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文稿很快就编定，交与光华书局。当时排版印刷都快，小小的一本四五万字的刊物，两个星期就排出来了。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看了浇版后打出来的清样，觉得内容激烈，他有顾虑，立刻通知我们，他不能出版这样的刊物，决定将已打好的纸版送给我们，就此了事。这份纸版，我一直保存到抗战初期，和我的书籍文物一起毁于炮火。
刘呐鸥是一个生长于日本的台湾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在上海震旦大学读法文，与望舒同级。一九二六年秋，望舒为了等我和杜衡读一年法文后，一起去法国，就暂时转读震旦大学法科。刘呐鸥在一九二六年终回台湾去，好久没有消息。一九二八年夏初，他又来到上海，找到了望舒。他在六三花园旁边的公园坊租了一座小洋房，一个人住着，雇了一个娘姨料理他的伙食和家务。他说要把家眷搬来上海定居，但暂时还不会来，房子很空，邀望舒去住在他那里，共同作文学活动。于是望舒首先去上海，住在刘呐鸥家的三楼。同时雪峰也去上海和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住在一起。放暑假后，我也到上海，住在刘呐鸥家。杜衡回杭州去了。这样就结束了松江的文学工场，而开始了包括雪峰、呐鸥在内的水沫社。
刘呐鸥带来了许多日本出版的文学新书，有当时日本文坛新倾向的作品，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的小说，文学史、文艺理论方面，则有关于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文艺论著和报道。在日本文艺界，似乎这一切五光十色的文艺新流派，只要是反传统的，都是新兴文学。刘呐鸥极推崇弗里采的《艺术社会学》，但他最喜爱的却是描写大都会中色情生活的作品。在他，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矛盾，因为，用日本文艺界的话说，都是“新兴”，都是“尖端”。共同的是创作方法或批评标准的推陈出新，各别的是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的差异。刘呐鸥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影响，使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非常混杂。惟有雪峰，对这些资产阶级的新兴文学，并不欣赏，他已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下了。
刘呐鸥愿意拿出几千块钱办出版事业，邀望舒和我合作。他做老板兼会计，我们做编辑兼管出版发行事务。这个计划，商量了五六天就决定了。于是我们一方面编印一个小型的半月刊，定名《无轨列车》。这是刘呐鸥取的刊名，他的意思是刊物的方向内容没有一定的轨道。我们把《文学工撤里的文章也编了几篇进去，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才在《无轨列车》创刊号公开发表。同时，刘呐鸥在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租下了一座临街的房屋，开设一家书店，也是刘呐鸥取的店号，叫做“第一线书店”。呐鸥亲自写了五个美术字，做了一块大招牌，挂在二楼阳台外。这个新开张的书店，除了经售光华、北新、开明等书店的出版物之外，自己出版的只有《无轨列车》。为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开一家书店，这是毫无出版经验的三个青年干的傻事。
第一线书店这块招牌，一挂出来就被官方注意，时常有人来问长问短。《无轨列车》出到第六期，就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禁止，书店也被警告停业。经过这一挫折，我们改变办法，在北四川路公益坊租了一幢石库门住宅房子，挂出了一块小招牌：“水沫书店”。这回不开店了，实际上是一家出版社。最初我们出版了一些比较平稳的文艺书，例如我的小说集《上元灯》、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蓬子的诗集《银铃》、胡也频的《往何处去？》，还有雪峰介绍来的柔石的《三姊妹》。这些出版物，读者的反映都很好，也有边远省市的书商上门来批购。书店总算站住了。
一九二九年，我们印出了刘呐鸥译的《艺术社会学》，接着又出版了望舒译的《唯物史观文学论》。这使雪峰很高兴，当时他正在译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基捶，他表示愿意交水沫书店出版。他又告诉我们，鲁迅也在译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
大家一谈，就产生了一个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计划。我们托雪峰去征询鲁迅，能不能由他主编这个丛书。雪峰和鲁迅一谈，鲁迅立即赞成。他愿意支持我们，但不能出面主编。于是在鲁迅的指导下，雪峰和望舒拟定了十二种书，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从一九二九年五月到一九三○年五月，陆续印出了五种，以后就被禁停止。当时我和望舒已住在店里，为了联系这套丛书的文稿和校样，雪峰常是晚上来的。
