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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从早上等到中午，电视台的人一直没来。吃过午饭，我以为他们今天不会来了，正准备下地干活。这时，一辆写着“河南电视台”字样的乳白色轿车开到了我家门口。顿时，全村像炸了锅似的，围观的大人小孩来了一群又一群——我们这个小山村谁见过拍电视？有的说，魏老师是不是要给城里的商店拍广告片？
在拍摄过程中，我一再强调我的事情很平常，但他们鼓励我说：“就这些平平常常的真事才能感动人，说明大道理。”他们先在我和儿子住的院子里给我录音录像。这期间，抱着小孙子看电视的老伴还不时向儿媳妇们唠叨着：“咱家树上、墙上挂的玉蜀黍都给照进去了。”后来看电视她才知道，连她抱着小孙子看电视也收进了镜头，实实在在跟着我在电视里出了一回“洋相”。接着，时老师他们又到我二弟、三弟家和我工作的学校拍摄，一直忙到天黑才离去。第二天，时老师他们又到我们家补拍镜头，忙活了整整一上午才返回郑州。
２月１３日早上７点多，我的专题节目《识字本的故事》在河南电视台《新闻６０分》栏目中播出，直接收看和听说的乡邻、同事、学生、领导纷纷以不同方式向我表示祝贺。他们说，魏老师，这下你不仅“广播里有声，报纸上有名”，而且“电视中有影”了。我在郑州工作的一个学生回家探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魏老师，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
面对纷至沓来的称赞和祝贺，我在心里想：我要把“识字课本的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人听，让他们永远铭记历史，永远记住党的恩情，永远跟党走。
（记录：陈伟民）
第二卷我在西藏入的党
庞渭溪，男，５９岁
郑州市黄河路第三小学校长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２日
我们是第二批援藏教师。我记得很清楚，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４号从郑州出发，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到了拉萨。当时全国派了８个队，河南是其中之一。我们队４５个人来自全省各地，郑州总共去了４个人。当时我三十五六岁，在优胜路小学教数学。咱支援的对象是山南地区，紧挨着印度。火车坐了两天两夜，到了甘肃柳源后，剩下的路都是坐汽车，向南路过昆仑山，五道梁，唐古拉山，到拉萨。
这一路相当艰苦，昆仑山在我们眼里它就不算山，太低了，虽然是七八月份，五道梁那儿却是大雪封山。最可怕的是过唐古拉山，汽车是在冰山上走，冰厚１００多米，车走了５天都不见人烟。由于高原反应，我们４５个人一顿饭连３斤粮票买的食物都吃不了。记得下了唐古拉山，汽车开到运输站停下后，将近一个小时没人能下车，你看我我看你，脸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那是极度缺氧造成的。人一下车都挂吊针，吸葡萄糖，输氧气。
在西藏一说海拔就知道舒服到啥程度，藏北海拔６０００多米，拉萨海拔３７００米，咱郑州海拔才８０米。到了拉萨，那真是山珍海味供着吃，就是让我们补养身体，要不没法儿工作。在拉萨虽然舒服多了，但仍有缺氧反应。啥感觉？就跟喝醉酒差不多，头重脚轻，不能负重，连盆水你都端不了，腿软得让你自己往那儿蹲。
休整了十来天后，我们队到了山南地区，距拉萨有一千七八百里。我们先到了地区所在地泽当。那儿有个地区师范学校和一所中学。我被分到师范学校，在那儿工作了半年，培训了一个会计班。我教学员算账，做账，汉话他们听不懂，上课都得带翻译。我还带着学员到下面大队实习，教他们如何年终决算、分红什么的，也教他们怎么计工，怎么算账。半年后我们的任务变了，要下到各个县，两人一组。我和开封的宋松林一组，１９７７年３月８号那天到曲松县去的。这个县离泽当１４５华里。咋记得这么清？因为在这儿发生了一件我印象最深的事，你听我慢慢给你讲啊。
