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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辜鸿铭出版的汉文著作仅有《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等几种，但国学大师罗振玉却还是给他戴上了“醇儒”之桂冠，并言：“君之文为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等类齐观者也。”1910年，辜鸿铭还获得了清廷给予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
曾帮助张之洞管理过学堂诸事、后出使英、法、日、比、意等国的外交家钱恂，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辜鸿铭“其人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国文，太不知中国理，又太不知教学生法，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钱恂与辜鸿铭有过节，此说自然要打折扣。但据在北大曾做过辜鸿铭三年学生的罗家伦说：“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无论怎么说，相比于西学，辜鸿铭的国学功底确实差了些。
关于辜鸿铭的国学，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颇见心得的看法：“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徜徉于西学和国学的大海里，辜鸿铭的平生主张及学说大旨，具见于《春秋大义》及英译《中庸》。在辜鸿铭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之点，即可作为他的文化思想逻辑核心的，是对“civilization”（文明）的理解。这也是他坚执儒家文明的思想底蕴。
辜鸿铭对西方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对西洋物质文明有所批判，并且认为西方民族的富强是由于战争和掠夺，所谓“文明”，流弊无穷，应当吸取中国文明的优点，用以补救。在欧战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把中国的孔子之道推荐给西人，认为这是“贤人的宗教”，可以把欧洲从战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里，他如是偏执地告诉世人：
要估评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
当然，在辜鸿铭的学说里，世界上只有“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他的文化观念上的褊狭由此可见。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点是深沉、博大、纯朴、灵敏，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但不纯朴，因此都难以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相对来说，只有法国人还差强人意。
作为学者，辜鸿铭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他所行虽不羁，但交友真诚，每以进德修业相勉。还在北大时，他深叹学生徒以语言文学为装饰，绝非真心向学为可惜。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与教育》一文中，他对那些初回国的欧美留学生欲将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间摧毁破坏深表忧虑。
辜鸿铭这种关怀和担忧，由人文推及政教，他认为：“将来科学愈进步，世界战争也愈激烈，要消弭这种灾祸，非推行中国礼教不可。”诸如此类思想见解，固有新颖可取处，但有时也怪论百出。由于过分钟情于中国文化，一味排弃西方文明，使得辜鸿铭的思想学说显得肤浅而空疏，有时还像其发辫一样，为生活的装饰品。
六、在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辜鸿铭毕生逆西学东渐之潮，不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是中国人中独立完整地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极具世界效应。民国外交家、曾任国民党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法学博士王宠惠曾说：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曾任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许世英亦说：“鸿铭先生，名德硕彦，久为世重。”现代学人震瀛说辜鸿铭“是中国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国人崇拜的”……大小不一、重量不同的桂冠，一个时期以来，戴在辜鸿铭身上，何其多也！
但如同凌叔华指出的那样，辜鸿铭在中国的声望，远不如在西方来得隆重。辜鸿铭在欧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赞誉和评价，远远高于国内。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丹麦评论大家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就著作在欧美的阅读范围和产生过的轰动效应而言，辜鸿铭当之无愧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他之后，也仅有林语堂有此殊荣。
马伯援有段回忆：在美国时，他曾到图书馆去看辜鸿铭的著作，颇惊其多。图书馆的小姐说，“辜先生的书籍，在英美图书馆里，不仅是多，而且宝贵”。
据沈来秋回忆，1910年，他在青岛大学就读时，奥国籍教授赫善心博士推辜鸿铭为“中国现代哲学家”。1920年沈来秋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劳动群众，“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另一位留学生嗣銮也说起留德六七年刺激最深的两件事：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鸿铭极为佩服，当得知辜鸿铭生活困难时，竟还为他筹款；有一位教授郑重其事地宣布，学生中若不懂辜鸿铭，则不准参加有关讨论。
沈来秋、嗣銮所说并非空穴来风。奈尔逊教授就曾著文说：“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几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并世同辈中，吾所佩服者当以辜鸿铭为第一。”
因为推崇辜鸿铭，欧美国家的报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鸿铭的文章，尽管它们不少是讽刺詈骂这些列强国家的。如说英格兰人傲慢，苏格兰、德国人自私，美国人粗俗，俄国人残暴，辜鸿铭一张利嘴，几乎骂遍所有西方人。1920年的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杂志，刊有辜鸿铭的论文《The Uncivilization United States》（《没有文化的美国》），中间插入辜鸿铭身着前清顶戴、朝服后拖一根大辫子的漫画像。辜鸿铭在批评美国文学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除了爱伦·坡的诗外，没有一首好诗。生平痛骂西人而反以此见重于西人，辜鸿铭算是一个独特的样板。
