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了近二十年的新文学，随时有人喊出大众化的口号，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以至于在这戎马倥偬的抗战时期，不得不对旧式的俗文学表示了投降。这实在是新文学的没落，而不是它的进步。我希望目下在从事写作这些抗战大鼓，抗战小调的新文学同志各人都能意识到他是在为抗战而牺牲，并不是在为文学而奋斗。
一九四○年八月二日
再谈新文学与旧形式
一到香港就写了一点关于最近文学界利用旧形式作抗战宣传的意见。昨晚承茅盾先生送了两本最近的“文艺阵地”，又借给了一份全国文协会的“抗战文艺”，此外又看到了几种别的文艺刊物，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正有着各方面的论辩，而我的那一点意见，却已有鹿地亘君痛快地先表示过了。我与鹿地亘君素昧平生，他以前曾用中文发表过怎样的文艺理论或见解，也不很留心，但是，在他这回的“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的那封给适夷的信中，他对于目下中国许多对于文艺热心过度而事实上甚欠了解的批评家，创作家，乃至政治家所发的慨叹，我以为全是一针见血的，完全可以同意的。他那篇文章中所牵涉到关于文艺的课题甚多，我觉得都有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的必要，但我在今天所想谈的，还是关于旧形式的问题。
“在这生气蓬勃的大时代的中国，又对于这旧形式来重复盛大的讨论，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鹿地亘君这样感喟地说。不错，我也做梦都想不到在这生气蓬勃的大时代，我们的作家们还得乞灵于平剧，鼓词，小调，三字经来做抗战的利器。原来二十年的新文学运动，连“一个”足以收大众化效果的“形式”也没有创造出来。现在仓促之间，要文章下乡，要文章入伍，不得不乱拉一些旧文学中的破烂衣裳往身上一披。作家们和批评家们还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是“政治的应急手段”，却偏要以为是替文学的宣传手段和艺术性打定“永久的基幢，这真是应该被鹿地亘君所齿冷的。
我们若把这种错误的现象与二十年新文学与旧文学搏斗的经过情形互相参证一下，就不难发见一种潜意识的矛盾。原来新文学家一方面尽管在斥责旧文学是死文学，而另一方面却也私心地感到新文学是更死的文学。一方面尽管说旧文学是贵族的少数人的文学，而另一方面却也不免怀疑新文学是更贵族的，更少数人的。一方面尽管说旧文学的形式不足以表现新时代人的思想与情绪，而另一方面也不免常常为旧文学的形式所诱惑。
在平时，新文学的创作家和批评家，都还能勉强把持住他们的坚定的意识，把新文学抬到九天之上，把旧文学打到九地之下。尽管是抹煞不掉“读红楼梦的比读现代小说的人多”这事实，但可以说那种小说是“低级趣味”，是“鸳鸯蝴蝶派”。尽管忘怀不掉旧诗歌的音律节奏，但不要紧，我们的诗也可以“朗诵”。当时的壁垒，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何等地森严！但现在呢，堤防完全溃决，狐狸尾巴整个地显出来了。郭沫若先生回国以后，写了一些旧诗，就有几位新文学作家写信去要求他不要再做旧诗了，其理由有二：一、旧诗是迷恋不得的骸骨。二、倘若做了旧诗，他们就不便刊登在新文学的刊物上了。这恐怕是他们为新文学的最后奋斗了吧！
拥护新文学而不能完全信任它的效能，排斥旧文学而无法漠视它的存在，我们文学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矛盾现状者，追本求源，大概还是由于多数的作家及批评家对新文学要求得太多，并且同时还把文学的大众化误解了。
新文学终于只是文学，虽然能帮一点教育的忙，但它代替不了教科书；虽然能帮一点政治的忙，但它亦当不来政治的信条，向新文学去要求它可能以外的效能，当它证明了它的无能的时候，拥护者当然感到了失望。文学应该大众化，但这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是要能够为大众接受的文学，但同时，另一方面亦得是能够接受文学的大众。
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手段是解放旧形式。何以要解放旧形式？因为要表现新思想。
