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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我们的出版界有一条心照不宣的不成文法：第一流作家可出“全集”，第二流作家可出“文集”，第三流作家可出“选集”。以下就是不入流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只能出单行本，任其自生自灭。我的作品，被允许可以出“选集”，已经是高攀了。
这位舒乙世兄所讲的，恐怕还是五十年代的事。现在，作家的级别似乎已有调整。
“全集”权利已不是鲁迅所独享，“文集”权利已略有升降，“选集”的尺度似乎已放宽了不少。
但这三个名词的级别涵义，却依然未变。而这个涵义，在《辞海》、《辞源》中都找不到。如果有人编《当代文学辞典》，我建议应该列入这三个名词的条目，使后世读者一看书名，便知作者的级别。
赌博的诀窍
冯增义同志送了我一本他和徐振亚合译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逊，已有两个月了，一直没有时间看。前些时天气不好，有些感冒，只好停止一切工作，躺在床上看书，居然把这本将近五百页的书用三个上午看完了。
书信是最坦率、最真实的自传资料。这本书信选当然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必要参考书。不过，对于一个专研陀氏著作的学者来说，选集还是不够的，非看他的全部书信不可。对于我这个文艺书的泛览者，这本《书信逊已给我以不少关于陀氏的有趣味的知识。
陀氏的小说中常常有描写赌博的情节，看了这本《书信逊，才知道陀氏自己就是一个虔诚的赌徒。一八六三年九月一日，他在巴黎，给他的小姨子一封信，谈到了他的赌钱经验。他说：“我路过威斯巴登，住了四天，当然去玩轮盘赌了，您猜怎样？我赢了，没有输。……这四天我仔细观察了赌博的人，……除了两个人之外，我还没有发现善于赌博的人。全都输得精光，因为都不会赌。那里有一位法国妇女和一位英国的勋爵在赌，只有他们才精于此道而能不输。相反，庄家的赌本几乎都输光了。请您别以为我因为没输钱而说大话，大谈输赢的诀窍。我真的知道这种诀窍，它异常荒唐和简单，即不管赌博进行到什么阶段，必须时刻控制自己而不急躁。这是全部诀窍，如果能做到，简直不可能输，肯定会赢。但关键不在于知道，而在于一旦掌握了诀窍，是否有能力利用它？
无论有多聪明，性格如何坚强，总是难以自制的。”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的诀窍。只要能自己克制，而不急躁，就能赢而不输，这是简单的一面。但这种自制工夫，谁都不容易做到，这是荒唐的一面。
过了十几天，陀氏写信给他的哥哥，说：“我在威斯巴登创造了一种赌博方法，我实践了它，结果赢了一万法郎。第二天早上，因为急躁而背离了这一方法，便立刻输了。
晚上又使用这一方法，严格执行，结果很快又赢了三千法郎。你说，在这之后，我怎能不入迷？怎能不相信？只要恪守我的方法，幸福便唾手可得。”
但是，接下去，信上又说：“从巴登给你发出一封信后，我又带了仅剩下来的钱去赌了。在半小时之内，用四个拿破仑金币赢了三十五个拿破仑金币。非凡的幸运迷住了我，我用三十五个金币去冒险，结果全都输光。”
这两封信真是陀氏的妙文。他自以为获得了赌博的诀窍，予以十分肯定，而同时又予以实践的否定。他的这一番理论，使我想起了曹聚仁。在一九三○年时，曹聚仁也是一个赌徒，他几乎每天晚上去回力球场赌钱。我也对回力球热中过一二年，每次去都碰到曹聚仁。他的赌博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一样，他的输赢情况也和陀氏完全一样。
不过曹聚仁还没有陀氏坦率，他总是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只要自己掌握得好，收支两抵，还是赢的。”
大概进赌场的人，一上手就赢，赢了就走，不想赢得更多，这就是赢定了。一上手就输，输了就住手，不想翻本，就不至于一败涂地。这样赌法，可以做到收支两抵，无大输赢，而从中取得赌博的乐趣。我以为这是赌博的艺术，而不是赢钱的诀窍。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他的赢钱诀窍，事实上是自己否定了，因为他知道世界上并无这种能自制的赌徒，而曹聚仁则自己肚里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嘴里却始终不肯认输。
“俗文学”及其他