那儿很多地方没有班车，没有长途汽车，只有县里才能通汽车。那儿都是大山，往哪儿去都是骑马，要么就是步行。那时候有邮车送报纸，从泽当往各县送是一星期去一趟，我们看报纸都是半月二十天以前的消息。那天我俩是坐邮车去曲松县的。到了县城，其实就是个大院儿，各个部门都在这一个大院里，法院，公安局，教育局……都是一间房。一个局长一个工作人员就是一个局。全县９５００人，都分散在山里，县城就那么孤零零一个大院子。到那儿以后我俩又分开了，他留在县院儿里的一个小学，我到离县城１０里山沟沟里惟一的一所中学——曲松中学工作。那个中学有４个班，都是短训班，叫什么会计训练班，文化训练班之类的。学生小的五六岁，大的２０多岁，都在一个班上课。怎么会有五六岁的学生？那儿跟内地不同，能数几个数就小学毕业了。全校１２个藏族教师，只我一个汉族。我在一年半时间里，把全县的教师培训了一遍。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当时来参加培训的教师最高水平的连小数加法都不会，更不会式子题。我教会了他们加法、减法和乘法，除法没教。
在这儿我得自己做饭，来时匆忙，把煤油炉丢在了泽当，我不能老借别人的使，就坐邮车回去取。谁知一到泽当，就被我们书记（援藏教师队的）不问青红皂白一顿狠训。我脾气也犟，一声没吭，第二天一早，背上煤油炉和两个油饼就上路了。西藏天亮得晚，就是六七月份也１０点天才亮，晚上１１点天才黑。这一路啊，我一辈子难忘。４点多出发，走了５个小时天都没亮，一个人前看看后看看，走这一路一个人都没见。缺氧，走１０来里腿都发软，一蹲就起不来，１４５里呀，我走到晚上９点多才走到。到了县院儿，教育局长的老婆给我做饭吃，又问我情况，第二天全县的广播都广播我的事儿，说我是步行从地区到县里的第二人。第一人是这个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步行去工作。后来我们书记听说了这事儿，好给我作检讨。我说不要紧，只要你理解就行，我到这儿来是工作来的，不是为了享受。这件事在全县影响相当大。
再有件事就是入党。我在离开西藏前８天宣的誓，这事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候周日我都回县院儿，利用这时间到县里帮忙。我教邮局怎么算邮费，教粮店如何称东西，教商店怎么算账，总之，凡是涉及到算账的我都教他们，县里没有哪个部门我没去过的，都帮过他们的忙。来西藏前我就有个指导思想，到这儿就是来支援人家的。一无所求，尽自己的能力吧，没其他想法。来后我写过入党申请书，但从没想着在这儿解决。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文革”期间发展党员工作停止），发展党员相当慎重。可是到最后县里问我：你写的申请书在哪儿？我说有。我是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２号离开的山南地区，从７月１号到８号这些天，县委一天两三个党小组会来研究我的组织问题，７月８号支部大会通过。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当地的县委书记和教育局长，我第一个月的党费是在西藏交的。
援藏两年最大的收益是回内地工作再没有困难。没有比在那儿工作更难的了。
我书架上这十几本封面破损，纸已发黄的领袖著作就是曾伴我在西藏生活过的“旧友”。回来后虽搬了几次家，但一直留着，每次看到它们，便会想起在西藏的那些难忘的日子。
（记录：李若）
第三卷谁来爱我们男教师
魏志伟，男，２３岁
辉县市北云门镇后凡城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２日
按说我今年才２３岁，年龄不算大，但是在我们农村就算是大龄的了。一般２３岁还没有成家，人家就要怀疑你不是身体有残疾就是精神有毛病。
我原来谈过一个对象，她也是一位小学教师。我们俩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三都是同学。后来我考上郑州铁路师范，她考到了新乡市的一所学校。回来后我们都分配到了学校，关系一直也不错。谁知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咱们的关系算了吧，从长远考虑，教师嫁给教师，两个穷光蛋，以后咋生活！我当时就愣了。后来一想，也对。我说既然这样，你就走吧。我没有强求她，因为捆绑成不了夫妻。既然她自己就看不起教师，就是勉强将她留在身边也幸福不了。后来我就干脆不谈了，慢慢碰吧。
其实男教师婚姻难的问题不光是指我，我是想反映反映我周围男教师们的难处，想给他们呼吁一下，他们的难处比我要大。去年从这里调走了一个男教师，２７岁了，谈了好几个都没成。他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他们是一块儿考上学的，又一块儿毕的业，毕业后两人又都当了教师，真可算是青梅竹马，志同道合。他们毕业后又交往了两年，结果女方的父母不让她找教师，说找个教师没出息。在家长的干涉下，他俩吹了。后来他又找了一个银行小职员，没成。又找了一个小学教师，又没成。因为人家考虑得都很现实，没钱就生活不下去。
