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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陈如陵）
第二卷三天破了一个案
李健民，男，７５岁
新乡师范学校离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２月２日
那是１９５０年的冬天。
有一天，我正在景山驻地的办公室工作，忽然有一个同志来对我说：“科长有请。”我们科长姓曹，在侦察上很有一套。
到科长那儿时，他正在屋里来回踱步。见我到了，他说有一个特别紧急的任务：据可靠情报，有一名敌特潜入了北京，来的时间最多不超过１０天。我知道我们科长的情报大都是直接从少奇同志那儿得来的。他说敌人现在住什么地方不知道，面貌特征也不知道，至于姓名么，这里有一张纸，你看看。我拿过来一看，上边有７个名字，当然都是化名。据情报讲，他这次来的目标是中央领导，包括毛主席，所以这项任务很紧急。他说我给你３天时间破案。
我一听就紧张了。我不怕任务重，就是掉脑袋也在所不惜。可是，这特务是戴笠、毛人凤他们派来的。干啥？爆破，暗杀。误了事咋办？
科长见我半天不吭声，就说，你把你的特别通行证拿出来。我以为他要收我的证件，但还是拿出来了。他说你念念。我笑了，那念啥，不就是特别通行证嘛。他说你念，我就念：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调查研究处侦查科，李健民。念到这里我心里猛地一沉，便说：你下命令吧，我执行。
当时我进行了分析，敌人来这儿目标是中央领导，而中央领导的所在地在西城，因此我将重点放在了西城区。我找了一辆又重又破的自行车，化了装，每天在西单附近的旅店、商场转悠。
搞侦查是个细致活。我不敢让西城区的公安分局、派出所知道，怕他们打草惊蛇。我装着到旅店找亲戚，找朋友。我就说，我的一个亲戚最近从南方来找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当然是敌人的那７个化名，在这儿住没有。人家问我你是干啥的，我说是新华书店的。有的旅店就给我查登记，说没有。有的干脆说，你自己查吧。大概花了一天时间吧，我在一家旅店查出了他。我不敢惊动他，就跟踪，看他都干些啥。这个人从长相上看像南方人，不爱讲话，身上好像带着家伙——就是武器。他每天都到街上转，但很少进商场，就是进去也不买东西，光找招生广告看，然后在本子上记点什么。这些广告大都是军队院校、行政干部招生什么的。又经过一天多的观察，我断定就是他。
根据我们的侦查习惯，我给他编了号，叫００４。我马上用电话向上级报告，说我发现了目标：中等个儿，脸偏黑，戴高度近视镜，穿戴上土里土气，像南方人，很少说话。他住在西单商场对过一个胡同里边的一个旅店。领导问，把握大不大？我说有七八成。领导让继续侦查。过了一会儿我又报告，说他现在从旅店出来去商场了。领导说你不要走，坚持１０分钟，马上去人。没有几分钟，来了一辆车，下来３个人，其中一个是公安部杨副部长。我想乖乖，连副部长都惊动了，看来这案子不小。他们问我有多大把握是他，我说９５％。他们让我盯紧他，他们马上去布置，说自己人来了你给个暗示。说完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那人出来了。他在商场门口的招生广告前看了看，就朝旅店走。我远远地跟着。当时天已傍黑，人又多，看不清楚，我紧走几步，怕跟丢了。拐进胡同，我发现路上有几个熟面孔，两边眼光一对，我知道同志们来了。那人进了旅店就喊“茶房”，茶房出来给他去开门。我一边慢慢悠悠踱着步，像在等人，一边暗地里盯着他。我见他在房间门口上下左右地看，像是在查看什么暗记。最后只见他狠狠地抽了几口烟，好像是下了决心，才开门进去，拉亮了灯。只听“刷”的一声，就见两个人进去，一个抱住了他的腰，一个用枪顶住了他的脑袋说：“不要动，你被捕了，老实点！”接着就把他押了过来。从接受任务到抓住敌人，刚好３天。
后来听说审讯时他很不老实，说自己是南方人，来找工作的。结果从他身上搜出３个军队和地方干部培训班的证件，还有三四十个证明和一把手枪。最后他承认他是台湾国民党国防二厅派来的特务，目标是谋杀中央领导，刚来了一个多星期，就被我们逮住了。
（记录：郝太斌）
第二卷终于和专业有点关系了
王晓燕，女，２６岁
郑州市第三职业中专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６日
