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上午9点，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布雷德利将军来到我们幼狐式飞机机场，我们立刻一同到埃迪将军和伯纳德·D·伯恩斯坦上校（盟军最高司令部财务处军官，代表法兰西）那里，察看梅尔克斯的盐矿。他们在几个德国官员陪同下，与我们一起乘升降机下降到2，100英尺深处。人们习惯把这座矿叫盐矿，其实，这座矿不产食盐，而产一种像石棉的化学物质。该矿工程浩大，隧道就达580公里长。隧道高达30－50英尺，宽度约和高度相当。
除了纸币和金砖以外，还有很多法国、美国和英国的金币以及很多盛满珠宝的箱子，如一些金银烟盒、手表盒、叉匙、花瓶、金牙、假牙等。这些箱子都没贴标签，里面胡乱椎放的东西像土匪抢来的。艾森豪威尔开玩笑说，他很遗憾，没发现装满钻石的箱子。在这个特别的藏宝室里，我们没发现珍贵的宝石。我们又看了几件所谓的艺术珍品。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只值2．5美元。在美国酒吧里，这类玩意儿有的是。
我们从盐矿出发，前往第12军司令部驻地文斯菲尔德。在那里，韦兰将军来到我们当中。午餐后，我们乘机飞往第20军司令部所在地戈塔。因为迷了路，我们实际上没有护航飞机跟随。在那里，我们遇见了米德尔顿和沃克将军。应沃克的建议，我们驱车去参观奥尔德卢夫集中营。我们从未见过这么阴森可怖的地方，那是一个人能想象出的最触目惊心的地方。一名自称曾被关押在该集中营里的人充当解说员，并带我们参观。他先领我们看了绞刑架，企图逃跑的人在这里被绞死。绞刑架下的活动踏板离地约两英尺，绞索由钢琴弦制成，它的长度可以调整，这样当受绞刑的人落下时，脚尖刚刚能触到地面，因为下落的冲力不足以折断他的脖子，他15分钟后才能窒息而死。后面两个将被绞死的人被迫踢开他脚下的活动踏板。现场的几个德国人说，发生希特勒被炸事件后，几名被判死刑的将军也是用这种方式绞死的。
随后，我们的向导把我们带到鞭鞑犯人的台子那里，台子约有人腿那么高，中间略微下凹，受刑的人被推倒在台子上，双脚铐在地上的脚枷里，两名看守在受刑人腰、背遭棍击时，紧紧抓住他。那根据说曾用来行刑的棍子比镐柄还粗。我们的向导声称，他本人就曾在这根根子下挨了25下，我们后来才发现，他根本不是俘虏，而是一个刽子手。艾森豪威尔将军肯定对他的身份起了疑心，因为他非常犀利地问他，何以如此身宽体胖。次日清晨，我们发现他已被一些曾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打死了。
就在鞭鞑俘虏的刑台后面，有40具尸体堆成一堆，衣不蔽体，所有尸体都在近处被击中后脑，地上依然有未干的血迹。
在附近的一个草棚里，有40具赤身露体的死尸堆在那里，他们是最后一批被屠杀的俘虏。这些尸体上撒着一些石灰，显然不是为了毁尸灭迹，而是为了消除死尸的气味。作为除味剂，石灰这种介质的作用很小。在我看来，整个草棚的容量是Zbo具尸体。据说，尸体被扔在这里直到草棚装满了才弄出去埋起来。据集中营里的人说，自1945年1月1日以来，大约有3000人从这里被运出去掩埋。
当我们的部队开始逼近时，德国人认为应紧急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罪行。因此，他们让俘虏挖出刚刚掩埋的尸体，并在砖台上放置了一个用ed厘米长的铁轨制成的巨大的铁盘。尸体就堆在上面，他们企图把尸体烧掉，这一企图未能得逞。实际上，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巨大的烤肉架。坟坑里积着半坑墨绿的水，手臂、腿和尸体的其他部位露出了水面。沃克将军和米德尔顿将军明智地决定，让尽可能多的士兵来观看这一惨景。这倒启发了我，应当让当地居民也来看看这座集中营。我向沃克提出建议，但发现他已经把市长及其夫人找来看过了。在回去的路上，这两个罪不可赦的人自杀了。后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让魏玛的居民观看了该镇以北的另一个甚至比这个集中营还大的苦役营（布痕克尔德曾）。我们从这里出发，驱车前往第80师，在那里，麦克布赖德将军向我们介绍了他设计的新战术：向城里先发射2枚带传单的飞弹，传单指出，除非该城在规定的时间内投降，否则，我军将向该城发动进攻。如果愿意投降，叫市长举白旗出来，并保证城里的德军部队全部缴械。第19战术空军航空队派出战斗轰炸机在城市上空盘旋，临近规定时间作低空飞行，超过规定时间德国人还没有动静，陆空联络岗就告知战斗轰炸机群开始投弹，同时，对该城集中炮火轰击。他们用这种方法，毫不费力地让许多城镇投降了。
