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一个伤了一只眼的就在半脸的绷带里说：‘真是，这第一颗纽扣可少不得。而且要做得好，不能让领口太大了，太大了还是有风吹进去，那就冷得譬如没有穿一样。’“‘可是，我一醒过来就想到我这个手牺牲得太冤了。我何必一定要在那死鬼身上找纽扣？我把自己衣裳上最底下那一颗扯下来，缝在上边不就成了吗？脑袋给想糊涂了，老是想不到，你说这不傻吗？我现在就成天笑自己太傻了，想不通，就差一点送了命。
你说，我要是为了这颗纽扣送了命，那不是更冤吗？’“这就是一个永远很高兴的伤兵的幽默故事。”薛小姐说：“你想到过一个纽扣对于前方士兵的意义没有？”
驮马
我第一次看见驮马队是在贵州，但熟悉驮马的生活则在云南。那据说是所谓“果下马”的矮小的马，成为一长行列地逶迤于山谷里，就是西南诸省在公路完成以前唯一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了。当我乘着汽车，从贵州公路上行过，第一次看见这些驮马队在一个山谷里行进的时候，我想，公路网的完成，将使这古老的运输队不久就消灭了罢。但是，在抗战三年后的今日，因为液体燃料供应不足，这古老的运输工具还得建立它的最后的功业，这是料想不到的。
西北有二万匹骆驼，西南有十万匹驮马，我们试设想，我们的抗战乃是用这样古旧的牲口运输法去抵抗人家的飞机汽车快艇，然而还能支持到今日的局面，这场面能说不是伟大的吗？因此，当我们看见一队驮马，负着他们的重荷，在一个峻坡上翻过山岭去的时候，不能不沉默地有所感动了。
一队驮马，通常是八匹十匹或十二匹，虽然有多到十六或二十匹的，但那是很少的。
每一队的第一匹马，是一个领袖。它是比较高大的一匹。它额上有一个特别的装饰，常常是一面反射阳光的小圆镜子和一丛红绿色的流苏。它的项颈下挂着一串大马铃。当它昂然地在前面带路的时候，铃声咚咙咚咙地响着，头上的流苏跟着它的头部一起一落地耸动着，后边的马便跟着它行进了。或是看着它头顶上的标帜，或是听着它的铃声，因为后面的马队中，常常混杂着聋的或盲的。倘若马数多了，则走在太后面的马就不容易望到它们的领袖，你知道，驮马的行进，差不多永远是排列着单行的。
每一匹马背上安一个木架子，那就叫做驮鞍。在那驮鞍的左右两边便用牛皮绳绑缚了要它负荷的东西。这有两个作用：第一是不使那些形状不同的重载直接擦在马脊梁及肋骨上，因为那些重载常常有尖锐的角或粗糙的边缘，容易损伤了马的皮毛。第二是每逢行到一站，歇夜的时候，只要把那木架子连同那些负载物从马背上卸下来就行。第二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再把它搁上马背，可以省却许多解除和重又束缚的麻烦。
管理马队的人叫做马哥头，他常常管理着四五个小队的驮马。这所谓管理，实在很不费事。他老是抽着一根烟杆，在马队旁边，或前或后地行进着。他们用简单的，一两个字——或者还不如说是一两个声音——的吆喝指挥着那匹领队的马。与其说他的责任是管理着马队，还不如说是管理着那些领队的马。马哥头也有女的。倘若是女的，则当这一长列辛苦的驮马行过一个美丽的高原的时候，应和着那些马铃声，她的忧郁的山歌，虽然你不会懂得他们的意义——因为那些马哥头常常是夷人——会使你觉得何等感动啊！
在荒野的山林里终日前进的驮马队，决不是单独赶路的。它们常常可能集合到一二百匹马，七八个或十几个马哥头，结伴同行。在交通方便的大路上，它们每天走六十里，总可以获得一个歇站。那作为马队的歇站的地方，总有人经营着马店。每到日落时分，马店里的伙计便到城外或寨门外的大路口去迎候赶站的马队，这是西南一带山城里的每天的最后一阵喧哗。
马店常常是一所两层的大屋子，三开间的或五开间的。底下是马厩，楼上是马哥头的宿处。但是那所谓楼是非常低矮的。没有窗户，没有家具，实在只是一个阁楼罢了。
马店里的伙计们帮同那些马哥头抬下了马背上的驮鞍，洗刷了马，喂了马料，他们的职务就完了。马哥头也正如一切的西南夷人一样，虽然赶了一天路，很少有人需要洗脸洗脚甚至沐浴的。他们的晚饭也不由马店里供给，他们都随身带着一个布袋，袋里装着包谷粉，歇了店，侍候好了马匹，他们便自己去拿一副碗筷，斟上一点开水，把那些包谷粉吃了。这就是他们的晚餐。至于那些高兴到小饭店里去吃一杯升酒，叫几个炒菜下饭的，便是非常殷实的阔老了。在抗战以前，这情形是没有的，但在这一两年来，这样豪阔的马哥头已经不是稀有的了。