但是在解放了旧形式以后，应该是建设一个新的形式，可惜在大众文学这方面，却是一向没有完成这建设工作。所以一旦要使新文学在大众面前发生影响的时候，就感觉到它不如旧文学的形式了。这实在并不是旧形式本身有获得大众的魅力，而是由于新文学者没有给大众一个更好的形式。然而我们的那些前进的作家们及批评家们却早已在厌恶我们的同胞大众了。为什么你们不愿意一读我们的大众文学呢？我们有赛拉斐莫维支的《铁流》，我们有富玛诺夫的《夏伯阳》，那是早已在苏联成为行销数十万本的大众读物了，而何以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同胞大众还是耽着读《红楼梦》和《三国志演义》呢？
于是来一个文学的启蒙运动，要“克服”他们的“落后”。
“蒙”没有“启”好，八一三的炮声响了。爱国的作家们要为国家做一点有效的工作，而他所有的仅是一枝笔，他所能的只是写一篇文章。于是他们“用文学的形式来抗战”了。然而在积极的方面，一篇文章到底退不了日本的飞机大炮，于是只好走消极的路：宣传。但是宣传也不容易，所有的一九三七年式最新进口货文艺武器，例如集体创作，墙头小说，报告文学，还有崭新的朗诵诗之类，全体都施用了出来，可是还没有一个真正大众够得上资格来“接受”。只才感到真没有办法了，到底是旧形式伟大，它是有“历史的价值”的，蓬子先生于是果决地宣言着：“只有通过旧的形式才能使民众接触文学”。
如果作家们及批评家坚执不肯承认这是鹿地亘君所谓“政治的应急手段”，则这种倾向，将来一定会把二十年来的新文学所建设好的一点点弱小的基础都摧毁掉的。至于当前，我以为新文学的作家们还是应该各人走各人的路。一部分的作家们可以用他的特长去记录及表现我们这大时代的民族精神，不必一定要故意地求大众化，虽然他的作品未尝不能尽量地供一般人阅读。技巧稚浅一点的作家们，现在不妨为抗战而牺牲，编一点利用旧形式的通俗文艺读物以为抗战宣传服务。但在抗战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以后，这些作家们最大的任务还是在赶紧建设一种新文学的通俗文学，以代替那些封建文学的渣滓。
一九四○年八月五日
儿童读物
好久不留心到儿童读物了。最近，孩子们来到香港，才想到似乎应该给他们预备一点“文化粮食”。于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皇后大道中各书铺中巡逻了一个下午。结果是毫无所得，勉强买了两三本小书回家，正如我意料的，孩子们并不能恰到好处地了解它们。
我发现，在文字这方面，目下市上流行的儿童读物仿佛全没有注意到读者的程度。
我要寻求的是小学三、四年级程度，年龄在十岁左右的孩子的读物。不论我所检阅到的儿童书封面上有没有标明本书的程度，凡我所能看到的一些为小学儿童印行的故事书，几乎每一本第一页就有问题。在一本书的第几行上读到“每况愈下”这个成语，我就把那书搁下了，虽然我相信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又在另外一本书的第一章中读到了“转瞬间”和“无补于事”两语，这本书也被我放弃了。最后勉强买回家来的那一本小书的第一页中，我很替“点缀”两个字耽心，结果居然是无法使我的孩子完全明白它的意义。
至于在内容方面，虽然小学教科书早已采用了猫狗谈话的教材，可是儿童读物的出版家及著作家似乎近来反而又倾向于知识的“投塞”了。我并不反对给儿童补充一点知识，但我们不能单注意于这知识而根本忘记了儿童。儿童对于各种知识的吸收是有限量的，一般的说起来，似乎只能限于日常生活的科学浅释，以及与他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有关系的历史地理的常识。对于一个上海儿童，你告诉他黄浦江的源流，比之于长江更为恰当，但倘若你要把尼罗河的知识放在他的小头脑中，那便是多余的。我要给我的孩子找一些关于科学常识及民族英雄传记的书，结果也没有找到一本适当的。大概都是作为儿童读物则太深，作为少年读物则又太浅。在文字与题材方面都如此，从十岁至十五岁的孩子，目下恐怕简直没有良好的读物。
在一本翻译的故事书后面，我还读到了一篇译述者的题记。他叙述他译这本小书的动机和心境，发挥他对于这本书的感想，对于读者的希望——并且希望读者给他以指正。
俨然是一个著作家对他的成年读者的口吻，完全忘记了他的读者仅仅是一个小学生。
大概现在从事于儿童读物之编著者，恐怕多数——或者全部，还是一些青年文学家。
让文学家来编著儿童读物固然很好，但青年，尤其是没有儿童教育经验的青年，却很危险。固然，我们发现有许多名教育家署名编著的儿童读物也同样的有许多缺点，但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多数还是出于一个无名的青年作家笔下，而让那教育家来居名的。几时儿童读物的出版家放弃了这种把戏，找几个对于儿童教育肯负责的教育家，或是有一点教育经验，最重要是能了解儿童的著作家，有系统地编一些儿童读物，让做父兄的可以按照着子弟的程度很容易地得到一些幼小者的精神粮食，真是功德无量的事。