后来，我们使用了“第3集团军作战备忘录”的方法。即每当兵临城下，甚至在没打招呼令其投降之前先对该城发射几枚炮弹，目的在于警示城内德国居民们世代牢记，第3集团军曾打过这里。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晚，发现忘了上发条，手表停了。我打开收音机听报时对表时，收音机里传来了播音员报告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我立即把这消息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布雷德利将军，并就即将或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我国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必须重新更换领导班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13日，布雷德利将军让我把第65步兵师留下原地待命，直至下星期日，以此支援第1集团军的作战行动。
我去医院看望了艾伦上校，他是在我们攻克魏玛时获救的。他的右臂肘部以下被打断了。他给我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给他动手术的外科医生把他仅有的一点儿乙醚全用上了，由于剂量不够，在手术快结束时，他让艾伦喝白兰地和一种叫作氯醇的药液。艾伦说，他看到至少有80名德国人除了服用氯醛和白兰地外，一点儿麻醉药都没用就做了手术。那里没有消毒安排，没有肥皂，没有水，医生和护士在血水中穿行。由于担架太少，许多伤员是被人拖进手术室的。负责给艾伦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是个奥地利人。艾伦住院期间，他总是谎报艾伦的伤势，因为德国人已经知道艾伦是上校，并急于把他押到集团军司令部审讯。这位外科医生最后告诉艾伦，如果事情到了不得已时，他就帮他逃走，藏到山里去，等候自己队伍到来。艾伦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向我提出的惟一要求是把他留在集团军。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表现得很出色。
4月14日，第20军和第12军在装甲部队的援助下抵达了规定的停止前进线。这条停止线是沿着穆尔德河，从位于我们北部作战分界线的霍克里茨附近到茨维考附近，再从那里穿过普劳恩和霍夫。随后与通往拜罗伊特的高速公路大致平行向该城以东延伸。
应后勤补给区普兰克将军的邀请，我和克雷夫斯中尉乘机飞往美因茨，出席莱因河铁路桥通车典礼。这座铁路桥是我的朋友兼同窗弗兰克·西伦上校负责建造的。西伦看上去颇为沮丧，因为他用了9天20小时15分染成这座桥。据他说，比凯撒当年架一座类似的桥多用工12小时。我们对他指出，凯撒建的不是铁路桥。举行了必要的仪式后，我被邀请为大桥剪彩。没有红绸子，彩带由一条红带子代替。有人递给我一把剪刀，可我富有戏剧性的天性促使我要来一把刺刀割断了红带子。然后，我们跳上首列过桥火车的平板车厢，火车过桥时，我暗地里非常担心大桥会塌陷，虽然我历次战斗从没这样害怕过。归来的路上，许伦把他的一些架桥设备向我们作了—一介绍。其中，有一台大型起重机一次能举起一个桥框。我想西伦当时称它为“活动座车”。
回到司令部，我发现盖伊将军、佩安上校和科德曼已察看了魏玛以北的另一座苦役营——布痕瓦尔德营，显然，它比奥尔德卢夫的集中营更为恶劣。我立即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建议他派一些新闻界的高级代表和摄影师来采访这些令人恐怖的细节。艾森豪威尔将军不但采纳了这个建议，还请来了国会议员，我们让大约15000名魏玛居民观看了这个集中营，使他们直观地了解到他们政府的滔天罪行。说实话，我相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那里发生的事情。
抵达停止前进线以后，我无法获知今后的安排，我仅听到第12集团军群说我缺少足够的军需给养继续前进。其实我很清楚我们的军需给养状况。
上级司令部通知我说，一名随第3集团军采访的叫德里斯科尔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称第3集团军由于受第1集团军的影响而无法前进。显然这冒犯了一些人。在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总是拒绝回答涉及别的集团军的问题，也拒绝讨论他们的事。我认为第3集团军能独立处理事务，用不着向别人赔礼道歉。我找来夸克少校，指示他今后不准任何人发表比较各集团军是非的报导。
