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文逊
上个月大晚报的编辑寄了一张印着表格的邮片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逊，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逊。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小，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逊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逊，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版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
我与文言文
“文学”第三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内有署名“惠”者作“对于所谓‘文言复兴运动’的估价”一文。其中有一段牵涉到我的地方，兹抄录于次：因此，像汪懋祖先生那样的“吉诃德先生式”的行动，实在不能给它太高的估价。
值得严重注意的，倒是另一方面有些并不反对白话的人有意无意地在帮文言（封建思想）的忙。第一，“文学遗产”的名词输入以后，施蛰存先生曾经劝青年读《庄子》和《文逊，“利用前时代的遗产”。……从这寥寥的，但是非常刻毒的数语中，我计算出了作者许多不了解我（或者是故意“歪曲”一下）的概念。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我欢迎认识并了解我的思想及言行的人的公允的批判（善意恶意倒不在乎），但是我痛恨一些“有意无意地”曲解我的思想及言行，而陷我于预设的阱中，以图“请君入瓮”之快的文艺界的鬼蜮！
署名“惠”君的这段文章，就显然是这种鬼蜮伎俩了。我不想给自己夸张，也不敢给自己文饰，我在这里自述我的见解，以证明“惠”君之施之于我者乃是一种超乎可恨以上的鬼蜮式的评断。
第一，我要说明，我在去年应大晚报之征求而填的一枚卡片，是注明了希望·研·究·文·学·的·青·年读一读《庄子》与《文逊这两部书的。后来我这个意思不幸而引起了一场大笔战，在攻击我的许多文章中，大约可分为两种：一、说我是在劝青年读古书，即提倡文言文；二、说我的见解不行，研究文学不必看古书，尤其是《庄子》与《文逊这两部书。在这两类敌人中间，我当然认为第一类是一些故意曲解我的意思的鬼蜮，而第二类是值得尊敬的。
现在，汪懋祖君主张中小学应读文言，这种荒谬的见解，我当然也是不表同意的，然而“惠”君却轻轻地把我与汪懋祖君一比较，断定我的罪状比汪懋祖君更大，而是“值得严重注意的”。这种见解，究竟依据于何种概念呢？难道我“希望研究文学的青年读一遍《庄子》与《文逊”，其影响竟比“主张全国中小学生读文言书”更大更恶吗？
第二，据“惠”君的文章看起来，似乎我的希望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逊乃是一种“投机”行为，以为我就趁此机会标榜《庄子》与《文逊是我们的“文学的遗产”了。这个见解是使我不禁苦笑的。以前曾经有过许多关于这所谓“文学的遗产”的讨论，朋友们来问我的意见，我终是沉默着，不敢作声，因为我晓得我即使有一种自信，但是人家一定都要痛斥之的。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然而现在却不得不在这里向“惠”君说明我对于这所谓“文学的遗产”的意见了。
我根本不承认“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
所谓“文学的遗产”这个奇特的名词，原是从苏俄来的。正如他们的文艺理论（或曰政策）一样，苏俄对旧时代文学的态度是常常在变动的。当十月革命初成功以后，一切都需要是属于新兴阶级的，于是旧时代的一切文学都被摈弃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封建思想的”，诸如此类的罪名都整堆地抛上一切旧时代文学作品及作家身上去。及至五年计划，逐渐成功，革命时代的狂气逐渐消散，无产阶级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再回头来读读旧时代的文学作品，才知道它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东西。于是，为了文饰以前的愚蠢的谬误起见，巧妙地想出了“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来作为承认旧时代文学的“理论的根据”。关系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拿苏俄对于莎士比亚的态度来做例。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
而现在居然有人称我们自己的上代的文学为“文学的遗产”了。中国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文学，它并没有死去过，何来“遗产”？我们既然知道了断代文学史的错误，难道还要蹈入一个新的错误中去吗？所以，倘若我们说文言文已经死了，我们以文言文中的一小部分辞藻用新的方法来引用在新文学中，称它为“文言文的遗产”，这倒是很可承认的。至于《庄子》与《文逊，虽然并不是属于我们这时代中的产物，但它也正如我们现在创造着的文学作品一样，是整个中国文学中的一部分。何谓“遗产”？