俗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我们有这样四个文学名词。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大家都各取所需，随意使用，似乎从来没有人给以正确的定义，使用的人也似乎没有正确的认识。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它们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名异而实同。也有人以为有区别，这是四种文学，但说不清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我以为，现在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了。前年，北京成立了一个俗文学会；去年，上海成立了一个民间文学会。这样，显然表示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是两种文学了，但是，这两个学会的研究对象，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据我所知，通俗文学这个名词，在我国，出现得最早。
“通俗演义”、“通俗小说”，这样的名词，在晚清时期已经出现。“五四”运动后，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提倡重视民间文学的研究，北京大学为收集民间歌谣特设机构。这以后的一段时期，通用的是民间文学。郑振铎写了一本《中国俗文学史》，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戴望舒在香港《星岛日报》编了一种副刊，每周一次，刊名就用《俗文学》，这大约是采用“俗文学”这个名词的开始。一九四七年，赵景深给上海《大晚报》编了一种副刊，名为《通俗文学》，这个刊物的内容，和《俗文学》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一个过程中，尽管各人使用的名词不同，但大家都知道它们都是英语popularliterature的译名。popular是个定语，它的意义是“人民的”、“民众的”，这就是“民间文学”的取义。但这个字又引伸而有“为多数人喜爱的”、“普遍的”意义，这就是译为“通俗文学”的取义。这个字又可以有“廉价的”、“低档的”、“大路货”的意义，这就是“俗文学”这个译名的取义。
这三个译名，“民间文学”意义最为明确，是从原文的本义译的。“俗文学”的“俗”字，就有疑义。一般人都以为是“雅俗”的“俗”，“俗文学”就意味着鄙俗、粗俗、庸俗的文学。这就含有知识分子瞧不起民间创作的意味。因此，不少人对这个译名有意见。俗文学会成立的时候，曾正式声明这个“俗”字是“民俗学”（Folklore）的“俗”，“俗文学”就是“民俗文学”（FolkLiterature）的译名了。这样，很可以澄清一些误会。民俗学是本世纪的新兴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各个民族古代和当代的风俗、习惯、神话、迷信、传说、谣谚、礼仪、语言等民族文化现象，民间的文艺创作是民俗学的研究资料。
“通俗文学”这个名词，从汉字所表达的意义看来，应当是作家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民大众写的文学作品，这就意味着，它不是民间文学。英语中有一个名词：popularwriter，指读者群很广泛的作家，现在有人译作“通俗作家”，其意义就有点歪曲了。
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大众文学”。这是三十年代从苏联、日本输入的名词。这个名词的概念也很模糊。它可以解作“人民大众创作的文学”，那就是“民间文学”了。
也可以解作“供人民大众阅读的作品”，这就是“通俗文学”了。三十年代，有许多作家参加过“大众文学”的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是偏于“为人民大众写作的文学，就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和风格”。这就结合“民间”和“通俗”两个概念了。
“大众文学”是massesliterature的译语。masses这个字是苏联首先用来指社会主义政制下的公民。这个字有集体意义（“人民”是许多个体；“大众”，或译“群众”，是一个集体），也有阶级意义（只有无产阶级才属于大众）。所谓“大众文学”，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人民文学”。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工作者，一般不用这个名词。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关于这四个名词的来源和意义。只能说是初步的解释，还无法给它们写出正确的定义。但我看有些辞典中的解释，似乎更不明白。为此，我将前三个名词，根据中文译语的意义，试作一个简要的注释。至于“大众文学”这个名词，我的理解恐怕还有错误。我不知道《苏联大百科全书》有没有这个条目，如何解释。因此，不敢凭个人的观念，妄作解释。
