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还玩弄了非洲。利用部落冲突，他们用廉价手工业品来获取黑奴。在贩奴贸易的四百年间，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人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而死于猎奴战争和贩奴途中的黑人，则不下此数的五倍。假如没有开辟新航线，假如大洋还是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人们彼此隔绝，照各自的变化情况，生活到现在，欧洲人和印第安人，谁会更快乐一些呢？这个问题，绝对不会只有一个答案。他们本来是不同世界的人类，本来可以比一比谁更文明。
欧洲人之所以用枪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如果只用文化交流的方法，不仅土著人不会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反而会发现自己的无知。
但如今的世界，对于什么是发展，却只有一个答案。自以为高于其他动物一等的，是精神动物的人类，而人类最终选择的，却不是精神的发展，而是物质需要的发展和生物性需要的发展。
关于什么是发展的概念，是欧洲人用枪捅着别人的后腰进行定义的。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别人的大门，本来是为了占有土地，掠夺财富，但他们却说：你们落后了，你们是劣等民族，你们应该听我们的。一些被侵略的民族醒悟了：看来我们确实落后了，我们应该发展工商业，我们应该武装自己。日本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它先是学习中国的唐朝。当欧洲人开着船拿着枪四处烧杀抢掠时，他们羡慕不已。但他们是不服气的，他们认为，东方人并不比西方人笨，甚至比西方人更聪明，西方人能做到的，东方人也能做到。后来，他们果然也做到了，成为一个足以和西方国家抗衡的东方强国，加入了殖民掠夺的行列。然而在二十世纪，接受了工业文明的日本，却困扰于三大公害：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骨痛病，而且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在枪口的威胁下，价值观就这样强行推广，进而得到认同。今天看来，世界上的很多地方的人，他们本来过着悠闲的生活，却是被逼着发展起来的，因为“落后”就要挨打，他们不得不发展。因为独立，他们必须笨拙地使用西方人的民主制度，常常搞得不伦不类。为了这种发展，他们力不从心地涉足工业，还不等自己适应某种经济现状，西方人却已经换了一番天地。他们总是跟不上西方人，以前很多人累死在西方人的苦役和鞭子下，现在很多人则饿死在家门口。
假如落后也不挨打呢？假如持有各种不同“发展”理念的民族和种族之间能相安无事呢？假如拥有枪炮的一方只是送去智慧、技术和友爱呢？假如拥有科技的一方不因为自己的拥有而认为别人是劣等民族呢？究竟是谁会活得更快乐一些？但上述假设是不成立的，而且永远都不会成立。事实上，任何拥有武力优势的国家和民族，总是要进行征伐和掠夺。所有这一切，当人类以国家、民族、种族为自私理由进行罪恶活动时，一直大倡“爱”和“宽恕”的宗教又在做些什么呢？
从1096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皇的发动和西欧国王的指挥下，罪恶的十字军东征一共进行了八次。当时，他们表面上打着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旗号，实际上是因为西欧人的享受欲望在膨胀。当时，东方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天堂《圣经》上说，那里遍地流着牛奶和蜂蜜。东方的财富让西欧封建主们垂涎三尺。罗马教会则想趁机吞并东正教会，并改造穆斯林，建立世界教会。意大利商人为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因为他们想排挤阿拉伯和拜占廷商人，垄断东方贸易。十字军于1099年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时，完全忘记了《圣经》的教义和圣地的尊严，将圣城洗劫一空，杀死城中七万多人。十字军还剖开死人的肚子，将尸体堆积起来烧成灰烬，再在尸灰中扒寻黄金。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却根本没有见到圣城。在威尼斯商人的操纵下，转而攻占信奉同一宗教的拜占廷帝国。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屠城七日，抢走了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烧毁了带不走的东西。兵灾过后，一个威尼斯人当上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
这种虚伪和无耻，连上帝见了都会转过脸去。
在基督教世界，文化专制主义横行近千年之久。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仅仅是由于某个邻人多嘴的流言，就会被抛入大牢。他不知道修士为什么抓他，为什么被起诉，谁是举证者。他如果申辩就会受酷刑，甚至被处死时还不知道原因。直到1600年，可恶的“异端裁判所”还烧死了真理的拥护者布鲁诺。这一切，居然都是为了维护宗教的正统性。
当宗教成为一种可以运用的权力时，它便成了满足私欲的工具。这并非宗教本身的过错。
