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一头野猪。帕夏射穿了它的身体，但它直到追上了许多阿拉伯人才倒下。除了我，其他人都掉转枪口向它开了枪，又幸亏没打中人。
打猎结束后，我们往山下撤了五百码，进行所谓的“康特巴图”，即把野兽重新赶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次我打了一只豺，但没打到野猪。帕夏用他的步枪又打了两头野猪。我们总共打了14头野猪、3只豺、3只狐狸和两只野兔。
我们骑马回到旁边停着汽车的帐篷里吃了一些东西，忽然有人来通知，说当地酋长已为我们准备了晚宴。我们欣然前往。酋长的村庄就像瓦尔萨特的村庄一样集中在一个庞大的建筑物里，只不过比后者小一些，共有三百个村民。他们全都排列在大院儿里，在整个宴会期间始终载歌载舞。
由于我必须在5点钟以前飞回去，宴会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但这期间人们一刻也没有停止歌舞。
在傍晚的飞行中，我惊讶地发现古老的阿拉伯帐篷在这片国土上密密麻麻，简直就像马身上的吸血娃。这说明在很早以前，该国的居民就已分布较广了。
我早就想在绿林豪杰的地盘上会会他们，也早就想不冒风险地来一回惊心动魄的狩猎。帕夏和我打死的那头最大的野猪终于使我梦想成真。1943年5月5日致弗雷德里克·艾尔
我所受到的欢迎，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另外从消极方面看待我的受欢迎的事实对我来说，害处远远多于好处。我认为一个人想在一行立足必须要赢得这样一种名声，即你能完全执行命令。目前我获得了这种名望，我坚信这种名望来自于我从未辜负过任何命令。
目前为止，我经常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但是通过我的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和铁血作风，常常化险为夷，踏荆棘如坦途。
美国士兵们在恶劣的环境下所表现出的乐观态度和顽强的生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一直在努力创造出一种类似克伦威尔采用的策略，使我们的人众志成城。
例如，我的工程师曾经给我带来了一个阿拉伯人和一头驴子，驴驮着一个蓬，筐里装着德国出产的煤，上面盖着草。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阿拉伯人活埋，他们说他还活着。我又说：
“那好，把他领到外面埋了他。”
但是他们说：“将军，他还活着。”
我说：“照我说的去做，这样不会错的。”
情况就是这样。当你想到这些人可能被这个肺脏的阿拉伯人炸死，而这些人却对这个凶手毫无敌意，这有多可笑啊！
我见到阿拉伯人越多，越容易想起这群工程师。通过研究这些阿拉伯人，我发现了问题。他们身上有世界上所有最坏的渣滓的特点，阿拉伯东部的人要比西部的人还坏，由于东部的人往往集百恶于一身。
例如，胖尼基人统治了这个国家长达一千三百年之久，然后是希腊人，然后是罗马人，接着是沃达尔人，最后才是真正的阿拉伯人统治这个国家。另外，因为他们身上长期渗透着奴性，所以他们的身上的确存在着某种特征。这使我总觉得他们像赠炼一样令我讨厌。
你提到令詹森牺牲的轰炸可能很快落到我的头上，但事实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使人习惯死亡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我不得不对那些挺身于随时死亡的战场的士兵们肃然起敬。在部队中经常会有机会碰上这件事，或是被炸死、射死，或是被飞机扫射杀死。
我每天都会遇到这类事情发生，这使我在头半小时之内手心冒汗，心情沮丧。如果有人在你身边中弹，这可能意味着你再也看不到他们。每天往返在相同的阵地，在那里警报和炮声部震耳欲聋，使你渐渐地习惯，慢慢地熟视无睹。
同样的动态也曾经在纽约的赛马会上出现。当我第一次试跳时，感到提心吊胆。但一个星期之后，就习以为常了。
我认为这就是身经百战的部队优于毫无经验的部队的原因，他们对战争更熟悉。
我任命你的朋友查理·科德曼为詹森的继任者。他具备当副官应具备的优良品质，包括他的精通多门语言的才能。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司令部里，庞杂的规模要求一个人必须具备一些文学修养去处理来来往往的紧急事件，而且懂得应怎么做。1943年5月20日突尼斯胜利大阅兵。
