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推崇明人小品，提倡“闲适笔调”，似乎有意给散文开辟一个新园地。他掇拾周作人、沈启无的牙慧，竭力赞扬公安、竟陵文派。他把“闲适笔调”作为公安、竟陵散文的创作方法，而没有看到公安、竟陵诸家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性。他们的笔调尽管闲适，思想内容其实并不闲适。在另一方面，林语堂的提倡“闲适笔调”，也有他自己的针对性。他的“闲适”文笔里，常常出现“左派、左派”，反映出他的提倡明人小品，矛头是对准鲁迅式的杂文的。这样一来，明人小品，闲适笔调，在林语堂手里，都成为反历史潮流的武器。鲁迅惟妙惟肖地用四个字揭穿了他的本质：“英文、英文”。
解放以后，仍然有许多人擅长写散文。鲁迅笔法的杂文，在新社会里有没有需要，尽管毛泽东同志有过明确的指示，但也有人提出来作为讨论的问题。随笔式的散文，曾经热闹过一时，你也“漫谈××”，他也“闲话××”，可是在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这两年中被罗织入罪的，也尽是这些散文。到了六十年代，散文又复兴了。有人向艺海中拾贝，有人在燕山上闲话，都受到读者欢迎，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展，这些散文都成为“大毒草”。
现在，文艺界正在拨乱反正，为今后的繁荣创造条件。散文也受到各地作家的重视，已经出现了几个专载散文的刊物。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提供了一个为散文家挥洒妙笔的园地，我相信今后的新文学史上，散文一定会占有反映和记录新时期总任务的丰富多采的重要地位。
我治什么“学”
《书林》杂志有一个《治学篇》专栏，去年，编者就来找我，要我给这个专栏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治学经验。我当时贸然答应，毫不考虑。现在编者又来敦促，要我践约交稿，我这才想起，我这一辈子到底“治”了些什么“学”？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
我自己反省，弱冠以来，迄今五六十年，我的确“治”过不少“学”，几乎每年每月每日都在“治”，可是我“治”得了什么“学”呢？没有！我完全无“学”，因而至今是“不学无术”。
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四年制中学第三四年级的时候，中、英语文阅读及写作能力，已有相当好的基矗中文是家学，我父亲教我从《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逊。英文得力于叶颂藩老师的文法课，他教授《纳氏文法》第四册，使我能基本上懂得英文的语法结构。这两种语文基础，是我的有利条件。中学毕业后，报考东南大学国文系，同去应考的有四个同学，只有浦江清一人被录取，我和其他二同学均名落孙山。
于是去报考之江大学，因为听说教会大学容易考。果然被录取了，就进之江大学去读英文。在之江，没有钻研中国文学的条件，我就钻进了英国文学。一年之间，我读了英国文学史、英国散文和诗歌。对英国文学刚才懂得一些皮毛，可是因为参加非宗教大同盟，不能不退学了。
第二年，我到上海进上海大学，读中国文学系。陈望道老师讲修辞学，沈雁冰老师讲西洋文学史，俞平伯老师讲诗词，田汉老师讲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这些课程都对我有相当影响。西洋文学史的教材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这部书的内容，实在只讲了希腊、罗马部分，我以为不足，就自己去找英文本的欧洲各国文学史看。俞平伯老师讲过《诗经·卷耳》，指导我研究《诗经》的路子。于是我找到一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通读之下，豁然开朗，才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在上海大学读了两年，又转到大同大学读英文，在叶上之、胡宪生老师的指导下，读了司蒂文生的散文《骑驴旅行记》和沙克莱的小说《亨利·爱思芒》。同宿舍的同学有许思玄，读英国文学书甚勤奋，我和他对床而坐，颇受他的影响。以后又转入震旦大学读法文，随即便爱上了法国诗，从龙沙、维雄到雨果，似懂非懂地乱读了一阵。中国古典文学，就此放下了。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做亭子间作家。职业是书局编辑，业余工作是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阅读的也多是外国文学，偏重于苏联、东欧诸国和美国。读书没有计划，得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知识面广了，眼界开了，可就是说不上研究。在周作人、林语堂的影响之下，也曾有一二年热中于明人小品文，把公安、竟陵派的几十部诗文集看了一遍。