4月15日，第12军、第20军和第8军实际已抵达停止前进线。我乘机飞往魏玛，察看了我当时认为可以作为我的新司令部的那座楼房。这座楼房是德国一个前任地方官的官邸，他应为这附近的苦役和其他暴戾行为负责。在这儿，沃克将军交给我一只玩具船作为给我孙子的礼物，我立即收下了，因为这无疑是那个德国暴徒从别人那里夺来的。
然后，我和沃克将军一行参观了魏玛布痕瓦尔德苦役营。苦役营附近有一家兵工厂，该厂主要制造V－l飞弹零件和大炮弹药车零部件。工厂的一片残垣废墟标志着我方空军空袭的精确性，因为苦役营没挨过一颗炮弹，它完好如初。
除了工厂里的苦工外，这个苦役营里还关押着大量的政治犯。这里每天只供给800卡路里热量的食物，结果导致每天晚上都要死掉大约100人。我走进了两幢建筑，牢房里每边有4层铺位，与过道呈直角，但略微向前倾斜。这样，俘虏的排泄物和其他污物就从他们的身子底下流到地面。我经过时，这些污物至少有3英寸厚。奇怪的是这里的气味并不特别难闻；虽已发霉但还没怎么腐烂。
这里的囚犯很虚弱，看起来活像木乃伊，他们的智力也退化得跟木乃伊差不多了。如果大量的囚犯没有因饥饿死去或因其他原因死掉，那么他们就等不到自然死亡来结束生命了。他们被丢入一个斜道，赶进一个挂满了钩子的屋子，那些钩子和肉店里挂肉的钩子差不多，高地约8英尺。每个钩子都有一根晾衣绳粗细的绳子，两端各换一个扣。一个扣穿过另一个扣形成一个绳套，套在苦役犯的头上，另一个扣通过钩子扣紧，人就被吊在那里，直到窒息而死。如果过了一段时间还动不死的话，他们就用一根棍子猛击受刑人的脑袋，那棍子极像揭马铃薯的大棒，它肯定被用了很多次，因为它的一端已经裂开了。
这个集中营最令人发指的一点是全部处决都由犯人执行，更为可恨的安排是让各组的犯人自己选择必须处死的人，一个种族为一组，选几个人代表该组挑选必须就地处死的人或送往像奥尔德卢夫那样的集中营的人，他们把集中营称为“灭绝营”。
在这个苦役营里，据说关过一些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是他们的职业道德已完全沦丧，他们被劝说在难友身上实施惨无人道的实验。据报告，一次800名囚犯被注射了防治斑疹伤寒的疫苗后，又被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800人中死了700人，而这次实验还被认为不令人满意。奥多姆上校问其中一些医生，他是否可以为他们做点儿什么，一个医生声称需要一些炭黑，因为他正在做一个关于人脑的非常有趣的实验。显然，他们是拿活人的脑子做实验。
在布痕瓦尔德苦役营的死刑室里，有一架手摇升降机。它把尸体向上运到一楼的焚尸间，焚尸间里有6个焚尸炉。尸体被扔在装尸台上，这种装置与155毫米大炮用的装弹盘很像。随着一声命令“扔进去”，装尸台的一端就会撞开炉门的闭锁装置，尸体被射火炉内，一会儿就化为灰烬了。负责焚尸的苦役犯非常自豪，他不断地用手拭擦地面，然后伸出手让我看地面有多干净。
回到司令部，我才知晓布雷德利一直试图用秘密电话与我联系，但这部电话早就坏了，因此，盖伊只得使用普通电话告诉他，我上午会去拜访他。
当飞机在德国上空飞行时，我们见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这里有数量众多的游泳池，尤其是每个小镇都有一个，我想这肯定与他们的健康有关。
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在德国，所有主要的电线都被彻底破坏了，但我们进入德国境内，尤其是抵达莱因河以东后，主要电线均未遭破坏，即使有损坏，也只是一二处。
4月16日，我在哈金斯上校陪同下，乘机飞往威斯巴登，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布雷德利将军，又见到了霍奇斯和他的作战处长。我们设计了新的作战计划，这计划实际上只是改变了一下进攻方向，向南进攻所谓“棱堡”。为贯彻这一变动，第8军重新归属第1集团军，留在原地向南、北方向延伸战线。我们选用第8军是出于双向扩展的需要，它比其他军更为迅速，其他军在一个方向就要多走二倍的路程。这次扩展，南面到霍夫，北面到第20军原作战分界线。为完成作战任务，我们把第20军第76师调给第8军，把第4和第6装甲师也给了第8军。
第四军司令部、炮兵部队和第洲师向南开赴，使他们左面的分界线与第12军右翼界线衔接。在此之前，该地区由第7集团军第15军占领。他们从第12军接管了第71师，该师也在向右移动，另一个师也从后方开来。
另外，我们还得到了范佛里特指挥的第3军的一些部队和从围攻鲁尔的部队中调来的队伍。第3军将接管先前由第7集团军第四军（F·W·米尔本少将）控制的前线战场。除了第11装甲师，我们还获得了3个装甲师，即已参战的第13装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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