艾森豪威尔将军18日晚打电话来要求我和布雷德利将军出席突尼斯的阅兵式。这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是我们把胜利带给了突尼斯。
我们向坎宁安将军要了架B－15型飞机，以超过MO英里的时速顺风飞行，于上午9点45分抵达突尼斯。尤其有意思的是，我们飞越了布雷德利将军厚战过的大部分战场，还飞临达太基废墟的上空——此地仅在地图上才能找得到，在地面上已荡然无存。不过，我曾在一些老书上看过有关它背后的山峦的描写，因此颇为熟悉。
我们对突尼斯的轰炸很精确，因为我们在对滨海市区狂轰滥炸时，城市的其它部分几乎丝毫未损。所有的机场都遍布着被摧的德军飞机，可能有好几百架。
我们赶到阅兵场时，凯伊开车载着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刚到，我和布雷德利将军同他握手并表示祝贺。可他要忙着去会见法军和英军高级官员，顾不上同我们多说。
吉罗将军在我们刚到不久就到了，受到大家的热情问候。时间不长，“大人物”们钻进汽车由英军装甲车护卫着出发了。我们由卡乔克斯将军陪同乘车紧随在卫队后面。他操着一口极为清晰、纯正的法语，跟我谈得很投机。
我和布雷德利被安排在检阅台的右侧，同许多法国文官和低级军官挤在一起。
一个由法国殖民步兵组成的方队就在我们眼前。他们的皮肤很黑，可我不认为他们是塞内加尔人。正对面是英国皇家卫队的一个营，军装很棒。
紧挨我左边站着一位人高马大的法国牧师。他系着一条紫色的腰带，上面有一个镶着紫水晶的大十字架。我不认识他，不过他显得颇受尊敬。好多法国文官武将都过来同他握手并称呼他将军。我觉得他会讲英语，因为他好像听得懂我和布雷德利的谈话。
就在这时，号声大作，礼炮齐鸣，跟着是法国人所说的“鸣枪助兴”。当人们反应过来这不是空袭时，其表情变化有趣之极，尤其那些吃过空袭苦头的人。
怪不得这么热闹，原来是吉罗德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到了。陪同他们一起到达的有安德鲁·科宁汉姆爵士海军上将也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将军、安德森将军、特德空军上将、科宁汉姆空军中将、英国政府官员麦克米兰先生和美国政府官员墨非先生根。墨非先生和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他们当中仅有的两位美国人。
接着，一队我猜是来自第42团的苏格兰高地风笛手列队通过。他们踏着传统的小步，时退时进，好看极了。
他们刚刚通过，一只带着传统的红帽子红肩章、操着至少一百件乐器的外籍军团乐队率领着法国受阅部队开过来了。
然后，曾经参战的法国部队将近一个小时才过完。像往常一样，他们走得很齐。他们天生就会走仪仗方队，除了现在走的方队，他们还能走其它任何形式的方队。这支法国部队包括法国白人部队、塞内加尔人部队、北非土著人部队和外籍军团。外籍军团的士兵中大胡子极多，其中不少人的胡子是红色和金黄色的，竟使队伍显得斑斓多彩。就我看来，他们大多是德国人和瑞典人，是一支看起来很不错的队伍。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装备着1914年的武器的部队竟然打了一次胜仗，尽管那些武器没什么毛病，包括仅有的两种美式装备即一些汤普森手提机关枪和反坦克火箭炮。当然，他们马上就要换上美国租借的新式武器了。
法国部队的每个团和营都打着三色旗，上面写着各自的番号，使得观礼者不住地敬礼。
法国部队通过后，我们第34步兵师的一个营出现了。我们的男儿们步伐整齐，精神抖擞。不过他们没打出国旗，甚至连连队的旗帜都没有。营长走在领头连队最后一排的右侧。
我们的部队虽看看不错，但士兵们的精神面貌却不尽如人意。我认为我们缺乏军人的荣誉感，而我们必须培养这种荣誉感。
英国部队走在美国部队的后面。他们从第五集团军的每个师抽出一支代表部队，由师长或军长率领。皇家卫队的士兵个个五大三粗，而其它部队的战士则比较矮小。部队官兵都穿着短裤，尼泊尔籍的廊尔喀人除外。他们身材短小，除了刺刀还带着菲律宾大砍刀似的大刀。
英国人同样很懂列队行进的门道，因此也有上乘表现。队伍里有一位军士长，应该把他的形象画下来保存。他身上汇集了英军军士的所有优点，这一点他当然清楚。我从未见过比他更意气风发的人。
英国步兵之后是英国人驾驶的美式坦克，还有英国产丘吉尔式坦克和许多野战炮。