一九三七年秋，到云南大学文史系教书，系主任分配给我的课程是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历代诗癣历代文眩我战战兢兢地接受了任务，努力备课，编讲义。上了几个月课，才知道过去光是读书，纵然读得很多，全不顶事。有许多古典作品，过去读过几十遍，自以为懂了，没有问题。可是拿到课堂上去一讲，经学生一问，就觉得有问题了。
怎么办？要解答，就得研究。从此开始，我的读书方法才深入了一步。
在云南大学三年，有条件阅读了许多云南古代史文献，写下了一些札记。在向觉明的影响下，看了许多敦煌学文件，校录了十几篇变文。一九四一年，到福建厦门大学任教，于是云南古代史和敦煌学的兴趣消散了。在厦门大学五年，由于厦大图书馆的藏书毫无损失，全部内迁，我着实看了许多书。给学生开了一门专书选读课，讲了一年《史记》，自己也写了许多《史记旁札》。读了七八十种宋人笔记及野史，抄录了所有关于词的资料，打算编一本《宋人词话总龟》。这两部没有完成的手稿，都在“浩劫”中损失了。
解放初期的五六年间，我的业余时间都花费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前后译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东欧、北欧及苏联小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才重又回到古典文学的阅读和研究，主要是对唐诗宋词做了些考索工作。但就在同时，我的兴趣又转移到金石碑版。陆续写成了《水经注碑录》、《诸史征碑录》、《唐碑百逊、《北山楼碑跋》等十多种著作。这些手稿，在“浩劫”中也损失了一大半。
以上是我生平治学的一个大概情况。如果说“治学”就是“研究”学问，那么我实在没有“治”过任何一种学问，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实在做得太少。不过我以为“治学”这个名词，意味着一整个过程。任何人都不会一上手就研究一门学问，必须有一个逐渐走向研究工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浅尝到博览。对某一门学问开始感到兴趣，渐渐地一本一本找这方面的书看，熟悉了关于这一门学问的各方面情况，这是第一个阶段。既已熟悉了关于这门学问的各方面情况，在更广泛的阅读与思考之际，必然会发生问题。碰上了问题，就要自己去求解决，这才走上了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入门”。入门之后，你会觉得欲罢不能，索性把一切弄不清的问题弄弄清楚。于是不能不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探索，这样才到达第三个阶段，开始做研究工作了。
由于我个人性情急躁，没有耐性，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再加上生活条件的不稳定，我治过许多学，可是都只走了两段路，没有完成治学的全程，因此，至今不名一家，在文学研究工作者中间，我只是一个“三脚猫”。
我把我的经验贡献给青年学者，祝愿他们审慎决定研究课题，一段一段地走完治学的全程，不要像我一样的见异思迁，半途而废。近来有不少青年学者，随便找一个课题，一上手就做研究工作，对这个课题的各方面情况，全未了解。这是没有基础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取得正确的成果。他们的毛病，恰恰和我相反。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于华东医院
寒山寺碑二题
寒山寺碑
苏州寒山寺的“枫桥夜泊”诗碑，近年来报刊上屡有提到。今天又在《文汇报》上见到一文，说到抗战时期有一位刻碑人钱荣初曾刻了一块假碑，以代替真碑。又说这个故事为香港《大公报》发刊作头条新闻。
我没有见到香港《大公报》的报道，不知如何说法。不过关于这块为好古之士和日本旅游家们所注意的唐诗石刻，似乎近来已无人知道它的历史，连苏州人都说不明白。
所谓真碑，是谁写的？假碑，又是谁写的？文章都没提。文章的作者是钱荣初的外孙，还是初中学生，当然不会知道。但刻碑的钱荣初，似乎也不知道真碑与假碑有何区别。这却更不可思议。看来，这些报道，反而把这块石刻的历史弄糊涂了。
抗战前，日本游客买回去的“枫桥夜泊”碑，是俞曲园（樾）写的。这块碑的拓本流传了五六十年。我也还有一张。但这已是第二块石刻了，第一块是文徵明写的，据说俞曲园写的那块碑阴（即碑背）有题记，说明文徵明写的一块已经岁久亡失。