行走于迤西一带原始山林中的马队，常常有必须赶四五百里路才能到达一个小村子的情形。于是，他们不得不在森林中露宿了。用他们的名词说起来，这叫做“开夜”。
要开夜的马队，规模比较的大，而且要随带着炊具。差不多在日落的时候，他们就得在森林中寻找一块平坦的草地。在那里卸下了驮鞍，把马拴在树上，打成一围。于是马哥头们安锅煮饭烧水。天色黑了，山里常常有虎豹或象群，所以他们必须捡拾许多枯枝，烧起火来，做成一个火圈，使野兽不敢近前。然而即使如此警戒，有时还会有猛兽在半夜里忽然袭来，咬死几匹马，等那些马哥头听见马的惊嘶声而醒起开枪的时候，早已不知去向了。所以，有的马队还得带一只猴子，在临要睡觉的时候，把那猴子拴缚在一株高树上。猴子最为敏感，到半夜里，倘若它看见或闻到远处有猛兽在行近来，他便会尖锐地啼起来，同时那些马也会得跟着嘶起来，于是睡熟的人也就醒了。
在云南的西北，贩茶叶的古宗人的驮马队是最为雄壮的。在寒冷的天气，在积雪的山峰中间的平原上，高大的古宗人腰里捎着刀和小铜佛，骑着他们的披着美丽的古宗氍鞍的马，尤其是当他们开夜的时候，张起来的那个帐幕，使人会对于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发生许多幻想。
二万匹运盐运米运茶叶的驮马，现在都在西南三省的崎岖的山路上，辛苦地走上一个坡，翻下一个坡，又走上一个坡，在那无穷尽的山坡上，运输着比盐米茶更重要的国防材物，我们看着那些矮小而矫健的马身上的热汗，和它们口中喷出来的白沫，心里将感到怎样的沉重啊！
浮海杂缀
别了，上海
等了二十天的船，终于由芝沙丹尼号载我离开上海孤岛了。在回返到上海居住的两个多月之间，我看到了许多，我知道了许多。虽然在经济方面，也许上海已大大地失去了它以前那么样的重要性，但是，我相信，在文化和政治这方面，上海还保留着一种潜势力。我虽然看见了许多得意洋洋的汉奸，但尤其多的是一些留在那孤岛上艰苦地工作着的孤臣孽子。他们在教育着孤岛上的四百万民众，他们在记录，监视甚或惩戒那些无耻的国贼。你别以为此刻的上海所给予你的第一个印象是比从前越发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你只要一想到上海现在居然还有一种严肃的舆论存在着，居然还有一种潜伏的，但是并不微弱的抗战势力存在着，你就不能不感谢这些并未撤退到后方去的孤臣孽子了。
现在，船载我离开上海了。火烧红莲寺，四脱舞，现世报，花会听筒，沪西娱乐社……这些不良的印象都在我眼前消隐下去了，而那些不为一般人所看得见的，孜孜矻矻地在为孤岛上保留一股浩然的民族元气的人们，却在我眼前格外明显地活跃着。别了上海，我的敬礼是给予他们的！
台湾人
当我占据了A字舱第三号床位之后，底下的第四号床位便被一个肥矮的不相识的旅客所占据了，除了一只手提皮箧及一条毛毯外，他没有别的行李。船没有开行，他就躺在床上了。他在看一份报纸。《新申报》！
和一个汉奸做旅伴了。我想。
医生来验防疫注射证明书，头办来收船票了。我一瞥眼看见了他的船票。姓林，到香港的。
到香港去有什么活动吗？我心里在发问。
晚间，当我从甲板上散步了回舱时，那第一号和第五号床上的旅客已经在和他很高兴地谈话了。他们说得很快，似乎是福建话，但和我的福建朋友们所说的全不同。因为我连一个单字也听不出来。
糟糕？被汉奸们所围困了。我点旺一支烟，爬上了自己的床铺，开始为这不快意的旅途担忧了。
第二天，我除掉因为取纸烟，取盥洗具之类的必要而回舱一次以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甲板上。我在甲板上抽烟。我在甲板上看书。我在甲板上散步。我憎厌回进那个舱房里去。但是每当我回进去一次，那个第四号床上的肥矮的旅客总是躺在那儿，看书，看报，或是和第一号及第五号的旅客谈天。他看的书是一本薄薄的《寡妇日记》，而报呢，还是那份两大张的隔日《新申报》。
一天的报纸，怎么看了一晚和一日还看不完呢？这位先生倘若定全年的报纸，势必在第二年的除夕才看得了上一年的新闻。我这样想。