在“中级自私阶段”，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人类分裂成许多阵营，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优秀无比，自己的宗教信仰才符合世界的本真。但奇怪的是，人们之间不进行文化和宗教的交流，却让战士和武器交流。在尸横遍野、城镇变成焦土之后，历史学家说：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商业的发展，技术的传播。也就是说，在主观上，人类只是为了自己的扩张野心、掠夺财富和对别人进行思想控制。
这一时期，由于科技人才和科技的出现，人类之间出现了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到文艺复兴时，西欧人在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科技往往促进文艺的发展，西欧人在哲学、文学、建筑、雕塑、美术等方面都独树一帜，有些人就以为自己是优等民族，开始有了自我优越感。更糟糕的是，科技也促进了武器的革新，从十五世纪起，欧洲人在武器制造方面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于是，欧洲人开始用武器来强制推行自己的优越感和价值观。
除了毛瑟枪和大炮外，哲学和艺术也是这种优越感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哲学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假如将一部西欧哲学史翻烂的话，沾在手上的，都是哲人们心灵伤口上的鲜血。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思考人为什么生存，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人性的善恶及扭曲，以及在后来的“高级自私阶段”，哲人们痛苦地思索人的异化，人的孤独和无助感，人的渺小感。艺术在那样的价值观里，可悲地沦为金钱的奴仆。到后来，当人们掂量着口袋里的钱决定能否享受所谓的艺术时，那些享受到艺术的人与其说是享受艺术，还不如说是享受对于金钱的满足感。那些想享受但没有享受到艺术的人，则会抱怨自己的穷困。至于更多根本对艺术不感兴趣的人，艺术在他们眼里是奇怪的东西，是精神的奢侈品。在稍后的“高级自私阶段”，绘画艺术水平的高低，要以每幅画的价钱来判定。凡高生前穷困潦倒，死后一幅画能卖到三千多万美元，这真是对艺术的莫大侮辱。而一场上档次的音乐会，则会产生高价的门票。更可恶的是，在雕塑艺术发现象牙的“艺术价值”时，非洲的大象就开始遭殃。当皮衣成为服饰艺术的极品时，几十种动物就惨遭剥皮。
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在“小我”自私和“中我”自私的共同影响下，东方以中国“家天下”为代表，认为国界范围内的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个人的。西方的王权也不断得到加强。统治者们都极端自私。西欧的一个国王曾经说：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中国的皇帝，则在活着的时候，也不管什么洪水滔天。不可否认，有些统治者懂得善待自己的人民，那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私：他们害怕暴政会引起人民的反抗，自己的统治将会失去。
在“小我”和“中我”两种自私的共同作用下，当一个历史事件发生时，往往既夹杂着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和私欲，也包含有各种各样的“崇高”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部分人学会了巧妙地欺骗另外一部分人，为他们的个人欲望贴上了具有“崇高”意义的标签。
在“中级自私阶段”，人类大体上还只是折腾自己，对大自然的破坏仍然不太强烈。但在这时候，人类已经发现了残杀动物的乐趣，懂得动物的经济价值，更多的动物成为餐桌上的食物。 四、高级自私阶段
在“高级自私阶段”，“小我”和“中我”自私进一步发展，更增加了“大我”的自私。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就像当初欧洲人认为其他种族的人是劣等种族一样，人类认为自己是优秀和高等的，自然界的一切都要为人类服务。作为欧洲人进行殖民侵略的翻版，人类将枪口、实验室屠刀对准了更多动物，将挖掘机、钻头、化肥、农药、大量污染物对准了自然界。
“小我”自私泛滥成灾。从工业革命开始，人们更疯狂地追逐个人财富。工场主、厂长，再到经理、总裁，随着称谓的变化，世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人们津津乐道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到处传颂着关于巨富的故事，到处都是指导年轻人“如何走向成功”的书，但打开那些书一看，实际上就是教人如何做一个有钱人。
在工业革命初期，人们还在为自私找着各种借口，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思想，认为“民富自然国富，国富则国强”。到现在，又突然在全世界宣扬所谓的“人间真情”，美国甚至为了维持婚姻，到了给结婚者发奖金的地步。可见，连“小我”自私都更加可恶，个人的自私已威胁到亲情友情。