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雪峰很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他把我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开成立大会，前一天，雪峰特地来通知我们，邀我们去参加。那时我恰巧回松江去了，没有知道，所以第二天只有望舒和杜衡去参加。
关于“第三种人”的论辩掀起以后，雪峰和杜衡（苏汶）常有会晤，他是想当一个挽回僵局的调解人的。在他写的那篇总结性的文章《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里，语气之间，也还是把苏汶期许为同路人。前年看到《新文学史料》第六期上发表了夏熊整理的《冯雪峰谈左联》，其中记录了雪峰曾谈到过他的另一篇署名洛阳的文章《并非浪费的论争》。他说这是“与瞿秋白商量后由瞿秋白代我起草的，当时我另有任务，来不及写。”又说：“鲁迅《论第三种人》最后一句：‘怎么办呢！’是我加的，引用苏汶的原话，意在给对方留个后路。”从前一件事，我以为，文章虽然是瞿秋白起草的，总的论点和态度还是雪峰的。这从后一件事可以证明。
雪峰的文章，很受党内文艺理论家的批评，甚至以为他是认敌为友。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不知道雪峰和我们的关系。雪峰是一个笃于友谊的人，一个能明辨是非的人，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尽管在这次论辩以后，雪峰对苏汶的作为同路人的期望，多少有点幻灭，但友谊还保持着。
我和雪峰，从一九三四年以后，就没有机会见面。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在蓬子的作家书屋里碰到，三个人漫谈了一阵多年阔别后的情况，言不及义，匆匆分手。一九五二年，雪峰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了一封信，邀我去参加编辑工作。我觉得我还是做教书匠适当，就复信婉谢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和雪峰见面或联系。
杜衡于一九四○年在香港投奔国民党，使我非常失望。望舒于一九五○年忽然逝世，也使我极度伤感。雪峰对我们始终保持友谊，也始终在回护我们，我也很感激他。我常常想起当年文学工场里四个青年的亲密的情谊，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再也没有同样亲密的朋友，真感到非常寂寞。雪峰的政治生活，我无可叙述；现在我笔下的冯雪峰，是一个重情谊，能念旧的好朋友，是一个热情团结党外人士的好党员。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四日
《红鼻子》的作者
一本台湾话剧《红鼻子》，居然红到大陆，上海、北京正在上演，轰动一时。我两耳失聪，话剧久已不听，剧本作者姚一苇，我也不知其为何许人，想来总是台湾的文学新秀。今天收到江西友人来信，才知道这位新闻人物就是我四十年前的学生姚公伟，这就使我想起了一段旧事。
一九四○年代，我在厦门大学（长汀）任教，有十多个学生经常来我宿舍里聚会闲话。有的谈文艺创作，有的谈古典诗词，有的谈戏剧小说。这些学生，都是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毕业的。四十年来，各人际遇不同，我也和他们久失联系。当时作新诗的有朱伯石，现任华中师院教授，有勒公贞，现任江西吉安教育学院教师，作旧诗的有欧阳怀岳，诗做得极像黄山谷，可惜毕业后即被疯狗咬死。有马祖熙，填词不下陈其年，现在安徽当中学教师。教育系学生潘茂元，文学是他的副系，也常来参加茶话，他现在是厦门大学副校长。姚公伟写诗，也写散文。他的爱人范筱兰，善演话剧。他们两人总是一起来的，我早知道他们的终身大事快要定局。
忽然有一天，学校里传出消息，有一对男女学生在防空洞里情不自禁，被拈酸的同学去向训导长告发了。为此，校长萨本栋主张有所处分，以整肃学风。于是召开了校务委员会，讨论办法。萨本栋是一位极其民主的大学校长，他并没有成见，他开会决不预定调子，只是先请训导长报告事实，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对犯事的学生就是姚公伟和范筱兰。
当时发表的意见，几乎都是主张对这两个学生从严处分。不过所谓“从严”，有的主张开除，有的主张记大过一次，这里还有些不同。有一位教授坚决主张开除，理由是这一对男女在校内做出了不名誉的事，严重地败坏了校风，如果不开除他们，将来必有更多的丑闻。
我站起来，讲了我的意见。我以为，第一，防空洞在山上，校舍在山下，防空洞不在校园内，因为老百姓也可以去避敌机轰炸。第二，他们都是成年人，婚姻有自主权。
如果他们愿意结婚，那就不必处分。如果他们中有一方不愿结婚，那就成为法律问题，受损害的一方可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处分。
辩论的结果，我的意见说服了大多数人，萨校长也点头同意，就这样做了决议。会后由训导长和姚范二生谈话。他们都同意先公开确定婚约，待毕业后即在校内举行婚礼。
