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眼睛，深褐色的头发。这种组合的男人并不多见。还有这双手！如果他不用这双手去弹钢琴，那简直是犯罪！T恤衫领口处透出一些深色的毛，这是胸毛。我喜欢有胸毛的男人！胸脯上的这块深色小岛，在通往肚脐的路上一路变窄，然后，从那里开始茂密起来，形成一片森林……哦，是啊。
“不管怎么说，我对那天的事非常非常抱歉。”这是我语无伦次的告白的结束语。
他对我温和地微笑着。那种微笑，就好像他面对的是一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这个患者正在精神病院里试图向医生证明，她完全正常，没有病。
“我们把这些忘了吧。您今天来这儿是要看什么病，美女士？”
噢上帝噢上帝噢上帝！我得临场发挥，编出些病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胃疼呢！让这个帅得一塌糊涂的男人去摸我软塌塌的肚子？不行，绝对不行！
我心急火燎地把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想找出一块最可展示的地方。对了！颈部酸痛。非常好。自从我有脖子开始，就觉得那儿酸痛。而且，检查这个部位，几乎不用脱衣服。
“颈部酸痛，”我一副胜利者的口吻。“我感觉颈部酸痛。”
接下来的这几十分钟，是我这辈子感觉最羞辱的时刻。我被要求脱得只剩下内衣，两臂伸开，沿着一条假想中的直线在屋子里行走，努力保持平衡。他说，他想看看我的骨盆是不是有点儿偏——但我认为，他想看我如何穿着洗褪了色的印花胸罩，满脸通红，张开双臂，沿着一条假想中的弧线保持平衡。这简直是人格侮辱。
检查的结果令人沮丧和震惊：霍夫曼医生诊断出我的右腿比左腿短1。3厘米，他给我开了处方，建议我穿厚一点儿的鞋垫。
“我还能为您做些什么？”
是的！是的！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这一切重头来过，我会把一切做好！你可以问我，是不是愿意嫁给你！
我该怎么办？我该说什么？
我坐在这儿。这个瘸子，畸形的怪物，马上要穿上矫正用的鞋垫。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就这样离开这个诊所，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开心。
我想到了乌特·科斯卢斯基。我想到了布鲁斯·威利斯。我想到了德国名模薇隆娜·费德布希，她曾经说过：“做任何事，我都不会觉得难为情。”
好吧。反正我也没什么可以损失的东西了。
“是的。您确实可以再为我做一些事。”
他惊讶地抬起头。天哪，这个男人绝对是个精品。我站起来，伸手穿过写字台上方，抓过处方本，写下我的电话号码。
“您可以给我打电话。到目前为止，您只见过我最差的方面。我还有很多精彩的方面。”
《可乐求爱记》 第二部分像我这样的女人，周六晚上肯定不在家
18：08
电话响！噢，我感觉自己魅力四射，颠倒众生。我不打算接电话。让他和电话答录机说去吧。像我这样的女人，周六晚上肯定不在家。
“对不起，可乐，刚才不能接电话。现在可以了……”
“嗨，娜娜？！”
“你为什么不马上接电话？”
“我想听听是谁打来的。”
“你这笨孩子，你还一直在等着那位私人医生的电话吗？”
“是啊，不，是，噢，不全是，我……”
“大姐啊，玩这个，你是不是太老了些？”约翰娜是个非常务实的人。有时候，这样对我很有用，不过，有时候也着实挺伤人。
约翰娜四年前升任她们公司的营销经理，进入令人羡慕的高薪阶层。她开着黑色的宝马公务车，穿着Dolce & Cabbana的套装，手里握着一个小巧的、响个不停的手机，这身行头和她非常配。
仅仅四个星期，她就确立了自己的威信。学会了如何快刀斩乱麻地把那些不称职的废物辞掉。也学会了如何应付那些雄性荷尔蒙分泌过高的家伙，他们认为：当头儿的女人都性冷淡，权利欲膨胀，嘴上有胡须，就欠被男人大张旗鼓地操一顿！
“您知道，”娜娜一般这样说，“男女平等直到那一天才算真正实现：一个不称职的女人也能坐上一个重要的职位。”
我爱约翰娜。我为她感到骄傲，也从她身上看到了命运可以如此的不公平：长长的金色卷发，C罩杯，像名模纳奥米·坎贝尔一样的翘臀，同时智商极高，指哪儿打哪儿。
娜娜是我认识的女人里最棒的。不过，她也面临着和莎朗·斯通一样的问题“我最大的难题在于，找不到一个正常的男人。”
约翰娜不仅找不到正常的男人。她连一个合适的男性心理医生都找不到。他们也怕她。一年以来，她定期拜访一个女心理医生，同时过着清心寡欲、远离性爱的生活。跟她示好的总是那些肌肉发达的白痴，看不出来她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约翰娜需要一个聪明能干、能驾驭生活的男人。
可是，这种男人：
第一，很少，或者
第二，大多数已经娶了他们的女秘书。
这是一场悲剧。针对这种情况，约翰娜和我一起发明了一个有趣的理论，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本女性杂志提出过这个观点：
