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为例，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十年中，大象的数目分别从16万7千头和1万5千头锐减到4万3千头和1千5百头。到八十年末，整个非洲的大象数目减少一多半，只剩下62万4千头。
非洲象数目的锐减，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非洲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对森林、草原的开发与破坏，促使野生动物生存的地盘缩小，环境恶化。结果，大象的自然死亡率猛涨。二是滥加捕杀。过去，非洲人捕猎大象主要是为得到象肉和象皮。但是，七十年代之后，象牙成为人们捕杀大象的主要获取物。这不但是因为国际手工艺品市场上对象牙需求量的急速增加，还因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象牙同黄金和钻石一样，被视为一种价值稳定的硬通货，西方一些大银行竞相争购和储存。八十年代初，国际市场上象牙的成交额每年在130万公斤左右，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非洲。同时，象牙的价格不断上涨。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批发价从每公斤13美元上涨到156美元，上涨12倍。获取一根象牙，就可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因此，一些人把大象看成是“活动的金匣子”，把象牙看成是“令人垂涎的白金”，把偷猎象牙看成是“发财致富的捷径”。他们总是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千方百计去捕杀大象。
过去，捕杀大象的多是本地人，使用的是原始的弓箭、长矛、棍棒，规模不大。七十年代之后，非洲以外的人也开始涌来。他们与本地人勾结在一起，甚至买通地方官员，秘密组织偷猎队，使用自动步枪、机枪、火箭筒等现代化武器，使捕猎活动大大升级。1980年4月，在坦桑尼亚中部的辛吉达镇附近的丛林中，发现有人埋藏了1308根象牙。1981年2月，肯尼亚破获一支有几十人组成的偷猎队。据说，他们一个月就捕杀大象200多头。
非洲一些国家先后陷于社会动荡和战乱，使大象的捕杀公开化、规模化。1979年，在推翻阿明政权的战争期间，乌干达的卡巴格雷卡瀑布国家公园一次就发现300多头大象的尸骨，据说都是军人开炮杀死的。1982年，趁扎伊尔战乱之机，一支偷猎队把20多吨毒药投放到大象经常饮水的湖泊，结果造成三四百头中毒而死。而后，政府军与反政府军拉锯式的战争，使这个国家东部的十几万头大象遭捕杀。长达十六年的莫桑比克内战，长达二十五年的安哥拉内战，则使这两个国家的大象灭绝，最近不得不从南非引进。而素有“大象之国”称号的科特迪瓦，近几年内战连绵，大象也面临灭绝的危险。
从七十年代起，大象被世界保护野生动物组织列为“濒危动物”。许多非洲国家颁布禁猎大象的法令，并打击偷猎大象、走私象牙的团伙。对有大象栖息的野生动物园和保留地也加强了管理，进行武装巡逻。同时，在一些国际保护野生动物组织的协助下，许多非洲国家开展大规模的“拯救大象运动”，通过捐助、展览、讲座、放电影等多种形式，宣传保护大象的意义和措施。1989年10月，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大会通过决议，十年之内严禁象牙贸易。这些措施对保护大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九十年代之后非洲象的数目开始缓慢回升。
《多彩的非洲》 非洲象的命运（2）
大象数目的增多激发新的争议。1997年，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第十届大会。津巴布韦、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南部非洲国家提出，它们过去储存下来不少象牙，请求大会准许将这些象牙出售，以便将所得收入用于进一步保护大象的生存。这些国家的建议遭到肯尼亚、印度和西方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代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象牙贸易都会鼓励偷猎，从而危及、而不是保护大象的生存。经过激烈辩论，与会的130多个国家的代表秘密投票，同意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三国“根据严格的条件试验性地”将所储存的60吨象牙出售给日本。所谓“严格的条件”，一是必须将出售象牙的收入用于大象保护，二是如果因出售这些象牙引发偷猎活动增加，出售就必须立即停止。所谓“试验性”，就是先实行三年，以后是否继续实行要看后果再定。