像这样的例子在我的朋友中就有好几个。有个朋友今年２９岁了，本科毕业，也是位教师，长得也可以。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在教学上也很有一套。你要是跟他谈起书法，谈论起中外名著，他都能给你说出个一二三来，可就是婚事说一个吹一个，直到现在还没解决。再比方刚才来的那位副校长，他叫赵化元，今年２７岁，他长得也不差吧？可他也是直到前年才结的婚。
小学男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结婚难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经济上的，收入少；另一个是行业上的，活动范围小，结交的人少；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困难。就拿我们这里来说，去年教师节发了一次工资，到现在几个月了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再发。我一个月３００多块，说起来也可以，可就是不能按时领。我们一般一年发两次工资，一次是教师节，一次是春节。在这儿办个婚事最少得两万多块。之外，你得盖房吧，少说也得六七万。可是，你一年的工资能领多少？如果不拖不扣，也就三四千块。凭自己的工资，１０年你也结不了婚！
说起来现在教师社会地位不低了，但在我们农村人家不甩你那一套。结了婚要生活，就要有钱。我们这里虽是农村，但真正靠农业发家的没有几家，因为就那么一点儿地，光凭地你能收多少！可你看这个村子，家家户户的房子一个赛过一个。所以说现在的姑娘不看你是不是教师，就看你手中有没有钱。
婚姻是在爱情的促使下两颗心静静地靠近，去共同体验平凡人生中美丽的日出日落，而不是陌生地相识于金钱堆积出的瞬间繁华里。农村的姑娘我不怨，因为她们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环境的影响，思想境界不一样，追求也不一样。可我总想不通，受同样教育，同在农村教育岗位上工作的女教师们，为什么就不能突破世俗的束缚，来爱爱我们男教师呢？
（记录：郝太斌）
第三卷求学的路如此坎坷
胡彩云，女，３８岁
商丘市夏邑师范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３日
我家是豫东平原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家庭，我爸原本是部队的一名干部，共产党员，干得相当出色，只因社会关系“复杂”，加上有海外关系，便一贬到了最底层，变成了一个完全彻底的农民。
那时的家境还算不错，爷爷有一生经商的家底，我爸有复员金。直到１９７２年的一天夜里，家里来了一帮人，把爷爷一生经营的家底全抢去了，从此，家境急转直下。这一阶段我的学业时断时续，因为弟妹无人照看，爸妈又得挣工分。整个小学、初中我看着是和别的同学一样过来了，可实际算起来，我在校读书时间比别人少两三年。我抱大一个弟妹需６到８个月时间，趁他们玩耍或睡觉的空闲时间，我就糊些纸盒，那时一个纸盒可以卖２厘钱。抱大一个弟妹，我也同时挣够了一年的学费。同学一放学回来，我就缠着她们给我说说课堂上学的东西。每抱大一个弟妹后，我再返过来赶上所学的课程。因此，我的基础教育很不牢固，有些知识是突击学的，学得支离破碎。
我爷和我爸是很重视教育的，陆陆续续，我的弟弟妹妹都上学了。这时我爸的复员金早已花完，家里只有爸妈挣工分，经济状况越来越差，我只好忍痛中断了高中，到公社办的一个厂子当临时工，月工资２４元，以贴补弟妹的学费。劳动太重了，我身体瘦弱，难以承受，大病了一场之后，我也就不再上班了。１９８１年，三妹考上了师范学校，我们家过年也没有这么高兴过，我渴望读书的愿望再一次涌上来，就向爸说我想上学。就这样，我返回了学校，又成了一名学生。
没上两个月，一位老师对我说：你还是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吧，咱们学校明年就合并掉了，那儿是补习班，你能在那里多上两年。就这样我到了离家３０里外的补习班。一去才知道，这里都是高手：有的是高考落榜的，有的是到线未录取的，我的程度跟他们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其他各科不说，单说英语，当时我的英语程度是零。我同时要学４册英语：课堂上与同学们一起学一册，课外找老师补一册，每天早上、晚上跟着收音机学两册。当时农村半导体收音机还不多见，我就买了一台用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