男人寻找那些符合他们前进目标的女人。一个雄心勃勃的银行业新手会娶一个有能力成为董事会主席夫人的女人。她应该看上去高贵大方，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不过，随时准备着为了家庭和老公的事业辞职回家。
如果一个女人有自己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与他们的不符，那大多数的男人都会感觉很不爽。结果是：女人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目标。为了养大孩子，她放弃工作。他要调到其他城市去工作，她放弃升迁的机会。
女人更换目标。男人更换女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娜娜从未失去过自己的目标，她只是失去了一些男人。她最后一个男朋友，现在还被我们称为“鼠目寸光的本尼”，去了德国南部。他以前是教师，想改行干计算机。“从外表看，你是一个女人，但内心里，你是一个男人。”约翰娜拒绝辞职跟他一起去巴伐利亚的时候，他说了这话。语气非常伤人。他走了——她很不开心。
娜娜曾经幼稚地以为，即使她的工资是他的五倍，他也会觉得无所谓。我们都坦诚些吧。在这方面，人类一直都生活在石器时代。他想把猛犸拖回家来，让她煮一锅鲜美可口的汤。而约翰娜却想自己去捕猛犸，这样一来，她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是完全不同的人。当着约翰娜的面，我不太愿意承认。有时候，我会梦想着每个月按时得到月钱，对佣人颐指气使，家里四处布置鲜花，傍晚的时候穿着夏奈尔的新装，领着两个孩子在门口迎接丈夫。
这些想法当然不能大声说出来。我也没这么做。
“怎么了，可乐？是不是梦想着当上医生夫人，在家里布置鲜花？”
哦，真尴尬。显然，我曾经一不留神提起过这些梦境。
“你到我这儿来怎么样？我们一起煮点意大利面，看电视里的《我猜猜猜》节目。你觉得怎么样？就像过去一样？”
噢，我心里一阵酸楚。
我认识约翰娜的时候，我们两个才七岁。那时候，她们家刚搬过来。第二天，我在报纸里卷了一坨牛粪，放在她家门口，点燃，按门铃，逃跑。约翰娜的爸爸踩灭了火，裤子上溅了很多牛粪。约翰娜和我自此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能和一个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交上朋友，直到今天，我还洋洋得意。约翰娜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跟她一起去露天游泳池，对我来说，需要坚强的意志和牢固的自信心。跟她在一起，我就变成透明的了。没有哪只猪会看我一眼，当我也努力找出些话题，参与到他们的聊天中去时，他们会瞪大眼睛盯着我，好像我是前一秒才刚刚从地里冒出来的。
是的。与约翰娜的交往让我学会了什么叫羞辱。
“怎么了，可乐？你不是真的想一整个晚上都在家里傻坐着吧？”
“我也不想啊。可是，我想，我也没别的事可干。”
“你等一等。我还有些文件要处理，我弄完给你打电话。或许你不过来，因为他给你打了电话，你们正在厨房餐桌上热火朝天地做爱。要嘛你就过来，这样的话，我保证，由我来安排，我们会度过一个开心的夜晚。”
“嗯嗯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约翰娜？喂？”
挂了。我真希望我也有一些文件要处理。
《可乐求爱记》 第二部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滋味（1）
见过丹尼尔·霍夫曼医生后，我就一直漂浮在云端。对！我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我是一个女英雄，这一点确定无疑。他给不给我打电话，都无所谓。我已经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一出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矫正鞋垫的处方扔进了垃圾箱。这条跛了的右腿勇敢地支撑了我33年。总的来说，这些年我过得挺好。
第二，我给约翰娜打了个电话。
“很抱歉，她不在office。她今天一整天都有meeting。”她的秘书说。
Office？Meeting？听听吧。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也请得起秘书，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德语恢复为官方用语。
一整天，我都挺直了腰板。我又重新赢回了自己的尊严。我比平常晚一小时离开办公室，然后在街上转了一大圈。我不想陷入到那种傻乎乎坐在家里等他打电话的尴尬状态中去。另外，当一个女人给了一个男人电话号码，等他打的时候，她却不在，这里面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滋味。
