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我自己明白了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这中间是有着一重鸿沟的，于是我停止了这方面的投稿生活。同时，因为新文学杂志中没有安插我的文章的地位，于是我什么也不写了。中学毕业后，从之江大学而上海大学，而大同大学，而震旦大学，这五六年间，我的思想与生活是最混乱的时候，我只胡乱地读书。对于文艺书，我觉得一切都是好的，到手就读。非但读，而且还抄。在之江大学图书馆里，我选抄了一部《英国诗逊，在大同大学的文艺书很贫乏的图书馆里，我选抄过一部《世界短篇小说逊。这是我当时最得意的工作。
那时候，我也几次想发展一点文学生活。看了别人的文学结社，东一个西一个地萌动起来不免有点跃跃欲试。可是终于因为朋友少，没有钱自己印自己的作品，更没有日报副刊或大杂志收容我们，不成大事。
但这时候，有两个投稿记录是值得我追忆的。当我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时候，我打听到了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诸先生也都住在同一里内。我就将我所写的两篇小说封了亲自去投入他们的信箱中。这两篇之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残花》，我还记得。过了几天，《创造周报》上刊出郭沫若先生给我的一个启事，问我的通信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他我就住在与他们同一里内。并且还问他我的小说是否可用，因为我很担心他问了我的通信处是预备退稿的。三日后，接到他的信，要我去一谈。可是我忐忑着没有敢就去，延迟了一个多星期。等到在一个晚上去时，他已到日本去了。只见到了成仿吾先生，他说郭先生把我的小说稿也带着走了。这样，再过了七八个星期《创造周报》停刊了。我的小说稿又遭到了不幸的运命。还有一个投稿记录是成功的。那是《现代评论》居然给我刊出了两首诗。《照灯照地》，《古翁仲之对话》。其时我刚从牛津大学出版部买到了英译本的《海涅诗逊，它对于我的诗格也起了作用，这两首诗便是当时的代表作了。
在短短的努力于诗的时期中，我也曾起了一点转移。海涅式的诗引起了我的兴趣并不长久，所以我只摹仿了十余首就转移到别的西洋诗方面去了。我吟诵西洋诗的第二阶段是司宾塞的《催妆诗》及《小艳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曾读了《催妆诗》的全部，又曾用Spencerian Stanza的脚韵法做过一首较长的诗，题名《古水》，可是这一阵热中也不过一年多些。
差不多在同时，我和戴望舒，杜衡合办了一个题名《璎珞》的旬刊。我就在这仅仅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发表了《上元灯》（原名《春灯》），及《周夫人》两个短篇，望舒发表了魏尔仑（Verlaine）诗的译文及自作诗，杜衡发表了从德文译出的海涅诗。但那时候，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小刊物。
自从在自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上述的两个短篇以后，写小说的心在我胸中蠢动起来了。
但是我实在找不出可供我写的材料。这其间，在《东方杂志》上读了夏丐尊先生所译的日本田山花袋的中篇《棉被》，于是我摹仿了一下，写了一篇《绢子》，寄给《小说月报》发表了。这是纯粹的摹仿，几乎可以说一点也没有创作功夫，实在是可耻的事情，虽则它曾经和其他二篇同样不成话的东西编在一个集子里出版，那是为了要钱用的缘故，我不愿意再提起它们。
第一本新俄短篇的英译本“Flying Osip”在这当儿运来中国了。我从别发西书店里买了来，看了大半本，（其实是，只除了赛米诺夫的那篇《仆人》没有看）于是我又想摹仿一下了。《追》就是在这种不纯的动机之下产生的。继续了《追》而写成的尚有《新教育》一篇。那似乎较好得多，因为这篇并没有摹仿任何作品，实在是因为那时已在故乡当教师，对于现行教育制度确实有这样的不满而写出来的。
当了两年中学教师，望舒与刘呐鸥在上海创办第一线书店了。而我这时正在耽读爱仑坡的小说和诗。他们办了一个半月刊，题名《无轨列车》，要我也做些文章，于是我在第一期上写了几段《委巷寓言》，在第四期上写了一篇完全摹仿爱仑坡的小说《妮侬》。
在这时期以前，我所曾写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习作，都是摹仿品。
直到第一线书店改名水沫书店，我才继承着写《上元灯》及《周夫人》时的一种感怀往昔的情绪写成了八个短篇，这就是在水沫书店出版的包含了《上元灯》及《周夫人》这两篇的小说集《上元灯》。这是我正式的第一个短篇集。