两个半小时的检阅结束后，吉罗将军邀请我等30人去法国总督府吃午餐。这是个很正式的宴会，但没有祝酒。之后我们大多数人不得不马上告辞，以便在天黑前赶回各自的军营。
我真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样的胜利阅兵。
我们往回飞得很快，因为虽然风向已变，我们仍赶上了时速30英里的顺风。我们提前半个小时抵达机场，却没有车来接，只好空等。
在法国总督府的午宴上我碰见了我的朋友布里格斯将军。他是英军第1装甲师的师长。我把他引见给了我们的第里装甲师师长哈蒙特军。他们很相像，并且都很成功。
吉罗将军一眼就认出了我，言语中对我极为赞赏。他很有输力，看起来极像一个现代派的凡辛奇托里克斯。
关于阿拉伯人
1943年6月9日子卡萨布兰卡
我很久才意识到，一个中世纪历史的学者可以从阿拉伯人那里受益良多。
在所有画家的眼中，道路是长长的水泥或柏油路，或者至少是一条压满车辙的通道。实际上，在人类还不曾梦想去发明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车辆前，道路，或许应该称其为小道，就已经存在了千百年。正是沿着那些小道，我们的祖先或穿着草鞋或打着赤脚四处迁徙，恰如今天的阿拉伯人。
从空中俯瞰，阿拉伯人的道路只是一些蜿蜒的人行小道。好走的地方，路面宽至20到40码，而在必须绕行的突石或杂草丛生的狭谷等处，道路则缩成一线，等路况变好后又扩展开来。路上既无车辙，也无脚印，因为阿拉伯人没有车，牲口蹄上也不钉掌，就连他们自己要么只穿无跟拖鞋，要么干脆光着脚。
在缺水地区，道路通常是直的，但并不是数学上的直线，仅指一个人可从一点走到另一点，或指有蜗牛爬过的那些干灰路。
道路在沿海多雨区则是另一种样子。它们主要沿着山梁，形成原因同美国西部印第安人的小道和水牛路一样，包括拓荒者沿高地而修的公路。在旱季里，这些盘绕山脊的道路不乏穿越洼地的捷径，但雨季一到，捷径就毫无用处了。
森林里的道路就更曲折了，因为踩出道路的人看不见远处，所以弯弯绕绕，只能保持个大概方向。
我们很容易把白马上的阿拉伯汉子和驴背上的阿拉伯妇女想象成坎特伯雷的香客，并把他们的背着包袱和短剑的仆人误认为弗莱尔·塔克、小约翰或罗宾·汉。除了头巾，他们的服装很相似，胡须也很像，情绪和那股子肮脏劲儿也差不离。他们都爱聊天，而且聊个不停。因为他们没什么可解闷儿。他们大多不识字，没有书籍、报纸和广播消遣。于是只有说话，说些以每天捎到m英里的速度传来传去的“带翅膀的话”。我们在突尼斯打仗时，就学会了用听到谣言的时间推断谣言的发源地。
尽管谣传不是事实，可总的来说比广播里的一些消息走样得要少。它们只不过常把坦克说成卡车，把卡车说成坦克，说到其数量时也常来个天文数字，这很自然。有一次我问一位弗吉尼亚的农民已有多少士兵从他身边经过，他回答：“俺不太清楚，可俺估摸有一百万吧。”——亏他能读能写，还有一台收音机。
很久以来，我对一群群蹲在灰土和泥地里聊天的阿拉伯人为什么不得痔疮十分好奇。我从同一位战士的谈话中偶然得到了答案。他称那些聊天的人群为‘海日早间新闻”。
阿拉伯人的农作习惯是一种奇怪的新旧结合。收割机和康拜因同露丝和内奥米一起割麦。许许多多的露丝和内奥米用镰刀割麦，然后认真地用麦秆扎麦捆。即使用上了现代化的机器，阿拉伯人显然也没摆脱羊肠小道的影响。他们从来不会并排使用牲口。套马拉收割机时，4匹马不是并排而是前后成串，每一批马都由一个人牵着，收割机则由一个人操纵，通常是两个。麦田里还有像《圣经》里提到过的那样的措麦穗者。
脱麦场就设在脏乎乎的地面上，马匹一边转圈儿踩麦子一边拉着屎尿。有时牲口是乱踩一通，有时则拉着碾子。如此这般地踩压几天后，男人们就用三齿木叉在风中扬跑碎麦秆，女人们最后用托盘似的大篮子簸麦粒，至少能簸掉大半粪渣和脏土。
阿拉伯人的丧葬方式很奇特。许多地方尤其是小山顶上有一些白色的方形圆顶小建筑，里面葬着圣徒的遗体。这些伊斯兰僧人的墓地不是教堂也不是神调，仅仅就是个坟墓。阿拉伯人习惯把死者葬在附近，不做标记也不堆坡头。说实话，我们的人就曾稀里糊涂地从这些墓地上走过，搞得心里很不舒服。
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见阿拉伯人的坟墓都是围绕伊斯兰僧人的墓地而建，或是干脆集中在小山丘上。看得出来，阿拉伯人死后同生前一样怕水。
有一天我看见一支虽简单但很特别的送葬队伍。领头的那控大车上坐着几位长者，他们脚下就是用白布裹着的死人。死人的两腿伸出车尾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