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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后面，我呆望着她。夕阳里的一个孱弱者的黑影，正在好像得到了一个不吉的预兆而去迎接一个意料着的悲哀的运命。我也为她心颤了。我私下为她祝福，我虽然不托付给上帝，但如果人类的命运有一个主宰的话，我是希望他保佑她的。
抬头看天宇清空，鸦的黑影已不再看得见，但那悲哀的啼声还仿佛留给我以回响。
再也不能振刷起对于乡村风物的浏览的心情，我也怆然走了。
从我的记忆中，抽集起乌鸦给我的感慨，又岂止这几个断片。而这些又岂是最深切的。只是今天偶然想起，便随手记下了些，同时也心里忽时想起对于乌鸦之被称为不吉之鸟这回事，也大可以研究一番。
我所要思考的是在民间普通都认乌鸦为不吉祥的东西，这决不会单是一种无意义的禁忌。这种观念的最初形成的动机是什么呢？在《埤雅》所记是因为鸦见异则噪，故人唾其凶。这样说起来，则并非乌鸦本身是含有不祥。它不过因看见异物而噪，人因它之噪而知有异物，于是唾之，所以唾者，非为鸦也，这样说来，倒也颇替乌鸦开脱，但是民间习俗，因袭至今，却明明是因为鸦啼不吉，所以厌之，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玩味一番民间何以不以其他的鸟，如黄莺，如杜鹃，或燕子，为不祥，而独独不满于鸦的啼呢？
这种据我的臆断，以为鸦的黑色的羽毛及其啼叫的时间是很有关系的。它的满身纯黑，先已示人以悲感，而它哑哑然引吭悲啼的时候，又大都在黎明薄暮，或竟在午夜，这些又是容易引起一个人的愁绪的光景。在这种景色之中，人的神经是很衰弱的，看见了它的黑影破空而逝，已会得陡然感觉到一阵战颤，而况又猛然听到它的深沉的，哀怨的啼声呢？
是的，这里要注意的是它的啼声的深沉与哀怨。因为黑的，在黎明，薄暮，或午夜啼的鸟，不是还可以找得出例子来，譬如鹊子吗？讲到鹊，人就都喜欢它了。这里不应当指明一点区别来吗！所以我曾思考过，同一的黑色，同一的在一种使人朦胧的时候啼叫，而人却爱鹊恶鸦，这理由是应当归之于鸦的啼声了，我说鸦是一大半由于它的啼声太深沉又太悲哀，不像鹊鸣那样的爽利，所以人厌恶它。这里也并不是完全的杜撰，总有人会记得美国诗人爱仑坡所写的那首有名的《咏鸦诗》。在沉浸于古籍之中几乎要打瞌睡的时候，我们的诗人因为那在Pallas半身像上面的Ebony－bird的先知似的幻异的啼声，感兴起来，写成这篇千古不磨的沉哀之作。这首诗的好处不是人人都知道是在它的悲哀协韵么？从这匹乌鸦的哀啼，诗人找出Nevermore这个字来，便充分地流泄出他的诗意的愁绪。这不是诗人认为鸦啼是很悲哀的明证吗？至于这首诗里的时候又是在十月的寒宵，景色正又甚为凄寂。所以偶然想起此诗，便觉得对于鸦啼的领略，爱仑坡真已先我抉其精微了。
但是这个观念，其实仔细想来，也未免太诗意的了。听了鸦啼而有无端悲哀之感，又岂是尽人皆然之事？譬如像在上海这种地方，挟美人薄暮入公园，在林间听不关心的啼鸦，任是它如何的鼓噪，又岂会得真的感到一丝愁绪？或则在黎明时分，舞袖阑珊，驱车而返，此际是只有襟上余香，唇透宿酒的滋味，傍晚鸦啼过树梢头，即使听见，又何曾会略一存想？然则鸦啼也便不是一定能给人以感动的。总之，不幸而为一个感伤主义者，幽晦的啼鸦，便会在他的情绪上起作用了。而我也当然免不了是其中的一个。
无相庵随笔
《先知》及其作者
亚剌伯的哲人，诗人和画家喀利尔·纪伯兰的著作，我最初读到的是一九二○年出版的那本《先驱者》（TheForeArun－ner）。那是一本精致的寓言小诗集。从别人处借得来之后，以一夕之功浏览了，终觉得不忍释卷。因为篇幅并不多，而且那时恰又闲得没事做，从第二日起便动手抄录了一本。这可以算是我唯一的外国文学的手抄本，至今还妥藏在我的旧书箧里。
其后，在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他的另一著作《疯人》，也曾觉得十分满意，这个被大雕刻家罗丹称为“二十世纪的威廉·勃莱克”的诗画家的名字，遂深印在我的记忆里了，一九二三年，他的名著《先知》（TheProphet）出版之后，广告的宣传与批评文的奖饰，使我常以不能有机会一读为憾。