有一件事，颇见辜鸿铭受外人钟爱之程度。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可辜鸿铭在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中国人的精神》时，却公开卖票，而且卖得挺贵。当时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辜鸿铭讲演门票则售两元。
辜鸿铭之所以深得外国人的尊敬甚而崇拜，不仅在于他所著有关欧战文字，使饱受战祸的欧洲人产生精神解脱作用，还因为他能够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宣传到外国去，而不像别人只说外国的东西好。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说：“在旧中国，哪儿有人可与辜鸿铭先生相提并论？他是惟一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我承认我欣赏他，我承认我爱他。”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也有言：“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确乎如此，因为受了辜鸿铭的影响，欧洲一些学者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写信向他请教。英国文豪毛姆认为辜鸿铭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他还不远万里前去拜见他。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游历时，竟从友人嘴中得知“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于是乎，辜鸿铭在北京东城椿树胡同那座寒素的四合院里，每日不知有多少国际名流学者亲造拜访。辜宅燃黑油灯，烟气扑鼻，洋人中有谓此灯不亮者，辜鸿铭则诙谐地说：“吾东方人，讲明心见性，吾人如心明，则灯自亮。东方人不似西人之专务外表者！”
辜鸿铭政治思想与时不和，然其文章学说，却为世所宗，如此集于一人之身，颇值玩味。由于他毕生不遗余力地从事中华文化输出工作，成为中国人中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成果斐然，极具世界效应，1913年还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享此殊荣）。虽然这年度的桂冠戴在了印度诗圣泰戈尔头上，但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一点也不逊色于泰戈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辜鸿铭在走红西方后，为他在其他亚洲国家中也带来了名望。芥川龙之介等就不要说了，印度的甘地竟也称他为“尊贵的中国人之一”。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也特别向辜鸿铭请教。而辜鸿铭却认为泰戈尔不通易经，没有资格讲演“惟精惟一 ”那种高深的真理，劝他回印度整理诗集去，不要再讲演东方文化了。在这里，辜鸿铭以己之长攻他人之短，而不自知也有短处（如果泰氏以辜氏不通佛教与道教文化，让他闭口，不要以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泰斗自居，辜氏又将如何回应），不仅过狂过狷，还真可谓疯人疯语了。
七、究竟有怎样的政治操守和政见
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端方代理，其人品行不端，加之惧洋媚外，为辜鸿铭所恶。一日端方到湖北纱厂，见该厂所配总督起坐室有两洋员在内，乃谓辜鸿铭说：我要与彼两人谈话，汝可为我翻译。辜鸿铭想，彼西人者，不知其为何人，或寻常工商一流，我国堂堂总督，岂可如此屈尊交接。乃入谓外人道：这间屋子，系为我们总督预备的，请你们赶快出去。洋人乃狼狈而逃。同行者评说辜鸿铭此种举动，真为中国存国体。
辜鸿铭操守廉洁。在上海黄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员贪污巨金，辜鸿铭怒不可遏，拒绝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说情风，要予惩办。洋员大惧，乃于暮夜袖金十五万求缓，又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气。
胡思敬在其所著《国闻备乘》中记录下一个故事：辛亥冬，张謇、唐绍仪皆聚上海，极力效忠于袁世凯，欲罗致辜鸿铭入党，因设宴款之，还引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数语以动之。岂料辜鸿铭坚拒袁党，道：“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言罢掷杯不辞而去。然就是这个遭辜鸿铭骂得体无完肤的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极力推崇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还为其未得国葬而憾，认为系“吾辈之责也”。
对辜鸿铭的政治操守和其抱负，罗振玉尝言：“君虽位卑分疏，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生平无积蓄，国变后，贫不能自存，而救世之志不稍挫。”民国初年，美、英、俄等六国银行团以高薪聘请辜鸿铭为翻译，当他得知他们借钱给袁世凯以作其镇压南方革命经费时，愤而辞聘。李国文曾为辜鸿铭大唱赞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
辜鸿铭服官讲学三十多年，师爷气和书生意气使他特别喜欢评论人物。晚清那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从太后、皇帝、尚书、督抚，到维新领袖，在他嘴中几乎鲜有漏网之鱼。在骂多赞少的评价中，其政治眼光亦寓于其中。
辜鸿铭把幕主张之洞与曾国藩并推为有教养之真正政治家，视李鸿章只为利己官僚，至康有为梁启超辈，直作艺者。他又喜欢比较，比如拿张之洞与曾国藩来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拿曾国藩与李鸿章来说，曾是大臣，李是功臣，但曾之弊在陋，李之弊在无所变更，所以国事终至不可收拾。
辜鸿铭对曾国藩、李鸿章甚而幕主张之洞都不免贬辞，对袁世凯则更毫无假借，尝在公开场合痛骂他是流氓、贱种、智商只能等于北京倒马桶的老妈子云云。供职外务部时，辜鸿铭应诏陈言，以“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直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辜鸿铭公开撰文，云：“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袁世凯死，他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后来冯国璋、张作霖之流欲罗其于帐下，军阀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相委，均遭受拒绝。
辜鸿铭所臧否的人物，当时不但大都健在，而且权势未衰，他却能一一指而骂之，实乃一介任气忤物、不惜开罪于人的狂狷之士。其言，寓劝世于骂世之外，含妩媚于辛辣之中，殊非当时一般士大夫可比。其行，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