因了许多《上元灯》的读者，相识的或不相识的，给予我许多过分的奖饰，使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不敢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鸠摩罗什》之作，实在曾费了我半年以上的预备，易稿七次才得完成。这时我们办《新文艺》月刊，我就很自负地把我的新作排在第一篇印行了。
但是《鸠摩罗什》以后却难于为继了。在编辑第二期《新文艺》月刊的时候，我想写一篇《达摩》，又想写一篇《释迦牟尼》，思想尽往这一方面去找，结果是一句也不敢落笔。
而这时候，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都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新文艺》月刊也转变了。于是我也——我不好说是不是，转变了。我写了《阿秀》，《花》这两个短篇。但是，在这两个短篇之后，我没有写过一篇所谓普罗小说。这并不是我不同情于普罗文学运动，而实在是我自觉到自己没有向这方面发展的可能。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想，我的生活，我的笔，恐怕连写实的小说都不容易做出来，倘若全中国的文艺读者只要求着一种文艺，那是我惟有搁笔不写，否则，我只能写我的。
于是，继承了《鸠摩罗什》而写成的《石秀》与继承了《梅雨之夕》而写的《在巴黎大戏院》，《魔道》在同一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后两篇的发表，因了适夷先生在《文艺新闻》上发表的夸张的批评，直到今天，使我还顶着一个新感觉主义者的头衔。我想，这是不十分确实的。我虽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觉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说不过是应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说而已。
《石秀》以后，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的，还有《将军的头》及《孔雀胆》（后改名《阿褴公主》）。这两篇以后，我的创作兴趣是一面承袭了《魔道》，而写各种几乎是变态的，怪异的心理小说，一面却又追溯到初版《上元灯》里的那篇《妻之生辰》而完成了许多以简短的篇幅，写接触于私人生活的琐事，及女子心理的分析的短篇。前者的结集是本年在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我的第三个短篇集《梅雨之夕》，后者的结集是即将在良友公司出版的《善女人行品》。
我写小说，到现在不过四个短篇集，数量上诚然是微弱得很。但在写作这四集小说的过程中，对于写短篇小说的甘苦，自问却很知道了些。我不晓得我将怎样告诉读者，但我可以简括地说，小说并不是愈写愈容易的。人说“熟能生巧”，对于文学上，这却不尽然。我只觉得愈写愈难。现在是，每当要写一篇小说，必得有至少一星期的酝酿，回想以前的贸然握笔，一挥而就的情形，真要诧异这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在去年春间，因一二八战事而蛰居在乡下时，我看了些英美近代诗的选集和评论集。
这一时期的研读使我荒落了好久的诗的兴趣重新升华起来。同时，又因为看了友人戴望舒做诗正做得起劲，于是也高兴写起诗来。可是数量甚少，《现代》杂志中发表的几首，就是我一年来大部分的成绩了。对于诗，我觉得胡适之先生的功绩是在打破了旧诗的形式，郭沫若先生的功绩是在建设了新诗的精神，徐志摩的功绩是创造了新诗的形式与韵律，李金发先生与徐志摩同时，但他以精练的诗人气质，屏除了郭沫若先生的豪放，着眼于文字的自然的节奏，而创造了中国的象征主义的自由诗。戴望舒在新月诗风疲敝之际，李金发诗才枯涩之余，从法国初期象征诗人那里得来了很大的影响，写出了他的新鲜的自由诗，在他个人是相当的成功，在中国诗坛是造成了一种新的风格。直到如今，有意无意地摹仿他的青年诗人，差不多在每一个载着诗的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我呢，自然承认我们现代的新诗在形式上应该跟着这条路去求发展，而在精神上，却想竭力避免他那种感伤的色彩。但这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已写成的几十首诗，终于都还免不了这种感伤。我企图着，我想对于新诗有较好的进步，正如对于小说一样。
名
