并不仅仅是八旗内部的财产再分配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它其实是非正常的掠夺方式与正常的剥削方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以乱政治国还是以善政治国的矛盾和斗争。单单依靠暴政不能使清朝的统治合法化，国家政治需要一定程度的程序化。尤其是农耕人口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稳定，能为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物资之后，才可以支持这种统治。　　　　
　　　　


《君臣道》第一卷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

　　　　剪除鳌拜恢复君权一揽　　　　
　　　　苏克萨哈一死，朝中无人敢与鳌拜争锋，鳌拜施威震众，益加专横，每奏事则挥臂向前，强说不已，根本不把亲政后的小皇帝放在眼里。康熙帝要使国家政治走上正轨，首先必须摆脱汉献帝似的可悲处境。　　　　
　　　　鳌拜的妄行，引起朝廷上下普遍不满。有一次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时政，暗示鳌拜擅权谋私，要求皇上“朝纲独断”。鳌拜请求治他的“妄言之罪”，并且请求禁止言官上书陈奏，康熙帝不许。康熙帝深感鳌拜“欺君妄为”之恶，决意铲除之。　　　　
　　　　康熙帝从小由孝庄太皇太后抚养长大，他对这位祖母既崇敬又信赖，每日照例去祖母处请安，听取教诲，每遇重大事件都向祖母请示。太后则充分运用自己的经验才智和威望影响，悉心指导，辅助康熙帝处理军国大事。康熙帝几次向太皇太后提出要剪除鳌拜，太皇太后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告诫他要“戒急用忍”。康熙帝按照太皇太后的吩咐，先加封鳌拜一等公爵太师太傅，施欲擒故纵之计。　　　　
　　　　康熙帝读书的南书房前面有片开阔场地，孝庄太皇太后为了让康熙帝练习弓箭，特令人在此设立一个箭亭。康熙帝从小就天天在此射兽皮箭靶。太皇太后又定下计策，招集一批身强力壮的满族少年作为侍卫，直接听命于皇帝，由索尼的次子、比康熙帝大两岁的索额图为领队，天天在空地上练武，做布库（摔跤）游戏。鳌拜入宫奏事，常见康熙帝和这些少年跌爬滚打在一起，以为是小孩子玩耍，不以为意。　　　　
　　　　现在，鳌拜简直不像辅政大臣，倒像一个太上皇，每天与其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儿子纳穆福以及一批党羽在家中议事。国家大事先要经过他们的家庭会议，议定之后，方可施行。他们在朝廷内外，遍布亲信，结党营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些善于拍马的官员，竟把他捧为圣人，比作古代辅佐成王的周公。　　　　
　　　　周公摄政有“君逸臣劳”的意思，绝非篡权。战国思想家慎到说：　“大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主垂拱无为，仰成其事，因此国事无有不治，是治国之正道也。”非常可惜，这种事情，自中国进入成熟的封建帝制以后就很少发生了。像诸葛亮那样的不思篡权的宰相真是绝无仅有。自古以来人们只是消极地强调诸葛亮之“忠”，而忽视了他的以相权治国的巨大进步意义。鳌拜虽然也是以相权治国，但是没有道德可言。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制度不是问题的关键，处在权位上的人才是关键。儒家之所以提倡修身，就是把重点放在人，这是治国的大根大本。　　　　
　　　　鳌拜见康熙帝现在对自己更加言听计从了，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其实，康熙帝正在加紧组织力量，准备行动。他知道，如今鳌拜势力强大，党羽众多，连宫中都有他的耳目，而鳌拜本人亦勇猛过人，许多人都畏他三分。要除掉他，只能智取，不能力敌，还要行动干净利落，不能拖泥带水，以免造成政局不稳。　　　　
　　　　康熙帝担心训练小侍卫的意图为鳌拜在宫中的耳目察觉，就叫索额图带领小侍卫们练习武艺的同时又斗蛐蛐，又逮麻雀，以此为掩护。索额图见小侍卫们训练得技艺高超，擒拿鳌拜已不成问题，向康熙帝提出可以动手了。康熙帝借向太后请安的机会，向太后请求逮捕鳌拜。为了万无一失，太后让康熙帝在实施行动之前先将鳌拜的一些亲信死党以各种名义逐步派调出京，再擒拿鳌拜本人。　　　　
　　　　康熙帝遵照太皇太后的主意，与索额图商议之后，分别将鳌拜的胞弟巴哈、亲侄苏尔玛、姻党理藩院侍郎绰克托、工部尚书都统济世等人，先后派往察哈尔、科尔沁、苏尼特及福建等地。为了不使鳌拜生疑，将他的胞弟清西将军穆里玛、儿子纳穆福等仍留着不动。　　　　
　　　　鳌拜也颇狡猾，有一回假装生病，要康熙帝亲自前往问候，以试探皇上对他的态度。康熙帝亲临其府邸，至寝榻前。鳌拜骤然变色，御前侍卫乃急趋榻前，揭开卧席，见藏有利刃，问他意欲何为。康熙帝神色不变，笑着说：　“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也不奇怪。”其实，他心里有数，鳌拜是心怀不轨，康熙帝马上就离开了那里。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