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对于儿童读物的改良，也并非没有人提出过许多好意见，我们不能说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被注意。但是尽管儿童文学的园地如何从安徒生和格列姆发展到伊林和法布尔，可是，至少在文字这方面，使一个小学生能够很容易地读下去，完全了解的，恐怕还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孙毓修氏编的商务童话和徐傅霖氏编的中华童话及世界童话。谁能找到一本新出版的儿童书，其文字之浅易，兴会之浓厚，能够比得上“指环魔”，“大洪水”，“玻璃鞋”，“非力子”这些美丽的小书呢？新出版的儿童书中，重述灰姑娘的故事者，不下十余篇，但没有一篇能够擅出蓝之胜，我想，“玻璃鞋”恐怕始终应该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一篇。
然而这两集童话现在仿佛竟不被注意了。旧的被时间无情地淘汰了，新的却没有产生；这是，不单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也同时为一切的小学生，感到非常惋惜的。
尼采之“中国舞”
第一次将尼采介绍给我的，是二十年前的民铎杂志尼采专号；第二次是郭沫若先生译的“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即是登在创造周报上的。我读郭氏的译文，觉得不容易懂。但这不是不信任他的译文，也不是说郭氏译笔不好，而是仿佛觉得尼采这种文体没法子译成毫不走样的中文。尽管郭氏的译文，是如何忠实，是如何竭力求达，还好像毕竟与原文隔着一重纱似的。
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最近，因为国立厦门大学图书馆有英译本的尼采全集，偶然抽取一本“愉快的智慧”来看了，大大地感到兴趣；于是又把“查拉图斯屈拉”借来了。为的预备在避空袭的时候到山上去看，所以这回借了一本万人丛书本，因它小巧，可以放在口袋里。从万人丛书又想到万有文库，记得万有文库中已经有一个“查拉图斯屈拉”的中译本，于是把那中译本也一并借了来。
当我读完万人丛书卷端赖哀士的叙言之后，很高兴地欣赏了几篇他所谓充满了诗意的比喻的散文，随即拿中译本来对看了一二篇。看了中译本之后，我得到两个感想：一、郭沫若的译文原来已经是够好的了，可惜他没有把全书都译出来；二、这个中译本，如果不与英译本、或其他译本、或原文同时看，是没有人会懂得的。
这个中译本是萧赣先生译的，卷首并无序言题记。因为译文中注的都是英语，想必也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但决不是万人丛书本，因为他所注的字句与万人丛书本不同。
我不知道萧君为什么要用文言来译这本书？也许他以为尼采原文是仿东方古圣人口气的，而英译本又是用古体文译的，所以他采用了文言。然而萧君似乎没有考虑到文言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不容易译这本书；何况，萧君的文言还不够圆熟。
我在这里举一篇“山上树”为例。第一节，要是依我的译笔，应该是：“查拉图斯屈拉曾经看见过一个常常回避他的青年，一到晚上，当他在那些环绕着一个名为‘花斑牛’的小城四周的山里独自散步的当儿，他看见这个青年靠着一株树坐着，以他那疲倦的眼注视着山谷。查拉图斯屈拉便抓着那青年所靠的树干，这样说：”然后让我们看萧君的译文：“扎拉图斯特拉瞥见一匿避之少年。一夕，独行于绕镇名‘骊母牛’之诸山上，则见此少年凭倚一树，目凝意倦，注视山谷，扎拉图斯特拉乃手握少年坐旁之树，作如是说：”其他不解的地方且不说，单这句“绕镇名‘骊母牛’之诸山上”，已经够别扭了。
现在我们再看下去——当查拉图斯屈拉告诉那青年；人愈是要向上、向光明，则他的根必须愈向下、向黑暗、向罪恶。于是那青年诧异了，问道：“什么，向罪恶？你怎么能发现我的灵魂是这样的呢？”查拉图斯屈拉微笑道：“有许多灵魂，如果不能先被发明，就永远不会被发现的。”
这一问一答，在萧君的译文里是这样的：“少年曰：‘唯，入于罪过，如何汝能发见我之灵魂乎？’扎拉图斯特拉微笑且曰：‘人不首先发明灵魂。则将不能发见多灵魂。’”让我们再看下去，我们不挑剔小毛病，在次页上，发现萧君的一句译文：“斯盖使吾心碎，汝目所谓危而告者，过于汝言辞之所说。”
我相信没有人能懂得这句文言。为避免排字困难起见，我不引英文原文了，且把它直译出来。
“我的心碎了。你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