在这一阶段，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国家、企业而忙碌着，更多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忙碌着，人们为了追逐财富而精疲力尽，犯罪行为十有八九是因为贪财。在上层社会，贪污贿赂横行，金融欺诈时有耳闻，政治和经济联姻的丑闻让许多人对政治失去兴趣。在下层劳动者中，人们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而被拴在机器、农具和计算机上，许多人患上了心理疾病，出现了很多富贵病和过劳死等现代死因。
“中我”自私得到加强。国家的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由于科技在现代兵器方面的应用，战争规模和代价也越来越大。为了国家和集团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三千万人丧生。为了所谓的拓展生存空间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超过五千万人死亡，伤残者更是不计其数。
二战后的世界并不太平，美苏争霸的结果，让核武器可以灭亡人类几十次。中东战争隔几年就来一次，越南战争进行了两次，阿富汗战争也进行了两次，伊拉克也打了两次仗……冲突没有减少，分歧反而越来越大。到二十一世纪初，连世贸大楼也被炸塌了，反恐联盟说，这是针对全人类的罪恶，这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者说，我们不需要你们贩卖你们的财富，推行你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已经被你们折腾得面目全非了，所以我们要炸毁象征你们价值观的建筑物。
如果说，战争是一枚人类投向对方的巨大的炸弹，恐怖主义就是不小心砸痛自己脚面的弹壳。战争是恐怖主义的源头之一，要消灭恐怖主义，首先应该消灭战争，二者均是人类由于“中我”自私而犯下的罪恶，而且这种罪恶没有轻重之别。许多人在谈到战争和恐怖主义行为时认为，如果行为目标是无辜的平民，则罪加一等。难道军人们是罪人吗？军人只是由于战争而被拉上战场的平民，是生活在军营和战场上的平民。如果哥哥是军人，弟弟是农民，无论失去了谁，无论他是军人还是平民，另一个人的失亲之痛是一样的。有一天哥哥复员，弟弟参军，罪人和好人绝不会在一夜之间换了过来。还有人认为，军用设施可以袭击，袭击民用设施则是一种罪恶。难道军用设施不是平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吗？相比之下，军用设施比民用设施用了更多的钢筋、水泥，更增加了民用设施所没有的特殊材料，而这些建筑材料，有哪一样不是平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所以，在炸毁军用设施时，比起民用设施，实际上是在更多地炸毁平民们的劳动产品。
庞大的军事工业不仅消耗大量资源，而且造成环境污染。在战争状态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原子弹爆炸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无尽的痛苦，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喷洒的落叶剂，使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的红树林遭到极大的破坏，西贡北部和西部的硬木林死掉一半，还毁坏了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农作物。而发生这一切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忍受痛苦和遭到破坏的不是美国。就这样，在“小我”和“中我”自私的驱使下，“大我”自私迅速升温。
“大我”自私开始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环境保护被人类提上了日程。但由于“中我”自私作怪，环境污染的罪首——发达国家，却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愿意放弃污染严重但获利丰厚的工业，把这些工厂建立在欠发达国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人称他们的农药“赛娜德林”可以制造一场真正的“绿色革命”，在几个欠发达国家建立了规模巨大的“赛娜德林”化工厂。而日后的事实证明，赛娜德林不仅没能减少虫灾，而且使虫类升级换代，它制造的不是“绿色革命”，而是一场场氯化氢生态灾难，致使当地鸟类锐减，有很多人因中毒而死。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公司设在印度博帕尔市的一家农药厂，剧毒物质外泄，受害面积达四十万平方公里，死亡人数约六千到两万人，受害人口达二十万人，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污染事故。
富国是非常慷慨的，常常分出丰厚的利润馈赠给欠发达国家，再让欠发达国家用这些钱来买毒药喝。但是富国利用了欠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落后和对环境污染的认识滞后，到头来，欠发达国家不仅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还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金钱对付糟糕的环境。当伦敦上空不再出现烟雾，泰晤士河再度出现鱼类时，许多欠发达国家如中国、墨西哥的工业重镇却迷雾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