老年人，或老实人，似乎都服膺着“名者实之宾”这句格言。但在我，不是老年人，也不想自夸是老实人，对于“名”有时候是比“实”更重视的。在许多日常生活的经验里，我觉得，“名”真是不可轻忽的。在适宜的时候，它能增加它所代表的“实”之价值，反之，在不适宜的时候，却也真能贬损了它所代表着的“实”之价值，无论那“实”之本身是怎样地完美，崇高，或尊贵。
对于“名”这样地着重，在我自己，也真没有明白为了什么。也许是由于不幸而识了字，对于字的意义声形能就自己之爱憎而定取舍。但这个疑问，我们不必在这里研究，因为即使是为了这缘故，反正我也未曾有过一次“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感慨。
曾有过一次，从灼热的盛夏的阳光中，走入林荫树下的一家咖啡店去。在小小的桌子边猎得了一个座位之后，瞪眼看路上的熙熙攘攘的行人，心中踌躇着“饮些什么呢”？
急躁的侍者将茜红色的冷饮食谱展呈在我眼前，于是这样艳佚的名字就首先溜进了我的眸子：“夫人之舄”（Lady’s Slipper）。
啜着这新奇的冷饮，我实在并不曾细细地如一个骨董鉴赏家似的辨别它的好歹。与其说我是在啜冷饮而袪暑，不如说我是在玩味这“夫人之舄”以忘热。这样地付给了小账出来，我是踌躇满志了。
人如果问：“滋味如何？”
我会说：“我没有留心到这方面，先生。”
倘若是个欠聪明的人，他会得再问：“那么你怎么饮着的？”
“我单是饮着一个名字。”我一定愿意这样回答他。
而且，当他一笑而去的时候，我心里会这样想着：如果目的单是为了避暑解热，自来水不是随处可以不费代价而喝到的么？
一座简陋的小楼，建造在半山间，这是无意中在漫游的时候找到的。因为有些闲暇的人在里边饮茶，便也不自主地就了一隅的藤椅。呆坐了片刻，并不曾有七碗的量，已经想离去了这烦嚣，简单，平淡的处所了。但是，不幸——或者应当说幸而——一抬头看见小小的白匾额，飘逸地写着：“扫叶楼”。
并不曾预先知道它的历史，自从到了那六朝金粉地以后，也并没有人为我提起这个胜地，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在这样的清秋天气接触了我的视觉，便立刻使我觉得环境都变幻了。这周围的山色是如此之萧瑟，青空又如此之寥泬，木叶惊风，又多少的令人触起无名的愁绪，这个楼，这个名字的楼，在这里真是和谐得完全使我中意了。结果是，在茶客之集团中，我又多占了许多时间。
有了这样的癖性，十足地有些傻气了。自己也承认是太过分，太“好名”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并不是没有充足的理由来为我辩诉的。对于近代人的生活，我觉得随处都有五官兼用的必要了。为了口腹的缘故，试走进旧式的酒楼菜馆，当你登楼就座——大概都是雅座——的时候，便会觉得千百种的不舒服都丛集到你的感官。光线是异常的昏暗；油味辛辣味又这样的刺激了你的鼻子，你的喉咙，使你忍不住咳呛；人声，锅杓声又这样地喧乱了你的耳鼓。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是旨酒嘉肴，我想你食量纵然不完全告了消乏，也多少要打些折扣的。但如果你走进了现代式的食堂，冠生园也好，新雅当然更好，耳目口鼻都能够担保你受到相当的供养。这是有过经验的人，或富于想象的人，都会得比较其优劣的。再说，如果为了视听之娱，而低下了头钻进污秽的小茶馆中去听光裕社员的说唱，或是厕身在凌乱的茶寮中听本国式的管弦乐队之演奏，这种至多能满足一个感官的生活方法，到如今自然地有人要感觉到不满意了。所以音乐的园会在目下也有中国人举行的了，梅兰芳博士的清歌妙舞也居然能够在黄金大戏院的银幕前听到和看到了。然则我之看了名字而去饮食游览，也似乎未必便是怪癖罢。
这种倾向，变本加厉起来，凡是耳目口鼻所享用的东西而蒙着一个丑恶的名字者，遂往往失去了我的恩宠。这是我所深为引咎的。反之，幸而因为名字之中我的意而被我享受过一回的较劣的或很恶的东西，一方面，我虽然对它怀着不满，而一方面却毕竟还因了它的美丽的名字而宽恕了它。
异国情调在我这好名的观念上，也有过很大的作用。曾经有一次，天天走过一家名叫春阳馆的菜馆，只觉得它的名字之庸俗，总没有起过一次进去试试看的意思。但是，有一天，偶然在一本日本的“细见”上发现了东京有一个名字相同的著名的料理店，我顿然间对于这个天天憎厌着的菜馆发生了无量的好感。就在这天的晚晌，我终于忍着刺鼻的油腥，踏进了这日本风的名字的菜馆了。
诸如此类，凡是供给我的五官之享受的东西，在我国似乎必须有一个夸张的美“名”来掩饰其恶劣的本质——或者这里又应当说是“实”了。我很怀疑将来如果有机会作一次国外的漫游，可还会有这种希望没有。但愿我不至于如此罢。
啊！感伤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一介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