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定义，并且包含着何其芳对诗的形式美、格律美的强调。
八十年代初，吕进提出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关于诗的定义：“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11〕这个定义既有别于何其芳式的诗歌定义，也有别于新崛起的先锋派的诗歌定义。
如果抛开一切主义和流派，在纯技术层面上，只用一句话，给诗下一个最简洁的定义，我想是否可以这样说：诗是以具有乐感的语言借助意象抒写情思和美的艺术。诗是艺术，诗是语言艺术，诗是抒写情思的艺术，诗也不妨是惟美的艺术，诗是借助意象表现的，诗的语言是具有乐感的。乐感即音乐性，包括节奏、韵律等，这是诗歌语言区别于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意象是诗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作为一门语言艺术，诗一般不会通篇以抽象语言直接表达抽象的情思，而要借助意象表达。什么是意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融汇着诗人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譬如写一首爱情诗，诗人不止会说：“我好想你呀！”“我想死你了！”“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我活一天就会想你一天呀！”而会以饱蕴深情的意象，做委婉的表达，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对你的思念，就像春蚕吐丝，至死不渝呀！因为得不到你的爱，我伤心落泪，就像燃烧的蜡烛，生命一息尚存，泪流就一息不止呢！情丝无尽的蚕，泪流不止的烛，就是诗中借以寄托情思的意象。
诗要表现的，是诗人的主观世界和诗人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在主观世界一方，诗要表现的主要是情思和美，即诗人对世界和人生的情感体验、思想颖悟以及审美感受。客观世界要求于诗的，则是叙事和状物，叙社会之事，状自然之物。其所状之物、所叙之事，往往也作为意象，借以寄寓主观的情思及美感。
注释：
〔1〕歌德《诗与真》第二部分第七卷。
〔2〕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东方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560、561页。
〔3〕反过来，闻一多要求诗应当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的“三美论”是从这里逆推出来的吗？
〔4〕但《老子》也有与之相悖的论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5〕〔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三。
〔6〕《吉尔伽美什》的影响曾经遍及欧亚，可能是东西方文学的一个共同源头。中国上古关于后羿的神话，就与吉尔伽美什的生平故事极其相似。
〔7〕参见吴思敬：《诗歌的基本原理》，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页。
〔8〕王蒙认为，文学研究的诸种方式有如盲人摸象：强调反映、再现的如摸到了象腿，强调表现、感觉的如摸到了象鼻（没有牛鼻子那种褒义），强调结构、模式的如摸到了脊骨，强调弗洛伊德宣泄功能的如摸到了下体（无贬义）。
〔9〕参见石天河：《广场诗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10〕转引自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11〕见吕进：《新诗的创作和鉴赏》，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小丑与先知
？ 莽 汉
先知是能够洞见并预言人类未来的人。他们通常是这样一些角色：乞儿、渔夫、王子、哲学家、艺术家、宗教信徒甚至疯子。当他们的面孔突然从茫茫人海中涌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头上并未戴着一顶“先知”的桂冠，只是到了他们的预言变成现实之后，我们才蓦然回首，发现先知的头上竟然真的笼罩着一圈真理的光环。我们诚惶诚恐地匍伏在他们的脚下，搜尽这个世界上所能有的最美好的言辞去揄扬、赞颂他们的远见卓识，并且绝望地吞咽因未能遵从他们的教诲而招致的命运的苦果。
然而面对先知，我们并未真诚地忏悔自己当初何以如此冥顽不化，更不能痛下决心去领悟当下生活中新先知的预言。现实的迷雾模糊了先知孤独而又充满悲悯的脸庞，我们看到的依旧是一个举止怪异、模样滑稽、思想狂悖、危言耸听的小丑。这是先知的不幸，也是人类的悲剧。
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形同水火岌岌可危的今天，我们发现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耆那教的创始人大雄筏驮摩那就曾提出过一种崭新的自然观念和生命伦理。他的基本思想是：整个世界由无数的个体灵魂构成，非但人类，所有的生命，包括动物甚至植物，都有灵魂。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教义说：“最低贱的昆虫的生命与高贵的人的生命同样神圣、一样永恒。”而十八世纪英国塞尔波恩的奥瑞勒教区副牧师吉尔伯特·怀特更是首创一种“阿卡狄亚式”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过一种简单和谐的生活，使人类恢复到一种与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存的状态。即便在当代，他们的预言仍未成绝响，一大批人文和科学的“先知”起而大声疾呼。美国科学家雷切尔·卡森在她的《寂静的春天》里写道：
