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我以往漫长的戎马生涯，我惊奇地发现，我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不愧于我拿的军炯。然而，也许我采取过过激的行动的这一事实，正说明了我是在克尽职守。
以下一些事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这些都是由我出面干预做得比较有价值的几件事。
一、
军校学生往往会遇到一些过于苛刻的军官，这些军官有时因为莫名其妙的事情要学生承担责任，学生们即而采取“沉默”的方式加以反抗。有一次当一位讨人嫌的军官走进餐厅时，“沉默”便开始了。全体学生立正，没人走动，也没有人交头接耳。我一直对类似的行为极为反感，对我来说，这简直快赶上兵变了。
还有一回，我正巧到一个营并带领该营去餐厅用餐。值勤官进来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又要发生“沉默”了。我觉得学员们误解了这位军官，但不管怎么说，我是反对“沉默”的。因此我命令他们全体起立，空着肚子回到了营房。这位年轻无知的军官为此还批评了我。可当我向他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之后，他就再也不言语了。
二、
1914年夏天，我驻在堪萨斯州的赖利堡。当时有一名黑人士兵被指控在邻近的村子里强奸了一名白人姑娘，正巧赶上当天值班的军官只有我一个人。据传居民们要以私刑处死这名士兵。我当然是反对强奸的，但我认为作为一名军官，我的职责要求我绝不能让任何一个美国士兵死于私刑。因此，我正告那几个领头的村民，只要有我在，绝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由于我的态度十分坚决，这位士兵没有被处以私刑，而且后来证明他是无辜的。
三、
1916年美墨边界十分不安宁，常常挑起事端。当时我带领一支由20名士兵组成的巡逻队在得克萨斯的霍特·威尔士值勤。我的任务是保护卡兰萨部队的列车所使用的约40英里长的南太平洋铁路，防止比利亚分子的进攻。霍特·威尔士位于我方防区的中心。派一名军士带领一半人马向西进发，我率领其余士兵向东开进，出发之前我已经给第13骑兵队的指挥官打了电话，通知他我会路经一座桥梁。当我们摸黑接近该桥时，尖兵跑回报告说，他听见桥上有人用西班牙语讲话。因此我推断一定是比利亚人在桥上埋地雷。我向来相信突袭能够解决问题，因此我让部队排成散兵线并且发出了“举枪，冲锋！”的命令。我们还没冲上桥，就碰上了铁丝网，结果只好停止前进。这时桥上响了几枪。我骂着问桥上是什么人，有人回答“第13骑兵队”，这时我们才深深地松了口气。他们忘了他们到桥上的时候应该停止前进，所以才闯进我们的管辖区了。
这件事更让我坚信要按计划办事的重要性了。
四、
1916年至1917年美国远征军讨伐墨西哥的行动中，潘兴将军把他的前线指挥所放在一个叫埃尔克夫雷的地方。指挥所由他本人、瑞安少校和我以及4名士兵组成。一天晚上，潘兴将军向瑞安少校口述了一道命令，要我向驻扎在萨卡格兰德的第13骑兵团的一个中队传达。命令的内容是要该中队行军至普罗维登西亚的牧场附近并且搜索西部山区。在瑞安写这条命令时，潘兴将军一直注视着西部山区。我有十足的把握断定这就是他要搜索的地方。
为了递送这份命令，必须乘上我们那辆老掉牙的福特汽车，打开前车灯在比利亚分子到处出没且无路可走的乡间跑上约莫一个半小时的路程。然后我又找了一匹马，冒着雨雪冰雹交加的恶劣天气，骑了整整一夜才到达该中队。我们到了普罗维登西亚以后，少校把他的上尉们都集合起来，下达I搜索普罗维登西亚以西山区的各项命令。普罗维登西亚地处山谷，两边群山耸立，潘兴将军的指挥所设在普罗维登西亚以东山区的东面。因此我告诉中队指挥官同时应该搜索普罗维登西亚以东山区。他把书面命令拿给我看并说，“你要我违抗命令吗？”我说，“是的。”他对我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并说他要执行命令。我们搜索了一天，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又翻过山丘返回潘兴将军的指挥所。
少校派人来叫我，我俩一起骑马去了指挥所，到了那儿之后，少校说，“就是这个年轻人今我无法完成您的命令。”潘兴将军说：“巴顿少尉对你传达的命令就是我对徐传达的命令。”然后，他转过身来问我：“你向他传达了什么命令？”我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陈述了一番，他说，“你做得完全正确。”
当时少尉同少校之间的等级差别要远远超过现在少尉同上将之间的等级差别，因此我这样做不仅要有极大的勇气而且还要有绝对的自信，但事实证明我是完全正确的。
五、
