拇怼５牵颐遣荒芩担骸八姹省笔恰癊ssay”的译语。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了一本《世界文学随笔精品大展》。这是时下风行的一种出版物，把各种文类分别选其精品，集其大成，供应读者以宏观的欣赏。编者来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文，让我在这本书山，附一个名字。这是编者对我的尊重，我不便推辞。但是我翻开全书的目录一看，发现选入的作品有许多种类：有小品文，有散文诗，也有不少是诗。这种杂纂式的编制，要用一个适当的名词来概括，确是很费思考。现在，编者把它们定名为“文学随笔”，我以为是可以理解并认同的。这些作品都不是堂堂正正的大文章。论篇幅，都是小品；论内容都不是严肃的议论或叙事文，也不是惨淡经营的抒情言志文字，只能把它们列入涉笔成趣的随笔文学，我想，读者也可以同意的。不过，我希望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许多外国作品，在它们各自的祖国，也属于“随笔”一类，因为外国根本没有什么“随笔文学”。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
谈“漫画”
日本国明治维新期间，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文化新名词。我国吸收西方文化迟了一些，在本世纪初才开始起步。因此，我们有许多西方文化名词，在早期，都是沿用日本人制造的汉字译名而懒得自己制定。“漫画”这个名词也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这个名词在中国出现和流行，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当时上海有一群美术家办了《上海漫画》、《上海泼克》等刊物，开始有了漫画。报纸副刊上也每日都有社会的或政治性的讽刺漫画。我的同乡先辈黄文农大约是中国第一代的漫画家。他的画还是用中国毛笔画的。随便勾勒几笔，不重在画的技巧，而重在画的寓意。他有几幅政治讽刺画是很尖锐泼辣的。当时一见报，就收到雅俗共赏的效果。今天的华君武的画风，可以说是黄文农的苗裔。与黄文农同时的，还有丁悚，即丁聪的父亲，他以画仕女月份牌著名，但他的漫画在当时报刊上出现的也不少。他的笔法，已是西方风格三十年代是漫画繁荣鼎盛的时期。张光宇、正宇昆仲、鲁少飞、许幸之、丰子恺、叶浅予，都崛起于那几年。稍后一些，则有郭建英、丁聪、章西厓、华君武等人。这只是我印象较深的一群，还有不少漫画家，都曾彪炳一时，可惜从我的记忆中隐退了。
这几十年来，不能不说是漫画冷落不振的时期。大约有些人以为漫画就是讽刺画，而讽刺是得罪人、攻击人，是不友好的，甚至是存心不良的。记得一九七九年，出现过一幅邓小平同志的漫画像，画家用了一些夸张手法，一时人言啧啧，以为侮辱了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从此，在没有幽默感的时代，没有宽宏心胸的社会中，画家再也不敢画人物漫画了。幸运的是，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国策推行后，在宽松、祥和的社会环境中，漫画又日见兴盛，其五彩缤纷的流派也各繁衍滋蔓，蔚为大观。
不过，漫画这个名词的涵义，实在也不很明确。它可以是Sketch的译名，也可以是Design的译名，也可以是Carica－ture的译名，或是ics的译名。速写、素描、构图、底稿、粉本、讽刺画、滑稽画，这许多艺术名词，我们现在都使用“漫画”这一个名词来代表，于是“漫画”就得对画家的一切画本负责了。这一种艺术概念的混淆，日本人或者是始作俑者，也或者是我们艺术家的疏忽。
刘凌同志主编了一本《中外漫画艺术大观》，我一看内容，发现他们所选入的画幅，可以说是一些广义的漫画。不拘一格，而自成一格，这就和过去一般人所理解的漫画有些不同。刘凌同志要我给这本书写一篇序文，我不是画家，没资格在这里说外行话，只好随便谈谈我所知道的“漫画”，顺便也为这本书的编法做一个说明。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
英译本《梅雨之夕》序言
一九一七年，胡适博士从美国回来，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立即倡导一个文学改良运动。这是一次针对传统的封建文学的革命行动。经过热烈的宣传、辩论和尝试，这一次文学革命结束了中国旧文学，创造了中国新文学。在思想、形式和语言方面，以民主主义思想清除了封建思想，以西方文学形式代替了旧传统文学形式，以人民的口语代替了传统的文言，这就是“新”的意义。