抗战以后，有人送我一张寒山寺碑的拓本，已是张溥泉写的了。因此，我才知道俞曲园写的那一块又已“岁久亡失”了。唐代诗人张继的诗，由现代诗人张继来写，倒也有趣。当时我猜想，俞曲园写的那块碑，大概被日本人盗去了。抗战期间，日本人取去了许多石刻，旅顺口的那块唐代崔忻井题名石刻，听说现在还流落在东京。我猜想，大概钱荣初刻的就是张溥泉写的那一块，也就是现在寺中的那一块。这也是真碑，并非假碑。
奇怪的是，一九八二年，我在南京瞻园看到了两块名碑，正是关心石刻的人都不知道下落的东西。一块是端方仿刻的天发神谶碑，嵌在瞻园壁间。另一块就是俞曲园写的寒山寺碑，在一个特建的碑亭里。当时一看此碑，真是又惊又喜。喜的是俞曲园的遗迹犹存，惊的是它怎么会跑到南京来落户。可惜当时匆匆过目，忘了看碑阴，不知有字否。
在寒山寺的时候，这块碑是嵌在墙上的，所以没有人见过碑阴。现在屹立在亭中，我希望有人去核实一下。最好，请南京文管会弄弄清楚，到底这块石刻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来到南京的。苏州文管会也应当把这块碑去要回来，还给寒山寺。
寒山寺碑信息
我写了一篇关于寒山寺碑的小文，刊在四月二十二日《新民晚报》，当时是在病床旁写的，但凭记忆，没有检查文献。该文刊出后，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提供了各人所知关于此碑的信息。有常熟九十一岁的曹仲道老先生，有俞曲园的后人俞泽民同志，此外还有杭州林菁、苏州邓兆铭等七八位，可知读者中关心此碑的大有人在。晚报编者不可能把来函逐件刊登，只好由我综合为一文，名曰《寒山寺碑信息》，希望这里所记的，都是实在情况。
第一块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应当是北宋宰相郇国公王珪写的，记录于《吴郡图经》。这块碑久已亡失，所以俞曲园碑阴诗说“郇公旧墨久无存”。
第二块碑是明代苏州书家文徵明写的。此碑在俞曲园时还没有亡失，只是“漫漶”（字迹模糊），所以俞曲园诗云“待诏残碑不可扪”。可知这块碑在俞曲园时还在寺中。
俞曲园写的是第三块碑。碑面为张继原诗大字三行，小字题记三行。俞泽民同志寄来一张照片，是一九八一年春在苏州寒山寺中摄影的，这块碑至今还在寺中。杭州林菁同志将碑阴刻的一段题记抄来，也是俞曲园写的，内容是关于原诗“江枫”二字在龚明之的《中吴纪闻》中却是“江村”。文徵明写的那块碑已不可辨，不知他写的是“江枫”还是“江村”。因此俞曲园诗云：“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但俞曲园似乎不以“江村”为是，所以他写的还是“江枫”。
另外有一块同样的俞曲园书碑，在南京煦园，不是瞻园（这是我记错了）。据说是汉奸江亢虎叫人从苏州搬来的，也许当时是为了防止日本人偷走。现在可以揣知，二碑之中，必有一块就是钱荣初刻的“假碑”。俞泽民同志寄来的照片，碑侧有小字题刻，不知内容如何。我怀疑这一块留存寺中的倒是假碑，是准备被日本人偷走的。
一九三六年，吴湖帆请张溥泉也写刻了一块，这是第四块《枫桥夜泊》诗碑，与俞曲园写的一块并立寺中。
德清蔡剑飞同志来信说，他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曾在枫桥住过一个月，在寺中看到的诗碑乃是南海康有为所写。这一信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而蔡剑飞同志说是“千真万确”的。
如此说来，张溥泉写的应当是第五块碑了。
现在本文可以结束了。留下两个问题：一、南京苏州各有一块俞曲园写的《枫桥夜泊》诗碑，谁真谁假？二、康有为也写过一块，有人见过拓本或实物否？这块碑是否还在寺中？
一九八四．五．十三
支那·瓷器·中华
两个月前，《报刊文摘》转载了一位荷兰华裔学者黄隆泰先生的谈话。他提出我国不应被称为“支那”，应当正名为“中华”。其理由是：支那这个字，在荷兰语、英语字典上都解释为“瓷器”。以“瓷器”来称中国，这是侮辱之词。所以，这位黄老先生主张我国的外文名称应改为“中华”而抛弃“支那”。
前几天，看到香港出版的《镜报》本年第一期，其中发表了黄老先生谈话的全文，可知《报刊文摘》的摘录不误。这件事，我想，这位黄老先生似乎有点误会。经《报刊文摘》一转载，我恐怕国内可能有许多人也跟着糊涂起来。
我国的外文译名，是统一用的China，英国、美国人读作“查艾那”，法国、西班牙等拉丁语系的国家读作“希纳”。译成中文，就是“中国”，而不是“支那”。只有日本人从前称我国为“支那”，但这也不是China的译音。“支那”这个名称，起源于印度。
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脂尼”，这是见于唐以前的佛经译本中的。印度古代的“脂尼”Chini，向东流传到日本，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