我上大学学的是油画，１９９３年分配到这所学校，报到时校长说你可能不能教自己的专业，因为学校没有美术专业。当时听了心里的确不太好受，可也没办法。我先在教务处帮了半年忙，后来学校安排我教硬笔书法，好像也算跟美术沾点边儿。谁知才教了几个月，校长又把我找了去，说下学期让我教电脑英文打字，我当时头都蒙了。那时刚参加工作，看领导就当是自己在大学时的老师一样，老师给分派的任务，从来没想能讲什么条件。那些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赶紧学吧。”你想，我是学油画的，英文打字自己还不会呢，就这样去教岂不是误人子弟？
学电脑我的确下了不少工夫，差不多天天都泡在机房里。每天上完书法课，一有机会就钻机房，抱着电脑方面的书到处找人请教，经常是从下午４点多待到晚上７点多才回家。记得我上第一节英文打字课时，虽然比较紧张，但基本还算过得去。这中间有一两年时间我都是一边教书法，一边教英文打字，一周上１４节课。后来我还教过文字处理，像Ｗｏｒｄ、ＷＰＳ，还教过电脑操作系统。这前后６年过去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打杂的，但想想有些事情走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了，比如毕业后你想到哪儿，去做什么，有时想像得很好，可现实是另一回事，所以我特别羡慕能搞自己专业的同学。听到谁谁谁的作品获奖了，心里又着急，又焦虑，又无奈。那时也不敢去看美展，见到同学都觉得惭愧。每到春、秋季就更觉得痛苦，因为在学校时这时候我们要出去画画，拍照，现在教专业的同学可以带着学生去写生，而自己却只能窝在这儿，教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真正让我特别踏踏实实比较自信地去教这个专业，是在经历了一件事情之后。
那是在１９９６年年底，我记得那段时间事儿特别多。学校决定要在围墙上画上运动员运动时的形态标志，让我把这个搞出来。你想，那么一大片，所以，一上完课我就忙着去画那个。才画了一天，教务主任就来通知我，说学校决定让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去参加优质课比赛。先在校内比一下，然后再到片儿里比（市里把学校分成几个片儿，一个片儿十几所学校），完了到市里，再到省里。那时很少上公开课，我一听心里很害怕，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能不能不上。我又去找校长，说：你看，我现在画这个围墙那么忙，我可不可以不上那个公开课。校长说这是校领导开会决定的，围墙可以不画，课不能不上。其实那时我也没有太多的原因，主要就是害怕。当时市里正搞广播操比赛，每天下午还要练习两个小时，我觉得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心里还老想着上公开课的事，想着那么多人来听课可咋办呢？心里负担可重。后来学校评了一下，把我和另外一个同事给推上去了，我听说后心里更害怕了，片儿里十几个学校的校长都要来听课呀。当时真是觉得无形中硬被人推着去参加比赛，但又不得不去。等到片儿里比赛时，我被排在最后一个，那节课是在上午第三节上的，上完后我就回家了。等下午到校以后碰到一位同事，说：“你那个课在片儿里拿了个第一呀！”我都不敢相信，觉得根本不可能，第一次参加外边的这种教学活动，想着也就是给别人垫垫底儿。后来又参加了市里边，省里边的，最后拿了市里的一等奖第一名，省里的二等奖，结果还算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最后留给我的倒不是说曾经拿过什么奖，那时我惟一的感觉是：我还可以教这个（电脑）。从这儿以后，我觉得什么事，只要你努力去做，还是可以做好的。也是从那时起，自己的心态开始放平了些，在此之前，我一直为不能搞自己的专业感到痛苦。
应当说教电脑让我在美术之外学了不少东西，但画画仍是我最爱的，只要能画，我就觉得很幸福。那几年我没有画过，但心里一直惦着，一方面确实因为忙——不停地学这学那，还有一方面应该是自己心理上的因素，我也说不清楚。重新拿起画笔是在１９９６年以后，也许是因为在教学上有信心了，让我觉得自己也不是个完完全全什么也做不成的人，或许我也能继续画画。有些事真是很有意思，当你觉得某种东西离你越来越远时，一下子它又到了你面前。去年春天，大概是三四月份，有天校长把我叫了去，说听说现在电脑美术专业是个热门，咱们是不是也创办这么个专业。那一刻我感觉好像说到我心窝里了，特别高兴。之后，创办专业要制订的教学计划，给市委打的报告，包括教委来考察，都是我来回跑着弄。当时除了上课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筹划这件事上。忙，但感觉不一样，虽然电脑美术是实用美术，跟我原来学的专业（纯艺术）还有很大差距，但我觉得我终于可以和美术有点关系了。
