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枫桥夜泊》诗及跋语三行，碑阴及碑侧文字，向来不拓，因此我要给它们在这里做个记录，以保存这一段唐诗逸话。
一九三六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诗人张溥泉也写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张溥泉的大名也是继，请现代诗人张继写唐代诗人张继的诗，给唐诗又添了一段佳话。从此，俞曲园诗碑和张溥泉诗碑并列于寺中。听说，康有为也写过这首诗，有木刻在寺中，我没有见过。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时，汉奸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伪“维新政府”。当时日本大阪的朝日新闻社要举办大东亚博览会，想以这个名义把寒山寺诗碑运去。日本人所要的当然是俞曲园写的那一块。汉奸们不敢触怒人民，把原物送去献媚，于是请苏州石师钱荣初依原样复刻了一块。刻得极好，足以乱真。后来不知怎么。这块复制品也没有运去日本，就留在南京，至今植立在煦园里。
一首七言绝句，数百年来，为国内外人士如此爱好和重视。它又使一个荒村小寺成为千秋名胜。这是《枫桥夜泊》诗独有的光荣。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
［附记］
近日读郑逸梅所著《文苑花絮》，其中记张溥泉书碑事，可补此文所未详，故节录于此：吴湖帆以为俞曲园写的碑石已经残失，因此想到张溥泉亦名继，最好请他补写一石。但吴湖帆与张溥泉不相识，乃托濮一乘代请。不久，吴见报载张公逝世，甚恨请之已晚。不意过了几天，濮一乘以张公写本寄来，附函云：“此乃张公逝世前一日所写。”湖帆悲喜交集，即嘱黄怀觉选石刻之，立于寺中。
张公写此诗后，亦有跋语，今并录于此：余夙慕寒山寺胜迹，频年来往吴门，迄未一游。
湖帆先生以余名与唐代题枫桥夜泊诗者相同，嘱书此诗镌石。惟余名实取恒久之义，非妄袭诗人也。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
又，近日又见一种宋人笔记，其中记王珪写此诗碑时，正在丧服中，故未署名。今王珪所写碑已不可见，不知此说信否。俞樾写此诗后，当年即下世。张溥泉写此诗后，越日即逝。此三事巧合如此，在迷信家看来，恐寒山寺诗碑很不吉利。附记于此，以供谈助。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善秉仁的《提要》
十二月十七日《新民晚报》第二版《文学窗》，发表了贾植芳同志谈外国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情况。其中提到天主教神父善秉仁编的《中国文艺批评》把五四新文学划分为“可以公开读”、“不宜公开读”、“只能参考读”和“绝对不要读”四大类。贾植芳同志以为，要看“作品是否合乎天主教义”，用这个标准来为文学作品分类，这是一种“疏误”。
其实，并不是疏误，而正是这本书的任务。善秉仁是徐家汇天主堂的法国神父。他用法文写的《中国文艺批评》，我没有见过。但他用英文编写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我倒还有一本。
这本书并不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它是为天主教文化教育政策服务的。
这本书中，每一篇提要后都注明在四大类中属于哪一类。书出版后，发给全中国的天主教所办学校及文化单位，以后各图书馆购置文学书，必须参考这本《提要》。各中学图书馆，只许购藏第一类“可以公开读”的书给学生阅读。这些书被称为“洁净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署名是善秉仁神父。但事实上这本书不是他写的。这本书是许多天主教徒分别担任写稿，而由苏雪林为挂名总编辑的。苏雪林是武汉大学教授，以《棘心》一书成为著名的女作家，又以《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一书成为著名的李义山研究者。抗日战争一开始，她立即捐献价值八千元的金饰物为劳军之需。一时声名大噪，又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者。但她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对于她是格格不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她也不会欢迎。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住在文化广场旁边暨南大学教师宿舍。暑假中，有一天，苏雪林忽然来看我，说是抗战八年，没有会见，现在要出国了，将来也更无见面的机会，所以抽空来看望我。我问她，要到哪儿去。她说到梵蒂冈去。我问她去干什么？她说：去出家，进修道院。我对她望着，好久无话。最后，我问：“可以不去吗？”她说：“不，后天就走。”