如果以十年为一代，我是这个文学运动的第二代作家。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间，我在上海投入了文学工作。我写了一百多篇小说、诗歌和散文。我主编了五个文学刊物。
主要的，也是最长久的，是一个文学月刊：《现代》，它出版了三十一期。在这个刊物上，我侧重为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新时代文学，包括苏联文学。
一九三七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抗日战争。不久，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文学生活受到了干扰。我不得不放弃文学事业，而在各个大学里担任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
战争和政治变革，使中国新文学的气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新文学的主题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的新文学完全从属于政治，为政治需要服务。
在这三十年间，活跃于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一些人下世了，一些人转变了，余下来的一些人，搁笔不写了。我很幸运，早已中止了创作生活。我的文学创作，早已绝版，没有一个文学青年曾见过。因此，我可以平安地度过这三十年，藏身于古典文学书丛中。
我自己知道，我的小说不够好。我只是从显尼志勒、弗洛伊德和艾里斯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我的作品中，当时这是使读者感到新奇的，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头就指责我的创作方法是唯心论，不能容许它们在社会主义文学中存在。
八十年代，有一些青年作家偶然从图书馆中找到我的小说，他们很有兴趣，要为我重新评价；也有一些青年作家，企图学习我的创作方法。这样，我的小说意外地复活了。
不过，只有三四年时间，现在，这个潮头已经过去了。青年作家已经在向前走，探索新的创作方法，不再欣赏三十年代的意识流文学了。
我的小说的偶然复活，对我自己来说，这是意外的好事，因为它们得到了全部重印的机会，而且，文学史家也已把我的名字及作品补入了他们的著述。
现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已选择了十篇我的作品，用以供应外国读者。编者要求我自己写一篇序文，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外国读者说明我的作品在过去六十年间的处境。
我的作品，在中国新文学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只能被看作是，在六十年前，一个倾向于西方现代文学的中国青年的文学实验，它们没有得到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就自杀了。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
［附记］
中国文学出版社选了我的十篇小说译为英文，编入他们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的《熊猫丛书》，书名为“OneRainyEvening”（“梅雨之夕”）。
此书于今年春季向世界各国发行。一个月前，有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博士生来访，他说已买到了我这一本小书。他对我写的序文非常赞赏，他说：“这是一个最简单明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纲要。”这倒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角度。现在把这篇序文的原稿发表，以留存这一个文献。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
五、书信、日记
同仇日记
余已久不作日记，八月十三日，中日沪战突起，余适在松江故里。所见所闻，皆前此所未尝经验之紧张情绪。故自八月十四日起即按日写日记数十百言，聊以见上海战区后方一城市中之情景。诵无衣之诗，切同仇之感，故命之曰同仇日记。起八月十二日，迄九月五日，凡二十五日。九月六日以后，余起程赴滇，备历艰苦，则别为西行日记，俟续刊焉。
八月十二日晴