三年过去后，各方都对这种“有条件的出售象牙”的后果进行了评估。评估的意见集中反映在2000年4月于内罗毕召开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第十一届会议上。以肯尼亚和欧洲保护野生动物组织的代表为一方，认为放宽对象牙出售的限制是前几年在环境保护方面所犯的“一个绝大的错误”。他们指出，在过去的三年之中，津巴布韦偷猎大象的活动明显增加，仅1999年一年官方媒体报道的就有84起。整个非洲又出现“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屠杀大象的情况。仅1998和1999两年，就有3万头大象遭到屠杀。另一方是南部非洲国家，认为因为放宽象牙贸易限制而遭到屠杀的大象，实际上只有几百头。现在，南部非洲的大象数已从1981年的7万9千头增加到19万8千头。为缓解居住地的压力，必须有计划地宰杀一些。因此，他们主张，不但应该继续允许出售储存的象牙，还应允许出售新宰杀得到的象牙。会议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最后通过投票，决定维持原来的决议，将不准进行象牙贸易的禁令再延长三年。
2002年11月，第十二届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组织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会上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南部非洲国家的象牙贸易问题。经过激烈辩论，会议批准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在三年内出售60吨储存象牙的申请。其他非洲国家因“大象生存条件没有显著改善”，类似的申请则未获批准。
现在，关于象牙贸易的争论仍在继续。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利益。在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南部非洲国家，大象保护得较好，数目增长较快，有的地方确实出现过剩问题。据报道，博茨瓦纳现有大象10万6千头，但是，实际容纳能力估计只有5万头。因此，过多的大象不但毁坏草场和林莽，使一些地方出现荒漠化现象，而且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也受到威胁。津巴布韦据说也出现类似情况。这个国家的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代理局长坎罕加不久前说，津巴布韦的大象以每年百分之五的速度在增长，现已有8万4千头，几个国家公园都出现“象满为患”的现象。他认为，大象的过剩不但破坏植被，也给其他野生动物、乃至人类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多数南部非洲国家主张，不但应放宽对象牙贸易的限制，还应有计划地宰杀一些大象，以维持生态的平衡。
其他非洲国家，特别是中非和东非一些国家，大象的生存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战乱或管理不善，这些国家的大象数目仍呈下降趋势。战乱频仍的刚果（金）、刚果（布）、中非、乍得、安哥拉等国家的情况尤为严重。据报道，刚果（布）的偷猎活动仍很猖獗，大象数目已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5万多头下降到目前的不到3万头。刚果（金）东北部的反政府武装大肆捕杀大象，以每公斤4美元的“超低价格”出售象牙。因此，这些非洲国家和一些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认为，放宽象牙贸易，必像打开潘多拉盒子一样，造成偷猎活动一发而不可收拾。
2003年9月，一个关于大象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在斯里兰卡召开，主题是“人类与大象的关系及冲突”。研讨会认为，人类同大象“一向关系密切”，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关系恶化”，目前则“正在陷入生存冲突之中”。一些与会者认为，有些国家大象数目增长过快，不但毁坏热带的雨林草原，还把周围的稻田和果园视为“开放的自助餐厅”，横加践踏。有的地方，大象甚至攻击人类，亚洲各国每年就有几百人因此而丧生。另一些与会者认为，人类与大象的冲突，主要是因为人与象争夺生存空间日趋激烈造成的。一些国家的开发缺乏计划性，过多地侵占了野生动物的传统活动地盘，迫使大象不得不进行“破坏性反抗”。著名非洲大象问题专家伊安·道格拉斯－汉密尔顿认为：“如果我们不给大象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那么，我们最终也就不会给自己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从长远来看，这就势必造成大象与人类的双亡。”因此，他指出，尽量缓解人与象之间的冲突，是当前非洲环境保护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大象的命运其实一直同整个非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上，象牙同黑奴、黄金、香料一样，曾是欧洲殖民主义者掠获的对象。从15世纪起，他们从非洲海岸深入到内地，大肆捕杀大象，掠夺象牙。欧洲国家以象牙为原料制造出一系列产品，从钢琴琴键、鼻烟盒直到弹子球。这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国家对非洲的争夺与瓜分。因此，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列强对非洲象牙这一特殊商品的永无止境的贪欲，使世界上这块最贫穷的大陆长期陷于血泊之中，构成殖民统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那样的历史悲剧今天不会重演。但是，人与大象的关系却仍然需要协调。“变冲突为和谐相处”，这已成为人们的共同吁求。