再说，我想清楚了，他给不给我打电话，都不重要。对，就是这样。这关系到女人的尊严。打电话，或者不打电话。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根本就不在乎，我的内心坚强如铁。
当家里的电话答录机用恶毒的“零”声迎接我时，我的心轰然而下，一路狂坠，直至谷底。
18：11
电话答录机把自由还给了女人，代价是伤心憔悴。
以前，情人们给他们的意中人寄信，或者在夜里爬上她的阳台，在她耳边吟唱自己作的小曲。这意味着：为了避免因疏忽错过他，女人必须要等。
接下来有70年的时间对女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虽然有电话，但是没有答录机。这意味着：为了不错过他，女人必须等。除非，她有一个侍女，能够发挥电话答录机的作用，记下来电内容。刚有电话那会儿，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自己大约20年前等电话的经历。雅各布，倍受尊敬的班长，有一次让我陷入希望中，认为他可能会邀请我去打冰球。
当然，我家那时既没有答录机，也没有无绳电话。只有一部老掉牙的电话机，在走廊里，响铃的时候几乎听不见，话筒沉得像一块带骨头的羊腿。这意味着，我既不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不能大声听音乐，也不能看电视，或者在浴缸里泡澡，或者淋浴，或者去地下室找巧克力。
鉴于以上原因，我在冷飕飕的走廊里耗了整整一个下午。当然，也是为了抢在我爸前面接上电话。
与其他传统结构的家庭一样，作为家庭的供养者，我爸同时握有对电视和电话的绝对支配权。那时，妇女解放运动还处于萌芽阶段，在我们的小家庭里，老爸就是权威答录机。我一直怀疑，他不仅储存和转达电话内容，而且还背着我进行不正当的四处传播。
现在，我也能理解他的举动了。我是家中惟一的孩子。面对惟一的女儿时，父亲们总是有一种保护意识，经常是好意，不过，实际效果却不敢恭维。
我不能证明，不过，我想，很多年来，有多少我的追求者，或者在他们变成我的追求者之前，活生生地被我爸在电话前给吓退了。我还能回忆起偶尔听到的一些对话碎片：
“你以后想做什么？”
“什么？你不想去当兵？”
“你念完高中就不想读书了？什么意思？”
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我搬了一把折叠椅坐到小电话桌旁边（为了尽可能地缩短电话费的账单，我的父母把电话周围弄得尽可能的不舒服），在膝盖上摊开日记本，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撰写关于爱情的青春期诗篇。
不过，那时候，我关于等待的技巧还不像今天这样娴熟。也许是因为我读的女性指导书还不够多，那些书苦口婆心地教导我如何遏制女性的、孩子气的、绵延不绝的冲动。
不论如何，七十五分钟后，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我拨通了雅各布的电话，打算对他说，我在过去的一小时里一直在打电话。他一定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但是打不通。雅各布不在家。不过，他妈——家长联合会的一位积极分子——接了电话。她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我猜，雅各布是家中的独生子。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都是错，永远没有正确的答案。
今天，由于远离了护犊心切的父母，出现了电话答录机和无绳电话，“等待现象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不仅对于等待承接者是这样，同样也适用于等待施放者。
不管怎么说吧，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能和对方联系上，还是让人感觉心里比较安稳。比如说现在。
我躺在沙发上。（我爱我的沙发，上面是斑马纹，像个难民营那么大）。我拧大音量听贝瑞·怀特的“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ever gonna stop； I like the way I feel about you。 Girl I just can’t live without you！ ”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歌声上，不去想唱歌的人胖得像个肉球，那绝对是一场销魂的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