第三天的午间，船停在厦门和鼓浪屿中间的海峡里。出于意外的，那第四号床上的旅客忽然起身了，他换齐整了衣裳，匆匆地到外边去引进了另一个旅客来。同时他招呼了一个茶房，说着很勉强的国语：“我到鼓浪屿，这位先生，我的朋友，他行到香港去。”
说着他给了茶房一些小费。
那广东茶房尽管叽咕着“呒可以，呒可以，买办要呒可以格”，但那姓林的到香港去的旅客终于挈了他的皮箧和毛毯走了。
在他们办理交替的时候，那第五号床位上的旅客用普通话悄悄地告诉我：“这两个都是台湾人。”
“台湾人？”我问。
“唔。”
“你呢？”
“福建。”
“你们是朋友吗？”
“不是！”他似乎很不高兴。“我们从来不认识的。我是在马尼拉做生意的。”
“那你们说些什么话呀？”
“那个台湾人老是说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好！”
“你们呢？你们对他说些什么呀。”
“唔，我们骂日本人怎么样怎么样坏！”
我不禁失笑了。这该抱怨我一点也不懂得福建话。
这时那鼓浪屿上来的旅客已经也沉默地躺在床上了，但是，忽然，那姓林的又匆匆地回来了。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吗？
他不预备上鼓浪屿去了吗？我这样推测着。
可是全不对，他是回来捡遗忘掉的东西的。他在枕头底下看看，又在床底下望望。
郑重其事地把他所遗忘掉的东西捡了去：一本《寡妇日记》和一份三天前的《新申报》。
鼓浪屿
船从十七艘黝黑的敌舰中间行过，停泊在厦门和鼓浪屿之间的海峡里。这边是断井颓垣，那边是崇楼杰阁。这边是冷清清地看不见一个行人，那边是熙来攘往地，市声从海面上喧响过来。领着通行证的旅客雇了舢板往厦门登岸去了，我呢，船在这里有六小时的碇泊，遂也雇着一只舢板上鼓浪屿去观光。
舢板跳跃地掠过了海面，但中途被一个以三只大船组合起来的巡逻队所拦阻了。
“哪里来？”大船上有人攀住了我的船舷问。
“芝沙丹尼船上来。”
“喔，上鼓浪屿去玩吗？”他放了手，表示准许我们的舢板行过了。
“没有带什么东西吧？”另一个人用上海话问。
“没有什么东西。”我已经离开他们很远了。
在黄家渡码头上了岸，就看见一个难民区。许多用芦篾盖成的屋子里拥挤着从对海逃过来的难民。这一个难民区已经自成一个市集，沿着曲折的径路进去，可以看见许多店铺，但他们所陈列着的十之九都是日本商品。
纵然不认得路，但我终于找到了邮局，先去寄发了一封家信。从邮局出来，又在街上胡乱地闯着，买了一点绳子，手巾，肉松之类的杂物。渐渐地感到在这个孤岛上，生活程度也显然很高了，这必然是厦门的沦陷所影响的。
鼓浪屿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香港，它有比香港更广大的平地，但没有一条挺直的大道。街上没有人力车，也没有电车汽车，偶然看见一乘藤轿，由两身着白色制服，腰缠红带的舆夫抬着，中间不是坐着一个洋人，便是一个道貌俨然的老丈。
在每一个电杆木或路角上，必然可以看到两种招贴，用红纸的是分租余屋的告白，但除了地点在什么路几号门牌之外，其余的文字所表示的意义就不可索解了。用白纸的是一种“丈夫必备”的“爱情妙品”，名字叫做“密友”的药物广告。这种广告的数量之多可以说明这种药物在这个孤岛上着实存得不少。
由着路人的指示，我上了日光岩。在那个光光的山头上了望内海的一盛一衰的景象，听着山下观音庙里的唪经击磬声，和喧豗的市声，简直连自己也不知作何感想，惟有默然而已。
午餐
日光岩下来，走进了一家饮食店，我想该进一点午餐了。侍役拿上菜单来，在每一个菜名之下，全没有价目标明着。
“怎么？没有定价吗？”
“先生，你要什么菜，我告诉你价钱。”
“炒肉丝，多少？”我挑了一个平常的菜。
“七毫。”
一个炒肉丝要七毫，我觉得太贵了，我惟有再挑一个别的菜。
“跑蛋，多少。”
“四毫。”
于是我只好再试一个菜。
“有炒白菜没有？”
“有。也是四毫。”
“怎么！你们的菜都是这样贵的吗？”
我不禁跳起来。
“先生，现在什么都贵了，家家都贵了。这里猪肉卖一块钱一斤，鸡蛋一个卖一毫，白菜跟鸡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