直到如今，冰心女士的谨慎的译文，由新月书店之介绍，而使我得以一偿夙愿，感谢无已。只可惜我们的诗人已经在五个月之前故世了。《先知》一卷，是他毕生精力所凝聚的作品。据说当他十五岁那年，在故乡贝鲁特（Beirut）的阿利·喜克玛德大学读书时，就已经用亚剌伯文写成了此书。其后他带了原稿到巴黎，二十岁的那年，因为母亲病危，回到波斯顿，这份手稿也随身带着。他曾在病榻边将这年轻的先知阿尔·谟思陀法的故事讲给他的母亲听，他母亲说“这是一部佳作，我的孩子。但时候还未到呢。
把它搁起来罢。”他遵从了母亲的劝告，这亚剌伯文的《先知》又冷冷地闲搁了五年。
到二十五岁，他又在巴黎了，这声誉鹊起的年轻的画家，已引起了罗丹的注意，他的画也已有两次被选入在沙龙画展里了，这时他才动手把全诗重写一遍，但仍旧是用的亚剌伯文。现在他已没有母亲来称赞他了，他给自己高声吟诵了一遍，说道：“这是一部佳作，纪伯兰。但时候还未到呢。把它搁起来罢。”于是这本惊世的著作又尘封了十年。
直至回到美国，在朔方的冬夜里，他漫步于中央公园（CentralPark）；在夏季里，他漫步于科哈赛邻近的森林中与海岸边；于是这本有趣味的书由诗人亲自用英文写出来，经过了五次的重写，才于一九二三年印行出版。
这样便是《先知》的历史，从这里，已经足够想见作者是如何重视他这本著作了。
然而，在我个人的好尚，觉得它虽然有许多美不胜收的名言哲意，虽然极其精警，但对于这种东方圣人正襟危坐的德教体裁，终有些不耐烦。我是宁愿推荐上文提起过的两种寓言小诗集的。在那里，我们可以领略到许多的幽默，正如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和梭罗古勃的小品一样地愉快——不，应当说不愉快。
关于纪伯兰的生平事迹，这里顺便也可以片段地记载一些。他的父母是黎巴嫩人，一八八三年正月六日，他诞生于四千年的古城俾夏莱（Becharré）。当他三岁的那一年，俾夏莱起了一阵大风暴，他便脱下了他的小袍子，跑出门去高声叫喊道：“我和风暴同去！”到了四岁，他在园地上掘了深坑，把小碎纸片埋下去，他以为这样便会生长出美丽洁白的纸片来的。
六岁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本意大利画圣李渥那陀·达·文岂的画集，他翻看了几幅之后，突然神秘地哭起来了。这是他得到达·文岂的感应之始。从此以后，他就仿佛自己就是达·文岂了。有一次，他父亲偶然呵责了他几句，他便忿然地答道：“这管你什么事？我是个意大利人呀。”这样地到了七岁，有一天，他对他的母亲说：“妈妈，我很不喜欢我的名字里的h这个字的地位。我可以给它移掉一下吗？”
他的原名是Khalil Gibran。
他母亲问他为什么要更改h的地位。于是他写了这两个字：Khalil和Kahlil，对她道：“你看，改掉一下不是更好看些吗？”
于是他的名字便改为Kahlil Gibran了。
纪伯兰最早的诗画是制作在雪和砂石上的。在他父亲的花园里，到了冬季，积雪甚厚，过路的人便会得说：“看啊，小纪伯兰又在那里写些什么了。”待到大地回春，雪消冰解，黎巴嫩的白头翁花盛开了，他便搬了许多石块在这种高大的树荫下，砌造白色的伽蓝和庵堂。到后来，他突然能以文字著作了，亚剌伯文，法文，英文都擅长，因为他是从小就用这三种语言的。他一页一页地写，写好后，自己读一遍，就撕碎了。同时，他用颜色铅笔在纸上绘画，画成后，自己看一看，也就毁了。
他的画的泉源是达·文岂和大自然，诗的泉源是大自然和母亲所授的诗歌和故事。
他会得坐对着达·文岂的画集，历数小时而不倦，他又会得凝望着遥天，或注视着太阳（他生就了一双火眼），以至于忘记了晷刻。当他的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他唱原野和高山的歌谣，或演述黎巴嫩的故事的时候，他会得整天地坐着静听。他曾经说他的母亲，“她生活在几千首诗里，但是从没有写过一首诗”。所以，正如他自己所曾说的：“静睡在母亲心里的歌，将在孩子的嘴里唱出来。”他所赐赍给我们的，是他自己的诗，亦即是他母亲的诗。
他是个健全的泛神论者，他的爱宇宙，几乎到了全部的灵魂都与宇宙混合的程度。