我和苏雪林生平只见面过二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三年，我编《现代》杂志的时候，她到现代书局编辑室来看过我。第二次就是一九四八年这一次。她临走时送了我一本书，就是这一本定价美金二十五元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提要》，她告诉我：这是她受天主教会委托而主编的。
这本书不能代表法国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对我们来说，它是一本反面教材。
这一千五百种文学作品中，被列入“绝对不可读”的，除了一小部分是黄色文艺书之外，绝大部分是革命文艺书。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
我的第一本书
《书讯报》有一个专栏，名为《我的第一本书》。编辑同志来组稿，要我也写一篇，我就一口答应了。过了好多天，才有空闲执笔，想还掉这一项文债。可是，一想，这个栏目意义不很明白。我的第一本什么书呢？可以是我读过的第一本书，也可以是我买的第一本书，也可以是我写的第一本书。估量编者之意，大约是希望我谈谈我所写的第一本书。不过，我又想，趁此机会，从三个方面都谈谈，也有趣味，可以作为我的一篇关于书的回忆记。
一九一○年，即清宣统二年，我六岁，随父母住在苏州醋库巷。过了阴历元宵节，父亲就给我举行了开蒙仪式。第二天早晨，就送我到邻居徐老夫子的私塾里。行过拜老师的大礼之后，徐老师分配给我一个靠窗的座位。我坐下来，从新做的花布书包里取出我生平所读的第一本语文读本：《千字文》。老师先读一句，我跟着照样读一句。他读了四句，就结束了一天的功课。余下来的一整天时间，就是我高声朗读这四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老师只教我读字音，不给我讲字的意义。这四句，我不到放午学，都已能背诵得滚瓜烂熟，但是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元”本该是“玄”字，因为避清圣祖玄烨的讳，一切书本上所有的“玄”字，都改作“元”字。
这是我到中学三四年级才知道的。
第二天，一到学馆，第一件事就是背书，要立在老师的书桌旁边，背对着老师，背诵昨天所教的四句。这第二天的功课当然很容易，背诵四句，新学会四句。但是第三天就要背诵八句了。这样滚雪球似的读下去，十多天以后，就感到很困难，常常背漏了几句。
一本《千字文》，半年就读完而且背熟了。这就意味着我在初上学半年内就认识了一千个字，虽然不很懂得它们的意义，但也并不是毫无所知。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恐怕识不到五百字。因此，我对旧社会中以“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小学生启蒙读本的办法，现在也不很反对了。
我父亲有十二个书箱，藏着他平时节衣缩食买来的书，经史子集都有。我进中学后才能自己找书看，以为父亲的书，我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从来不想到自己去买书看。
可是，我在高等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同班同学常常讲曹操、刘备的故事，武松杀嫂的故事，才知道有一种书叫做“小说”。这种书，我父亲的十二个书箱里却一部也没有。于是我开始把母亲给我的零用钱积聚起来，星期日到东岳庙书摊上去买小说书看。
第一部就是金圣叹批本七十回的《水浒传》。
父亲书箱里有几本关于词的书，如《白香词谱》、《草堂诗余》之类，我也统统看过，并且学着填词。起先以为这些书都属于词曲，后来才知道词和曲是两种文学形式。
可是东岳庙书摊上不卖词曲书，不用说曲没有，词也没有。于是我到城里新开的云间古书处去问。那个年轻的老板兼店员请我自己到书架上去找。架上有一堆木版书，全是词曲。我几乎每本都想买，可是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只拣了部书名《蕉帕记》的曲子书。
回家仔细一看，才知道这是汲古阁刻《六十种曲》的零本。
《蕉帕记》是我自己买的第一本戏剧书，也是我看过的第一本古典戏剧书。下一个星期，又到云间古书处去，买到了一部有钱大昕藏书印的《北词广正谱》。这两部书引起了我涉猎曲学的兴趣。
这时候，我学做小说、诗词，不自知其幼稚，写好了就向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艺刊物投稿。周瘦鹃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半月》，包天笑编的《星期》，都发表了我好几篇作品。但那时的刊物不给稿费，我也不知道发表了文章可以得到稿费，只要给我发表，就很高兴了。