俗文学——尽管它是FolkLiterature的译语，没有雅俗之分的偏见，但是它的内容和民间文学并无不同。
民间文学——人民大众中的作家或艺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一般都不知作者姓名，例如宋元话本小说。有些知道作者姓名的，但整个作品是集合许多民间故事、传说而成，不完全是个人的创作，例如施耐庵的《水浒传》。此外，有许多弹词、鼓书、小调、笑话等等，都没有作者姓名，内容口口相传，随时在改变，这些都属于民间文学。
通俗文学——有作者姓名，是作者个人的创作，供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农民、小市民阅读的文学作品。例如各种才子佳人小说、武侠小说、公案小说。
某些优秀的、古代的民间文学作品，或通俗文学作品，涂上了历史的金光，可能上升而列入纯文学，被写入文学史。例如《水浒传》、《三国志》、元人杂剧等。至于《西厢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作品，原来不是民间文学，也不是通俗文学，因为传统的文学观念不把小说、戏曲认为文学，故一向不为文学史家重视，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小说和戏曲才被认可，而写入了文学史。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日
［附记］
去年，我买到一本英国版《鹈鹕丛书》本《民间文学》，著者为维克多·钮蒲。他用的原名是popularlitAerature。他在《序言》中也提到这个名词难下定义，专家学者间有许多不同意见。据此可知，英国人虽然还用popular这个字，怀疑的人已在多起来。因此，我以为，问题不在中文译名，而在国际间的通用名词，如果把这一种文学统一定名为Folkliterature最为适当。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七日
祝由科的巫术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来闲谈，从医道谈到巫术，从巫术谈到祝由科，于是我想起五十年前所知道的一件怪事。祝由科这个名词，恐怕现代青年中很少人知道。尽管《辞海》还有这个条目，但讲得不详细。
在上古时代，医师就是巫师，差不多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样。巫师运用他的法术，驱使鬼神，为人民解灾、救难、治玻他们甚至能起死回生。所以，在古代，“巫医”两个字总是连在一起的。到后世，用药物治病的医道发明了，出现了不用巫术的医师，于是“巫”与“医”才分了家。
祝由科是巫师的后裔，他们的来源很古。东汉时，张鲁创设“鬼道教”，这个教门是事鬼的，也是巫师的流变。北魏时，寇谦之倡立“道教”，删去“鬼”字，表示他们是事神而不事鬼，又采用老子哲学的思想基础，于是成为一门新的宗教，其实是受了佛教的影响。
祝由科在唐宋以后，成为一种以符咒治病的医科。他们被道教排斥，认为是邪门。
其实道教中也还有用符咒治病的道士。
我小时候，家住松江城内。在南门里一条冷僻的路上，有一户人家，门口挂着一块招牌，写着一行“世传神医祝由科善治百脖。这是我知道有祝由科的开始。这家有一个老者，据说是用符咒治病的。如果人家有疑难杂症，请他去作法念咒，用黄纸画几张符，贴在门楣上，病就会好。又有人说，祝由科医师也用药物，不过不是用神农本草里的草药，而是用一些奇怪的药物，例如：一双猫头鹰的眼睛，乌龟的尿，刺猬的血。
祝由科盛行于湘西辰州（今沅陵），所以他们画的符叫做辰州符，听说在清代，辰州还有卖符的店。
一九三七年秋，我从长沙搭公路汽车去贵阳。第一晚就在沅陵歇宿。我住在汽车站旁边的旅馆里，和一个四川客商合住一间楼上小厢房，倒也清静。不意随即有一旅贵州军队开到，他们是往东去参加抗日战争的。士兵住在楼下，长官住在楼上。士兵闹闹嚷嚷的做饭、洗汗衫，长官叫来了土娼，饮酒打牌。一下子把一座旅馆闹得乌烟瘴气。到深夜还没有安静下来。
我无法睡觉，看看外边月光大好，就跑出去，走下山坡，到辰溪边散步玩月。那四川商客也尾着我下山。他劝我不要再走远了。我问：“为什么？有老虎吗？”他说：“老虎不会有。”我就追问：“那么怕什么？”他说：“会碰到死人。”我不觉惊异，就问：“这里常有倒毙的死人吗？”他说：“不是倒毙的死人，是走路的死人。”我被他讲得莫名其妙，拉着他的胳膊问：“你讲的是什么呀？”他笑着说：“原来你不知道，这里有辰州符。”我说：“辰州符，我听说过，可跟走路的死人有什么关系？”他坐下在溪边一块石头上，拉我也坐下，他就讲了辰州符的惊人事迹。
“湘西这一带，从前非但没有通汽车的公路，连官塘大路也没有。到处都是高山深谷，丛林密箐，走路都很困难，车马更不易通过。如果有人死在外乡，无法运棺材回故乡安葬。因此，唯一的办法，便是请祝由科带死人走回家。祝由科画一道符，贴在死人额上，念了咒，摇着一个摄魂铃，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