“假如你要认识上帝，就不要做一个解谜的人。不如举目四望，你将看见他同体的孩子们游戏。也观看太空；你要看见他在云中行走，在电中伸臂，在雨中降临。你要看见他在花中微笑，在树中举着他的手。”（冰心女士译《先知》第九九页）他对于宗教曾经有过这样的话。所以，在西方，人对于他的认识，只是一个近东古国的哲人，诗人和画家；而在东方，因为他的诗“精神的反抗”曾经震惊了土耳其帝国和教会，他却被奉为精神的革命家，少年亚剌伯诗坛的盟主。有一个亚剌伯诗人曾呈献给他一本抒情诗集，卷头上写着这样的献辞：给永恒的诗的复生者，给觉醒了东方精神的精神的火焰，给纪伯兰·喀利尔·纪伯兰，我们的大师，我呈献此书，他的声音的回响之回响。
他的著作并不多，但都是经过了极度的劳悴而写定的。他常常在卧室里走来走去，推敲他的诗句，而忘记了夜尽，直到突然地从玻璃窗上看见天光，才会得不相信似地吃惊着说：“喔，天亮了！”于是倒身在软榻上，和衣而睡。在他逝世前两星期，他曾说“我害了工作的病！”谁知这病竟使他不治了。
画师洪野
洪野是个并不十分有名的画家，他的死，未必能使中国的画苑感觉到什么损失。但是，近五六年来，我因为与他同事的关系，过往甚勤，因而很能够知道他的一切，我知道他的艺术观，我知道他的人生观，因此，他的死，使我在友谊的哀悼以外，又多了一重对于一个忠实的艺术家的无闻而死的惋惜。
我之认识洪野，是在他移家到松江之后。那时他在上海几处艺术大学里当教授，因为要一个经济的生活，和一点新鲜的空气，所以不惜每星期在沪杭车上作辛苦的旅客，而把家眷搬到松江这小城市里来了。一个星期日的薄暮，是不是秋季呢？我有些模糊了，总之气候是很冷的，我和一个朋友（他也早已很悲惨地死了，愿上帝祝福他！）走过了一个黑漆的墙门，门右方钉着一块棕色的木板，刻着两个用绿粉填嵌的碗口一样大的字：“洪野”，我的朋友说：“这里住着一位新近搬来的画家，你可以进去看看他的画。”
不等我有片刻的踌躇，他早已扯着我的衣袂，把我曳进门内，说着“不要紧的，他欢迎陌生人去拜访他。”
果然，我们立刻就很熟识了。他的殷勤，他的率直，我完全中意了。他展示许多国画及洋画给我看，因为对于此道完全是个门外汉，我只能不停地称赞着。他在逊谢了一阵之后，忽然问道：“你是不是真的以为这些画都很好吗？”
我说：“是的。”
“那么，请教好在什么地方呢？”
呸，有这样不客气的主人！我委实回答不上来了。在我的窘急之中，他却大笑起来道：“这些都不中看，这都是抄袭来的，我给你看我的创作。”
于是他又去房里捧出七八卷画来，展示给我。这些都是以洋画的方法画在中国宣纸上的，题材也不是刚才所看的山水花卉之类，而是《卖花女》、《敲石子工人》、《驴车夫》这些写实的东西了。他一面舒卷着画幅，一面自夸着他用西洋画法在中国纸上创作新的画题的成绩，但我因为看惯了中国纸上的山水花卉和画布上的人物写生，对于他这种合璧的办法，实在有些不能满意，但最后，有一帧题名《黄昏》的画，却使我和他的意见融合了。《黄昏》虽然仍是用西洋画法画在中国纸上的一个条幅，但因为题材是几羽在初升的月光中飞过屋角上的乌鸦，蓝的天，黄的月，黑的鸦，幽暗的屋角，构成了这一幅朦胧得颇有诗意的画，我大大地称美了。我说：“我还是喜欢这个。”他点点头，微笑道：“我懂得你的趣味了。”
后来，我和他在同一个学校里教书了。我曾经偶然地问他为什么不再在上海担任功课，他摇着头道：“有名无实的事我不愿意干。”这话，在以后的晤谈里，他给了我一些暗示的解释。大约一则是因为上海的学生，对于艺术大都没有忠诚的态度，二则是在上海虽则负了一个艺术教授的美名，但那时的艺术大学都穷得连薪水都发不出，他非但不能领到生活费，反而每星期得赔贴些火车钱，物质上既无获得，精神上又无安慰；倒不如息影江村，教几个天真的中学生，闲时到野外去写生，或在家中喝一盏黄酒之为安乐了。这样地心境自安于淡泊，画家洪野遂终其生不过一个中学教师。
但是他对于艺术，却并没有消极。有一天，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的画有几件已经被选入全国美术展览会了。”当时我也很替他高兴。在参观“全国美展”的时候，我果然看见了他的几幅陈列品，而《黄昏》亦是其中之一。“全国美展”闭幕之后，一日清晨，他挟了一卷画到学校里来，一看见我，就授给我道：“这个现在可以送给你了。”
我展开一看，竟就是那幅我所中意的《黄昏》。我看画幅背后已经在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