就在上件事过去没多久，潘兴将军又派我向黑兹将军送封信。当时，黑兹将军的下落不明，我们只知道他已经越过普罗维一登西亚的牧场。天刚一擦黑我就坐车来到了牧场，在那儿我遇到了第7骑兵团的骡子运输队。我向运输队的队长要了两名战士和3匹马，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寻找黑兹将军。当时天还没有全黑下来，所以我们就一直循着中队留下的脚印前行。没走多远，我们碰到了第10骑兵队的巡逻队，他们劝我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因为林子里肯定会埋伏许多比利亚分子。可是我们还是继续前进并且在快到午夜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分水岭，我们一直沿着走的一个峡谷，在这里分成了两个峡谷。此时我必须作出决定该往哪边走。在此处放眼望去，透过山谷之间飘浮的层层云雾，我似乎看到了峡谷最东边闪烁着点点星火，因此我决定顺着这条峡谷前进。路上我又遇见了由时任少校的费克特将军指挥的第7骑兵队的一支巡逻队，费克特将军也劝我不要再往前走，因为峡谷里也尽是比利亚分子，而且他也不知道黑兹将军是否进了峡谷，他估计将军根本没来过。然而，我们仍没有停止赶路，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黑兹将军。
虽然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危险，但我在精神上要承受的压力却是可想而知的，在此我就不—一讲述了。
六、
有一次，当我还在福特·瑞雷当教官的时候，我曾在我们住所给那里二年级的学员举办了一个单身汉的晚会。虽然大家都玩得十分尽兴，但却没有一个人喝得醉孩酿的或者有什么不检点的表现。第二天，有个受了老婆窝囊气的指挥它把我叫去了，跟我说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有位参加我举办晚会的中尉喝醉了且行为不端，他一定要我证实这件事。我告诉他我不能这样做。他说，“你这次任务还有一个半月就要结束了，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去做的话，我会马上解除你的职务或者取消你所有的佳绩。”我没有办法，只好撒谎了，说我自己喝了个酩酊大醉，根本没注意别人什么样，这之后，这位指挥官就再也没找过我的麻烦。
1918年夏，我指挥的第301坦克旅的一队士兵在进行对毫米火炮的射台演习，一颗炮弹一出烟口就爆炸了，炸伤了两三个士兵。接着又有一发炮弹在炮尾爆炸了，把炮手的脑袋都炸飞了，所以士兵们都不愿再进行演习了，这时，我作为在场的军衔最高的军官，挺身而出亲自操炮演习无疑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上去连打了3炮都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我的行为使士兵们对这门炮恢复了信心。但我必须承认，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最不愿拉响炮栓的一回。
七、
在默兹——阿尔贡进攻期间，第301坦克旅的马特·莫格利布上尉那个连的坦克官兵们正在挖掘一条通向敌人战壕的战道。突然遭到了敌人从大约300码外的地方射来的火力的直接攻击，大家赶紧都隐蔽起来，战道也不挖了。为了调动士兵的信心，我和英格利希上尉都站在胸墙顶上，这样一来战士们就都出来了又继续挖下去。说来也怪，有好几个士兵都中弹了，但我们俩连个子弹毛也没碰着。我们有5辆坦克从这个战壕开出去，迅速地冲向敌人的机枪扫射区”结果他们的机枪马上就没动静了。我徒步跟在坦克的后面向前冲，穿过了后山坡，那里大约300名步兵已经没了指挥，搞得一团糟。这个山坡当时受到敌人远程机枪和炮火的猛烈射击，这时候有必要让那些步兵跟着坦克一起向前冲，以扩大突破口。于是我命令他们向前冲，但没人搭理我。于是，我只好让他们自己主动报名，算我的传令兵约瑟夫·安吉络，共有6个人愿意跟我一起冲。我们开始向前冲去，结果剩下的人也没再继续后退。在这次战斗中，那6个自告奋勇的人中有4人被打死了，我自己也负了伤。当又有更多的坦克跟进时，余下的步兵也都跟着冲了上来。战斗就这样胜利结束了。我因为有这两项特殊表现而获得了十字功勋章。
八、
在圣米耶尔战斗中负伤以后，我流了不少血并在距德军防线大约有30码远的一个弹坑里躺了一个小时左右。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我军仍不断遭到敌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攻击，但却没有人员伤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负伤，我觉得自己伤势很重，一定是快不行了。可我却不听医生的劝告，执意要他们把我送到当时由我负责支援的第35师司令部，在那儿我就把我在前线上所看到的一切向他们—一如实作了汇报，然后再让他们把我送回医院。其实我的伤并不太重，但精神上所受的打击绝不亚于身体上的伤痛。这一点同我在前面提到的在深山峡谷中寻找黑兹将军的情况是很相似的。
九、
1942年11月9日上午，我由副官斯蒂勒中尉陪同前往费达拉海滩，到那儿之后我们发现那里的情况非常糟糕。船只进港卸货后却不及时驶离港口，那里硝烟弥漫、炮声阵阵，法国飞行员正在向海滩扫射，尽管他们扫射的命中率很低，但我们的士兵却总得躲起来，这样就影响了卸船的速度，尤其是影响了弹药卸运的速度。而弹药的卸运速度对我们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军在南边不足一千码远的地方正与敌人激战，急需这批弹药。