他们毕业后即到台湾去就业，那时我已离开了厦门大学，不知他们的消息。现在我回忆起这件事，感到姚一苇的剧作才能，恐怕和他的爱人不无关系，但不知这一双情侣现在是否还厮守在一起，或者是否还是一双佳偶，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我。
《宝姑》
一九三五年，我卧病在医院，王莹曾带了一束鲜花来看我。现在我又卧病在医院，却收到谢和赓同志惠赠的王莹遗著《宝姑》。前后五十年，当时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各自在兵荒马乱、政治风波中，走完了生命的道路。许多人已经下世，还生存着的也已是风烛残年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几乎有二十年，即使极熟的朋友，也彼此不知道消息，直到最近几年，才一鳞半爪地透露出来。王莹被“四人帮”残酷迫害，死于牢狱中，这消息，和老舍之死一样，使我震惊。今天，翻阅她的遗著，想到当年她来问病的友谊，觉得应该写一点东西纪念她。
在一九三○年代，王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但我认识的王莹，并不是“明星”，而是一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我在一次宴会上，凑巧和王莹坐在一起，因而认识了。
她知道我是文艺刊物的编者，就同我谈文艺，并且说，她也想写文章。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者，碰到人就要组稿，我对王莹也不例外，听说她要写文章，来得正好，就鼓励她为我的刊物写稿。这以后，她给我写了几篇抒情散文，和一篇《秋田雨雀访问记》。
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王莹大多在寓所，接待文艺电影界的朋友。
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我也有过几次参加了她的“沙龙”，觉得她的文学趣味极高，评论看过的作品，也多中肯的意见。至少，在我面前，她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更不是一个像某诗人所说的，沉醉于舞场的上海明星。要不然，她怎么能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而毅然东渡日本去求学呢？
她到医院来看我，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抗战时，听说她去美国，在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曾蒙罗斯福总统接见。一九四九年以后，美国官方不承认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她夫妇俩加入美国籍。她们不愿意，就遭到拘留，最后是被驱逐出境，终于回到社会主义的祖国来。可是，两夫妇回国没多久，谢和赓同志被诬为右派分子，流放到北大荒。王莹隐居在北京郊区，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还改写她的自传体小说《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在十年浩劫中，她又被诬为美国特务，关进牢狱，负屈而死。解放以后，有多少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为了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冲破各种阻挠，纷纷回到祖国。满以为从此英雄有用武之地，可以尽其长技，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一分力，添一把火。谁知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扩大反右和十年浩劫中，都蒙受无妄之灾，甚至断送了生命。像老舍、傅雷和王莹之死，都使海外爱国人士，闻之寒心。宋人诗曰：“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三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对那时的极左政治，只好吟此诗以为解嘲。
《宝姑》是王莹的自传，其实不能称为小说，因为没有故事结构。书中记述的是她的前半生的生活，即自幼年到投奔上海这一段时期。书的英文本早已出版，这个中文本是归国后改写的成果。洋洋四十余万字，我只在病床上随便翻阅了数十页。她写封建旧家庭，写童养媳，写修道院，都很能传神，文笔也很明朗、洁净，还是她青年时代写抒情小品那一支笔。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被关闭在封建社会里的女青年，怎样挣扎着投奔自由，追求光明，《宝姑》是一本忠实的记录。我敢向现代青年读者推荐。至于我自己，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作为她遗赠给我的一束鲜花。
一九八三年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