去年我买了台电脑，包括扫描仪和彩喷，今年寒假基本没出门，白天画油画，晚上看电脑美术方面的书，可以边看边做。将来也许不能像搞专业的同学那样得个什么奖或者是有多高的造诣，但至少自己努力去做了，不离开自己一直想着的东西，在精神上是种安慰吧。
（记录：李若）
第二卷我也上了回电视
魏安心，男，５８岁
林州市城关镇小菜园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５日
我常常写些东西，至今已有２００余篇在国家、省、市级电台、报刊发表，多次被评为市、县优秀通讯员。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常说，魏老师你真成了“广播里有声，报纸上有名”的人了。我听了往往一笑了之。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为河南电视台庆祝建国５０周年写的一篇征文，却让我在电视里风光了一回。
我家里有一件“文物”，是一本建国初期的识字课本。刚解放那年，我６岁，我姐姐１１岁，村里动员我们去上学。那时候家里穷，连买书的钱都没有。村里就让我和姐姐共用一本书，这样就可以省下一本书的钱。从这本识字课本里，我学会了许多东西。当时农村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我姐姐上到四年级就不让上了，我却一直上到高中毕业。后来当了民师，转了正。现在生活好了，村里的学校盖起了教学楼，不管男孩女孩都能上学读书。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写一写。去年５月我从电视上看到河南电视台为庆祝建国５０周年举办征文活动，我想这本珍贵的识字课本不就是农村５０年生活、文化教育变化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吗？于是就写了一篇《一本珍贵的识字课本》寄了过去，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回音。
去年１０月８号上午，正放秋假，我正在村边地里干活，二儿媳妇喊我说，河南电视台打电话要找你。我赶快回到家接电话，河南电视台新闻部的时汉枫老师热情地向我问好，对我写的文章表示赞赏，然后以十分谦逊的口吻跟我商量：“根据你的文章内容，我们准备最近到你家拍个８分钟的专题片，可以吗？”我听了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便爽快地答应说：“欢迎你们到我家来！”我们大约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我有生以来接的最长的一次电话。搁下电话，我想时老师他们最早也要等两三天才会来吧。谁知吃晚饭时，时老师又打来电话，说明天就来。
事情真是太仓促了，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全家。儿孙们听了，个个欣喜若狂，尤其是我已上小学的孙子、孙女，更是乐得巴不得早点天明。不过，我那勉强能够认得自己名字的老伴却说：“少出洋相，你一个老民师有啥让人拍电视的？”听了老伴的话，我心里真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啥味都有。可细细想来，老伴的话也不无道理。我从１９６９年２７岁开始当民师，一直干了将近３０年，直到１９９８年我５６岁时，才转为公办教师。这些经历确实不值得上电视。但我转念一想，刚解放时，我们家住草房，吃粗粮，逢年过节才能吃顿白面，全家人识不了几个字，春节写对子还得求人。现在呢？我们兄弟３家２７口人，全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天天大米白面，隔三差五还得给小孩子买个黑馍“改善”生活。家人有买汽车跑运输的，有在城里开商店的，摩托车有四五辆，电话安了好几部，还用上了手机。全家出了两个大学生，五六个高中生，小学生一大群，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谁说不能上电视？我就想让全国人民通过电视，从我这个小家庭的变化，看到祖国大家庭的新貌。我对老伴说：“这件事你就甭管了，等人家电视台的来了，你躲开就是了，省得跟我一起出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