控制自然是一个傲慢自欺的词组，始自生物学和哲学的最原始时期，当时人们认为自然界是为了人类的方便才存在的……如此原始的科学使用最现代和最恐怖的武器转而用来对付昆虫的同时，也转而来对付地球。这真是我们时代的令人惊恐的不幸。
然而这些先知的命运，这些预言的反响又是如何呢？他们生前几乎无一例外受到的只是迫害、非难、冷落，或者只是传媒哗众取宠的廉价的喝彩，他们的预言都被当作了耳旁风。耆那教的生命伦理无人问津，怀特的田园主义遭到培根“帝国式”的冷笑，雷切尔·卡森的警告也只是一度成为媒体的“花边”。我们之所以对所有先知的预言充耳不闻，除了物质的欲望、对理性的盲从以及人类固有的惰性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不能放弃虚骄狂妄、惟我独尊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生存观由来已久。它是伴随着人类意识觉醒的第一缕曙光而来的难以祛除的阴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不可剥离的孪生兄弟。
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它兴起于原初先民对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水系的驯服与控制。苏美尔人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把两河流域的水泽变成一座五谷丰登的天然粮仓，而现代人类不仅早就控制了包括水在内的生物圈的所有资源，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原子与太空。因此所谓人类的文明史，既是一部对自然的征服史，也是一部人类不断自我膨胀的历史。这种无限度的自我膨胀起自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正如宇宙诞生于大爆炸一样，人也是文艺复兴知识爆炸遗存的一块碎片。如果说宇宙大爆炸的碎片混旋为星云，凝聚为星体，成为构成无限宇宙特定时空中的一个个有限的个体，那么，人这块碎片却以宇宙的中心自居。我们破译了雷电的奥秘，放逐了远古的诸神，甚而废黜了天国里的上帝。我们为自己加冕，然后拜倒在自己的脚下。我们是天地之间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尊神。
这是人类的荣耀，还是文明的悲哀？面对这个曾经美丽丰饶而今却危机四伏、面目全非的地球，先知的预言本身就是答案。
我们敬畏先知，是在现实印证了他们的预言之后；我们蔑视他们，是因为先知的告诫“亵渎”了人的无与伦比的高贵和尊严。在我们的想象中，先知就是那个屡次惊呼“狼来了”的孩子。而一旦“狼”真的来了，我们又把那个撒谎的孩子供入圣龛，面对接踵而至的狼群一笑置之。我们与先知的关系还有点像那座起火的剧院的观众与那位报警的小丑：一场大火在某剧院的后台突发，一个小丑跑出来通知观众，要求大家尽快撤离，但众人却认为那只是小丑的滑稽表演而报以热烈的掌声。小丑不断重复他的警报，观众的喝彩也更是持久而热烈。最后，在人们的一致欢呼声中，剧院被烈火所吞没。
解读辜鸿铭
？ 钟兆云
辜鸿铭（1857～1928）是清末民初驰名中外的文化怪杰。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尝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文化巨擘吴宓亦赞曰：“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之宣传员。”而在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领袖陈独秀眼中，却是位“很可笑”、“复古向后退”的怪物，以“老顽固”、“老古董”、“腐儒”等相称者也不乏其人。如此褒贬相反的头衔，细数下来，竟有二三十个之多，集于一人之身，足见其受重视之程度。由是，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谓：“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
一、 究竟有怎样的出身和家庭背景
辜鸿铭的先祖本姓陈，世代在福建厦门同安捕鱼为生。到陈敦源时，因酒醉失手伤人，为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最后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成为伐榛辟莽、开垦这块蛮荒之地的华人前驱，旅居时间比英国人还早。事过境迁，陈敦源痛定思痛，罪疚之心难以释怀，于是干脆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