既然申明了我对于这所谓“文学的遗产”的见解，想“惠”君必然可以明白我之希望文学青年看《庄子》与《文逊并不是为了要标榜“我们的文学的遗产”了。（我所知道的“文学的遗产”，应当是“LiteraryRemains”的译语。而不是这所谓“Liter－aryHeritage”的译语。譬如最近发现的屠格涅夫生前未曾发表的散文小诗，就是屠格涅夫的“文学的遗产”，这意义就等于“遗作”，“遗著”之类。）第三，“惠”君在“利用前时代的遗产”这一句上用了一个引号。这显然指明是引用我的语句了。然而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只有在说明我们从事于文学者何以应当看些上代的文学书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每一个人都有所借助于上代的文学”。我说“借助”，意义也许很含糊，然而已经可以表明我并不是主张完全摹仿古文学，或因袭古文学。我想请并世诸作家自己反省一下，在他现在所著的文学作品中，能说完全没有上代文学的影响或遗迹吗？无论在思想，辞华，及技巧各方面？
“惠”君说“利用上代文学的遗产”，我应当申辩这不是我的话，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去“利用”。
最后，“惠”君在“文言”两字底下，用一个括弧加了一个注解：（封建思想）。
这意义虽然与我无涉，然而不妨在此顺便纠正一下。我们在“惠”的大著中，还读到了这样一句：“文言和白话之争，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在反对文言运动的时候，应该同时抨击那些穿了白话衣服的封建文艺。”从这两方面参看拢来，似乎“惠”君的意思是说：凡文言皆即封建思想，故“帮”文言即“帮”封建思想。而白话中间则也有封建思想。这就自己露出了一个大矛盾，一个逻辑上的大错误，谁个贤明的读者愿意替“惠”君辩护一下吗？
“惠”君还以为我之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逊，乃是“有意无意地在帮文言的忙”。这里，一个副词“有意无意地”，一个动词“帮”，都非常可以玩味。我要在这里郑重地告诉“惠”君！我并没有“有意无意地帮”过什么。劝文学青年看《庄子》与《文逊，虽然并不一定是对的，但我的确是“有意地劝”的。惟有“惠”君对于我的曲解，乃真有点像是“有意无意地”的了。至于“帮”这个字的含义，我也不十分明白。“帮文言”，“帮白话”，这些似乎都是非常滑稽的说法。不过从“惠”君的文义中求之，我想现在一些拥护白话文学的作家，有时也未免要写一二封文言文的信，似乎也该同我一样地被责为“有意无意地在帮文言的忙”了。即如“惠”君自己，我想平时一定也颇有一些文言的手迹流传在人间罢，倘若有人说这是比劝读文言书更“强调”地在“帮文言的忙”，“惠”君又将何辞自解呢？
创作的典范
几个月以前，有一个学生来问我，要写小说该看什么书。当时我叫他放一眼去看人家的小说，以明白小说是一种怎样的文体，但这决不是习字时所临的碑帖，千万不能摹写，所以同时还得放另一眼去观察社会，把社会上种种现象的代表的片段截取下来，加以组织，这才是练习做小说的人所当首先注意的。
不久这学生到开明书店去买了一本《茅盾短篇小说集》，朝夕揣摩，因为茅盾有一篇《春蚕》，他就做了一篇《秋收》，茅盾有一篇《当铺前》，他就写了一篇《小押店》，拿来给我看。他并且告诉我，开明书店门前竖起了一块《茅盾短篇集》的广告牌，写着这本短篇集是“创作的典范”，所以他去买来研究的。
当下我对他说，创作是从来没有什么“典范”的，茅盾先生的短篇虽然写得好，但他自己决不肯承认是可以做文学青年揣摩用的“典范”的。一个文学青年，倘然要写出他自己的作品来，即使对于茅盾先生那样的小说，也只能放一眼去看它，知道茅盾是以何种方法来处理他的题材的，而真正的“典范”还得向社会上去寻求。否则，徒然捧了一本《茅盾短篇集》，奉为“典范”，依样画葫芦的来那么几篇，即使写得好，写得活像茅盾，也还不过是一种好的摹仿品，而不是“创作”。
“创作”与“典范”是死冤家。如要“创作”，决无“典范”，如有“典范”，则决非“创作”。
因此，我又连带的想到近来一些出版教科书迷了心的书贾，往往喜欢把文艺书当作教科书用。一本纯文艺书的广告，大多是“已有某某等学校采作教本”，或“可为学生补充读物”，或“已有多篇被采选入某某教科书”之类，这种思想，正与开明书店把《茅盾短篇集》称之为“创作的典范”这思想一样。一方面是想把文艺书教本化，好多卖几本，多赚几个钱，一方面也自以为可以抬高这文艺书的价值。——而这一点却连大多数的作家都犯了同样的误解，以自己的作品被选用为教科书或补充读物为荣幸。
文艺的目的与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好的文艺作品未必便也是好的教本。福劳贝尔的《鲍华荔夫人》是一部文艺杰作，但如果作为中学教本，却不配了；狄根司的许多作品，有很好的伦理教育意味；而且又极少猥亵的地方，但是欧美学校里所采用的还是删净本（Expurgatededition）。郁达夫先生的早期作品，如《沉沦》，《秋河》之类，当作学校语体文教本是很不适宜的，但这无损于它的崇高的艺术价值。反之，茅盾先生的短篇，原来很有艺术的价值，社会的价值，现在却只称之为“创作的典范”，似乎只承认它有碑帖的价值，教育的价值了，我想，这恐怕不见得是推崇了茅盾先生，反而是贬薄了他吧。
从亚伦坡到海敏威
在短篇小说这一门里，美国似乎很有应该可以自夸的地方。短篇小说的鼻祖，应该推举亚伦坡（EdgarAllanPoe）。而在最近几年来，在短篇小说这方面能够卓然成家的作家，则应该推举海敏威（ErnestHeminway），而这两个都是美国人。
从亚伦坡到海敏威，这其间也相距到一百年光景。然而在这百年间，短篇小说的演进的历程，在技巧方面讲起来，却好像绕了一个大圈子，仍旧走在老地方。
除了一些侦探小说之外，亚伦坡的小说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什么故事或结构的。我们看他的Berenice，Morela，甚至MasquadeofRedDeath，Ataletellheart，这些文章，一口气读下去，直到读完篇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