五四运动使我懂得了封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这许多新名词、新思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是使我接触先秦诸子的第一部书。郭沫若的《女神》是我买的第一部新诗集。《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我买的第一部新文学出版物的外国小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
这时，我已决心搞文学，当作家。我十分崇拜歌德、莫泊桑、屠格涅夫。狄更斯的小说，我读的都是林琴南的文言译本，虽然觉得很好，但林琴南的译本当时大受批判，我也把狄更斯归入鸳鸯蝴蝶派，以为他是英国第三、四流的作家，不值得重视。
我既不再向鸳鸯蝴蝶派刊物投稿，而新文学刊物如沈雁冰编的《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创造季刊》，在我看来，都是望尘莫及的高级文学刊物，我有自卑感，不敢去投稿。于是我一气写了十多个短篇小说，编为一集，题名《江干集》。这些小说都是在之江大学肄业时写的，而之江大学在钱塘江边，故题作《江干集》。我请胡亚光画了封面，请王西神、姚鹓雏、高君定题了诗词，交松江印刷所排印了一百本。这是我自费出版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这一集中的作品，文学和风格，都在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是一批不上不下的习作，所以我不认为它是我的第一本正式的文学创作集。这一百本书，送亲戚朋友二十本，余下的八十本，都委托上海南京路文明书局代售，因为有一个同乡在这家书局中当门市部经理。过了几个月，我去向同乡打听书的销售情况，据说只卖去十多本。又过了半年，文明书局歇业，我的同乡不知转业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书不知下落，也没有结账，我一个钱也没有拿到。前几年，上海文研所的应国靖同志在上海图书馆书库中发现了一本。他借出看了一遍。承蒙他夸奖，认为这些粗糙的小说都是具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九二七年，在《小说月报》上读到夏丐尊译的日本作家田山花袋的短篇小说《绵被》，觉得很受启发。这是一篇东方气息很浓重的小说，和欧洲作家的短篇小说完全不同。我摹仿它的风格，写了一篇《绢子姑娘》。这时，沈雁冰已是我的老师，他的助理编辑徐调孚，也已是我的新朋友。我想，我已有条件去向《小说月报》投稿了。于是我把这篇小说交给徐调孚，他得到沈先生的同意，就给我发表了。这时，上海经营新文学书刊的小书店正在多起来，许多出版商需要文稿。经朋友介绍，我把《绢子姑娘》再加上二三篇没有发表的小说，凑足五万字，编成一本小说集，题名即为《绢子姑娘》，交给一家书店（现在连店名都忘了），不到三个月，就出版上市，这是我的第一本由出版商印行的小说集。《绢子姑娘》和《绵被》虽然故事情节不同，但明眼人一定看得出来，二者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我自己心里更明白，这是一种高超的摹仿，还不能说是创作。
因此，我也不承认它是我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
一九二八年，我和刘呐鸥、戴望舒办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先后编刊《无轨列车》和《新文艺》两个刊物，这时我们的思想都左倾了。我写了二篇摹仿苏联小说的《追》和《新教育》，算是我的普罗文艺创作。当时把这二篇小说列入我们的一套小丛书《今日文库》，书名即用《追》。这是六十四开本，一张报纸的小册子。《今日文库》的第二种是画室（冯雪峰）译的苏联诗歌集《流冰》。这两本小书，不久就被国民党目为宣扬赤化的文艺书，下令禁止发行。这是我第一本被禁止的小说集。不过，第一本之后，不再有第二本，因为我不再写无产阶级革命题材的小说，所谓第一本，也就是唯一的一本。
我真正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集是一九二九年由水沫书店出版的《上元灯》。但是，在初版本的《上元灯》里，还有一篇《牧歌》是摹仿希腊牧歌的，算不得创作，因此我在由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再版本《上元灯》中，把这篇《牧歌》也删去了。正确地说，我正式的第一本创作小说集应当是再版本《上元灯》。
“五四”新文学运动给我的教育，是重视文艺创作的“创”字。一个作家，必不能依傍或摹仿别人的作品，以写作自己的作品。一篇小说，从故事、结构到景物描写，都必须出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才算得是“创作”。我不愿意把初期的一些多少有摹仿嫌疑的作品，老着脸皮说是我的创作，因此，我否定了《上元灯》以前的几个“第一本书”。
这一二年来，有几位青年作家的得奖小说，被读者检举，有抄袭嫌疑。有的是故事雷同，有的是描写风景山川部分，整段抄袭外国小说的译文。这种现象，都有损于作者的品德。如果有一篇被评为好的小说，其中间有一段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