（2003年10月24日）
《多彩的非洲》 牵魂动魄是鼓声
牵魂动魄是鼓声
早就听说鼓是黑非洲最流行的乐器，被称为非洲传统音乐之魂。这次到乌干达来，耳闻目睹，不但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还发现鼓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我曾到乌干达各地旅行，无论走到哪里，也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总能听到“达姆达姆”的鼓声。鼓声大多急骤如暴雨，有时也能轻柔似清风。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听到鼓声，就魂牵魄动，自觉或不自觉地扭腿摇臂，跳起舞来。
乌干达的鼓，一般是硬木做身，牛皮或四脚蛇皮蒙面。鼓的形状和大小千差万别，大者有如水缸粮瓮，小者宛若茶杯酒盏。从鼓身与鼓面的比例上分，有短、中、长三种。数量最多的是短鼓，呈陀螺形，发低音。鼓身四周绷着带毛的皮弦，打击鼓面，皮弦振动，使鼓声谐和悦耳。长鼓多呈圆柱形，敲击时挎在肩头，发高音，经常用以为短鼓伴奏。介于长、短鼓之间的中鼓，有圆锥形的，也有圆柱形的，一般发中音，既可为短鼓伴奏，也可独奏。各种鼓中，除大型短鼓用鼓棰敲击外，都用双手拍打，因此又有手鼓之称。同一个鼓，敲击鼓面的部位不同，手指同鼓面接触面积的大小不同，都影响到音量的大小和音调的高低。因此，技艺高超的鼓手，象小提琴手一样，非常讲究“指法”。同一个鼓，指法不同，能敲打出变化万千的不同乐声来。
鼓在乌干达有悠久的历史，有人说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之前。当初，它纯粹是作为一种供人娱乐的乐器出现的。后来，随着人们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它也具有了多方面的作用。
鼓作为乐器，风行全国城乡各地。乌干达有几十个部族，各部族人民都能歌善舞。歌唱的曲调大多激昂慷慨，舞蹈的节奏大多粗犷豪迈。因此，用激越昂扬的鼓点为歌舞伴奏，显得十分和谐。每逢传统节日或公众集会，总少不了以鼓为主乐器作欢愉的合奏。就是平时，皓月初升，人们也经常聚集在茅草房前的空地上，踏着欢快的鼓点，载歌载舞，消除一天的劳累，忘却日间的忧烦，然后轻松地进入梦乡。
鼓，长期以来还是一种重要的通讯工具。乌干达湖多河密，丛林遍地，交通阻隔，人们就用鼓来传达某些重要信息。每当有修桥、筑路等公益劳动，村长就命人击鼓，“萨加拉，阿加拉米迪”，意思是说，“我不希望任何人睡大觉”。听到这种鼓声，村庄里的人就携（钅＋秋）扛镐来到工地。而遇到诸如猛兽侵袭、敌人来犯等重大险情，就用鼓反复发出“关加，姆吉”的声音，意即“同胞，快来”。于是，成年的男子就手持长矛和盾牌，赶到指定的地点，做好应战的准备。有时，这种鼓声以接力的方式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使方圆几十公里的人们都警觉起来。正因为鼓能传递一些特定的信息，人们说它是“会说话的鼓”。为了掌握鼓语，人们需要从孩提时期就跟着大人学习、分辨。学习鼓语，在许多部族是每个男女的传统“必修课”。
鼓，也是进行宗教和迷信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在乌干达一些地区，有些鼓被称为“圣鼓”，因为它们被认为有圣灵附体，能在阴间与阳间、凡人与神仙之间传递信息。这种鼓，或安放在教堂中，专为祈祷和唱圣歌时伴奏；或掌握在酋长手上，世代相传，只供祭祖祈天之用。
鼓还有一种崇高的政治职能，那就是用作国家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乌干达国徽中间就有一面鼓。这是几百年来一种古老传统的延续。原来，乌干达在1967年成为共和国之前，境内有布干达、布尼奥罗、托罗和安科莱等四个王国。每个王国的王室都有一套大小不同的鼓。一套鼓最多时可达一千多个，各有不同的名称和音色。鼓上饰有色彩斑烂的串珠或贝壳。鼓棰往往用象牙或人骨雕成。这种鼓，只有王室的婚丧嫁娶、新王登基、对外国宣战等隆重场合才用。久而久之，它们便成为国王权威和王国尊严的象征。国王驾崩，王室的鼓全部倒置，表示哀悼，直到新的君主即位，才摆正过来。在安科莱王国，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巴基叶丹瓦鼓被奉为“国柄”。为确保不落入异族手中，它被安放在特制的房子里，有武士守卫。房中昼夜点燃着熊熊烈火，象征着鼓的永生、王国的永存。现在，这些王国都不复存在，但王室的鼓，仍有不少作为文物保存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乌干达人民爱鼓，对鼓的旋律有特殊的敏感性。我们看到，从一般家庭到公共场所，乃至总统官邸，大多有各种装璜精美的鼓，或挂在墙上，或摆在案头，或安放在茶几旁。当地朋友说，这些鼓不只是别具一格的装饰品，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