我留在海滩上并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亲自帮助船只离岸，我认为我对稳定部队情绪及确保最初登陆成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在海滩上呆了大约有18个小时，自始自终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有人说集团军司令不应投身于这种实际事务中。但我认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应该完成他应有的任务，而他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任务是激励士兵们的斗志。
十、
1942年11月11日凌晨2时30分，哈金斯上校把我叫醒并且对我说，一名法国军官从拉巴特来到这里，他带来一份命令；要卡萨布兰卡的法军投降。我们派一名士兵护送他去卡萨布兰卡。但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该不该取消预定的进攻计划，本来我们打算先由空军于当日早七时实施轰炸。当时有许多优秀的军官劝我取消这场进攻，但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继续保持对敌压力，那我们肯定会使法军投降。反之，如果我们表示愿意同他们谈判的话，或许他们就不会投降了。又何况法军同我军的比例是二比一，抓住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下令继续进攻。第H天清晨6时45分，我收到了卡萨布兰卡的法军发出的投降请求，8分钟后，我好不容易通过电台把命令传达到7时即将起飞轰炸的机群以及7时16分要发动炮击的海军。当机群接到我们的命令时，距离起飞时间只有不到1分25秒了。
十一、
1942年11月11日下午1时半，西非战场的法军最高司令米什利埃海军上将和诺盖将军带着参谋人员来到了费达拉的米拉马饭店投降。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上级明示给我两个可以接受的条件，其中一种要比另一种更宽大些。在横跨大西洋途中，我把这两个条件读了好几遍，但是由于缺少历史知识，直到法国人都来了，我才发现这两个投降条件是为阿尔及尔，法国的一个属地制定的，而摩洛哥则是法国的保护地，完全靠法国人的威信控制阿拉伯人。基于这一事实，我清楚地感到这些投降条件都不合适。
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失去了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有的通讯联系，对非洲战场上其他几场战役进攻的进展情况也是一无所知。我不得不作出决定，我必须保住摩洛哥，把它作为美军进入非洲大陆的门户。如果摩洛哥陷入一场阿拉伯起义的痛苦之中，那它就不可能成为美军进军非洲的门户了。因此，我必须维护法军在这里的威信。
我站起来，用不太流利的法语说（我曾在法军骑兵学校上过学），一战期间，我曾在法军中服役两年。我向来对法军军官都是特别尊敬的，钦佩他们所取得的荣誉。如果现在我能荣幸地听到法国军官保证他们不向美国部队和战舰开火的话，他们可以保留武器，守卫海上要塞，像从前那样活动，但是他们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我从未为我作出的这个决定感到后悔。我相信，要是我当时不那么做的话，那么我们至少要用6万名美军占领摩洛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充分发挥这些部队的作用，减少我们本已不足的兵力。
十二、
1943年3月5日晚10时左右，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B·史密斯将军打来电话，要我次日清晨乘飞机到阿尔及尔的布兰奇机场汇报战况，并且还要带上一名代理参谋长和两三名参谋，做好执行长期野战任务的准备。我没法从一般的参谋部抽出任何一位参谋，因为他们都得留下未继续制定进攻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
我带上两位副官，詹森上尉和斯蒂勒中尉，传令兵米克斯中士；第2装甲师的加菲将军（担任我的代理参谋长）；作战处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后由马克多斯取代）和情报处长科克上校。3月6日中午刚过，我们抵达布兰奇机场，受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史密斯将军的迎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撤掉弗雷登多尔将军，准备叫我接替他负责指挥第2军，并于14日发起进攻，各项计划均已拟好并获得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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