1857年7月18日，当辜鸿铭向着马来亚的酷暑盛夏热烈投奔而来时，这个热带南洋小岛早已被英国殖民者占据，改名为“威尔斯王子岛”，他的父辈们已同英国殖民者打了多年的交道了。辜鸿铭之曾祖父辜礼欢，作为“当地最可敬之华人”，被初登马来半岛的英国殖民者委为地方居民的行政首脑——首任甲必丹（Captain）。这位地方的头人育有八子三女，儿子中数辜安平、辜国材和辜龙池三人最有出息。辜安平自幼被送回国内读书，后来，在林则徐手下为官，不久后又奉调台湾任职，并从此定居台湾。辜国材和辜龙池则继承了辜礼欢的衣钵，在政治上继续与英国殖民者保持合作关系。辜国材因有外交头脑，受派随英国人、东印度公司要员莱佛士爵士率领的舰队登陆新加坡，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大展才智，成为来新加坡最早的中国人之一。辜龙池在吉打州政府里任公职，于地方建设卓有功勋，被吉打苏丹赐拿督勋衔。他有个儿子不喜从政，帮助英商布朗经营槟榔屿的牛汝莪橡胶园，颇得老板的信任，成为密友。他就是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辜鸿铭乃辜紫云次子，取名汤生（Tomson）。
混血儿的体态，超凡的天赋，伶俐的言行，与众不同的性情，使小汤生深讨布朗的喜爱。布朗收其为义子，并于1867年前后带他返回苏格兰老家，对他的学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十四岁那年，汤生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义父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被送到德国学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获土木工程文凭。回苏格兰后，又进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HongBeng kaw（汤生在学校的英文名字，为闽南方言译音）这尾来自东方的小鱼，自由自在地遨游于西方文化的大海，经过彻头彻尾的西方学术武装，最终在爱丁堡大学校长、英国著名作家兼历史学大家、社会批评家卡莱尔引导下，栖息到浪漫主义的文学海岛之上。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等人抨击资本主义的精辟格言，汤生烂熟于心。什么“现今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一条枪”，在他年轻的心灵造就了七级地震。这些欧洲先贤们对中国儒家文明表示由衷地赞赏。在他们浩瀚的书海里，汤生倾听到了莱布尼茨的心声：“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东方的中国，现在给了我们一大觉醒。”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是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指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传教士到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汤生也追寻了伏尔泰诉说“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的思想根源。卡莱尔更是赋予中国神秘的色彩，令人向往。在《过去与现在》中，这位爱被人称作“皇帝”的大师把中国皇帝比作主教，由衷称道中国的政制。这些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连同歌德、狄德罗等一长溜大人物，成了汤生了解和认同母国文明充满魅力的精神食粮，寻回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神圣的民族尊严，并由此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爱丁堡大学，汤生还坚持学习希腊语、拉丁文等。1877年二十岁那年，他通过拉丁语和希腊两门古语，以及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的学习和考试，摘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桂冠。尔后到牛津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旋赴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地游学。取得德国柏林一所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一说硕士）后，转赴巴黎。数年间穿梭般求学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著名大学。汤生凭着自己的天才和勤奋，掌握了十来门外语，并获得了包括文、理、工、哲等多科的十几项文凭、学位，成为一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能言善辩、笔走飞鸿、大器早成的青年学者。此时父母已先后下世，汤生决心遵从父亲“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命。布朗支持他东返，这位善良友好的英国绅士相告带他到欧洲求学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视能力的西洋镜，会通中西，日后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
1880年，汤生登上了东返马来亚的轮船，被英国殖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在辅政司任职。1881年岁末，汤生偶识清廷派赴南洋诸地宣慰侨胞并与英国殖民当局办理交涉的马建忠（《马氏文通》作者），经三日倾谈，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发生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