今日下午四时，闻市人传言上海中日军已发生冲突。沪宁沪杭两路车均停止。一时人心惶惶，顿现不宁景象。多数人家纷纷整理箱笼物件，分雇小汽车或船只离松，或去沪，或去乡。
上海晚报不到，颇闷闷。在友人朱雯家听无线电播音，知战事确有一触即发之势，惟今日尚未正式冲突耳。（十四日追记）八月十三日晴今晨候沪报不至，晨九时在朱雯家听无线电播音，知即日下午有爆发战事之势。午十二时，沪报始到，较平时约迟二小时。有邻人自上海归者云，上海北车站已架设大炮备战，火车均自西站南站开出。
下午二时，有亲戚来电话，谓上海银行钱庄均已停市，松江各银行钱庄明日亦将停市，如有存款，应即去酌量提支，俾作支持战时生活之用。余答以素无储蓄，此事于我不生影响，并谢其厚意。
今日米价突涨六角。
晚间八时，电灯忽熄。当即打电话问电灯公司办事处。据云沪松馈电总线已断，今晚住宅用电，恐将无法供给。惟各军政机关用电，则暂由本邑电厂小引擎供给之。遂即燃点煤油灯。室内顿成暗淡世界，心绪为之不宁。就电话听筒中窃听他人谈话，谓离城十里之华阳桥镇已隐约可闻上海方面有炮声，知战事已作。
九时，电灯复明，遂到朱家听无线电播音。得知此时上海闸北方面战事方烈，有大火。又知上海鱼市场已被日军轰炸焚毁。十时从朱家出，见警察已武装双岗，知本邑已在戒严状态中矣。（八月十四日追记）八月十四日云清晨五时，闻炮声时作，家人相顾愕然。
晨八时，到朱家，朱君夫妇方在治装，云拟去沪。余即辞出，到长途汽车站，见候车赴沪者甚众。八时二十分，有去沪第一辆车，从总站开到。适站中接到上海县境北桥站来电话，谓公路被阻，汽车不能到达上海，嘱松沪车勿开往。遂由站长临时宣布退票停班。众客皆废然下车，面有忧色。时适有人从火车站回来者，云今日沪杭火车，即上海南站亦不能到达，因南站方面亦将有战事发生。余遂返至朱家，以交通被阻消息告之，迁沪之议，遂只得作罢。
十时，拟打一长途电话到沪寓，问父母及诸妹消息，以便决定行止。讵意长途电话亦已不通。
下午二时，步行到火车站，拟一探准确消息。至站时适见有上下行车各一列，多数旅客皆乘坐运货车及运牲口车。每车皆长四十余列。据云杭州来车已停驻及四小时，因前路有军用车，故一时尚不能开出，大约今日即使能开到上海南站，亦必须在深夜矣。
三时，有日本飞机三架出现松城上空，经过火车站时，飞行甚低，且盘旋数四，意在侦察。站中秩序，一时大乱，车中乘客，纷纷窜逃下车，余亦不免心怵。幸日机旋即西去，惊魂始定。遂即取道大街进城，昔日之繁市，已冷落不堪矣。行经国民商店，购五百尺光象牌手电筒一个。
今日全日见有迁居乡间者，路上行人不绝，市河中船舶亦绵延不断。朱雯夫妇亦匆匆去章练塘镇暂避矣。
晚八时半，电灯忽又熄。正疑惑间，忽闻云间第一楼上警钟大震，始知有日机来袭。
此是松邑第一次真正敌机来袭警报，且又在黑夜，家人均不免张皇失措。余急取昼间所购手电筒捩之，竟不发光，燃烛视之，始知电珠已坏。余遂嘱家人镇静，与内子及女仆分挈小儿辈预备草席，俟闻飞机声时即至屋后大土丘下坐定，冀可稍免危险。时空中颇有大风，余意日机或不致真能飞来，但亦不可不备耳。幸一小时后，警钟复鸣，表示解除警报，始各各安心。惜此时已过中央电台时事报告时刻，未得一闻上海方面战事消息如何，弥复可憾。
八月十五日雨
今晨，雇勇仆阿根来家，此事出内子意，以为万一有事时，可以使其抱负小儿辈，余颇韪其意。
十一时，购得上海十四日新闻夜报一纸，略知沪战状况。我军抗战已下决心，甚为可慰。惟念双亲及诸妹均在上海，日闻炮火炸弹声，想已饱受惊恐。颇深忧虑，遂姑写一信，交邮局快寄，不知何日能收到也。
下午六时，友人赵家璧来舍，始知渠曾于十三日由上海专雇小汽车归松，将眷属迁至上海。不意昨日下午，有炸弹堕于大世界门前及汇中饭店，死伤多人。一时上海租界内情景亦万分可怕，旅馆中几至绝粮，菜市上无蔬菜可买，南货铺中均挤满顾客，竟购皮蛋虾米紫菜等物一至五元十元者。赵君深恐久居上海，即使幸免于孔子在陈之厄，然物价高涨，生活不易，亦非上策。故于今日设法雇得小汽车一辆，仍挈眷返松，费国币四十五元，可谓昂矣。
晚八时半，空袭警钟又鸣，电灯立熄，余部勒家人静坐室内，俟闻机声，即从后门至旷地上依土丘隐伏，想可无虑，幸日机竟未过境，一小时后即解除警报。
今日米价又高涨六角，纸烟亦涨价。乡人恐被军队征役，不敢入城，稻柴无从购买，几无燃料，后幸辗转设法，购得二担，价较平时贵二倍。
八月十六日晴
晨五时三十分，空袭警钟大作。余从睡梦中惊醒，即率家人拟出至屋后旷地上暂避。
不意后门外小巷已为左邻姜姓用大方砖堵塞，不可通行，余不觉盛怒其不顾公德，即猛力推倒数十砖，亦不自知其力之何从而生也。巷既通，即奔至姜姓后门，叩门责问，屋中人自知理亏，不敢出应，然犹呶呶不已。
久俟日机未来，余仍率家人入室。旋即到朱雯家，与朱君闲谈。至六时五十分，忽有一日机突然在上空出现，飞行甚低，余方匆遽辞出，便闻轰然一声，窗壁皆为之震动，知已投一炸弹矣。一时里巷中秩序大乱，在菜市买卖蔬菜者皆纷纷在满街奔窜，情状甚可怖。
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