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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乡教办也知道我在那个学校了，打招呼让我回去，我走时是请人替我代原来学校的课。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虽然我非常舍不得我那班的学生，但还是写了辞职书。我把辞职书递上去，然后就去安排学生放假。学生都兴高采烈，他们不会想到要和老师分别。
安排完最后一个学生离校，把教室门、寝室门都锁好，我又一次背上我的行李，那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上午。走的时候最难受，我想我背走的不仅仅是行李，还有些是不清不白的东西；想正月十六开学时，我的学生见不到我会怎么样呢？我觉得自己非常残忍，为了自身的考虑却辜负了６０多名学生对我的期望，还有他们对我的信任。
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要回去了，家里人一听可高兴，一直提心吊胆怕我丢了公职。孩儿他舅开着“奔马”来接我，回到家我就喝醉了。整个假期我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一直牵挂我的学生。再说自己出去一圈又回到原地儿了，心里很自卑，年也没过好。到正月十六那个下午，我心里光想去打电话，在人家院外转了好几圈，最后还是去打了，给副校长打的，问俺那班安排好没。他说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放下电话，我心里很难受，回头看看，觉得自己当了两次逃兵：第一次从这儿逃跑了，想逃避一种平淡的生活；第二次是我自己放弃了，如果坚持下去，结果可能不会是这样。
（记录：李若）
第三卷要当就当个好军嫂
康晓燕，女，４６岁
新乡市第一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２日
能不能当好军嫂，我不敢说，但从我的内心讲，我真的想当个好军嫂。
我丈夫叫周纪良，他１９７０年当兵，１９７６年经人介绍我们相识，１９７９年结婚。我们俩都是江苏无锡人。他当兵后一直在沈阳军区工作。
咱们那代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的不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不能拖丈夫的后腿，要支持丈夫的工作。咱那时候想的还是很革命的。怎么支持？一是让他安心部队工作，不要想家。现在想想怪可笑，我们俩写信，没有什么卿卿我我的事。一写信，我说：“你好！”他说：“你好！”接着就是思想汇报，工作汇报，再接着我鼓励他安心在部队，他鼓励我好好教书。就这样，完了。二是我在这里要好好工作。因为我既是军嫂，不能有辱军嫂的名誉，又是人民教师，要为人师表。咱们那代人你知道，不怕吃苦，就怕干不好工作别人说。就说在学校吧，市一中是省重点高中，压力很大。你说你要教不好课，或者有什么事了，学校将你调出去了，你脸上光彩？我这人就是这，既然干就要干好，要么就不干。困难当然是有，我父母十多年前就都退休回家了。我有个儿子，这里就俺娘儿俩。孩子小时没人照看，特别是孩子有病时，我要上课，孩子可怜巴巴地在家待着。有时我有病就更没法儿。有时一两天连口饭都没得吃，结果我落了个浑身是病。有时候我就想，一旦我重病在床，连个打１２０的人都没有。那时候多想身边有个人呀。
刚结婚那几年我问：你啥时候能回来？他说：５年吧。等了５年他又说５年吧，我这样５年５年地一直等到现在，结果还得等。每年利用假期去他那儿一趟，他回来一趟。钱都花在了路上不说，结婚２０多年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５年。你要说不想那是假话。白天上课忙得不可开交，啥也顾不上想。等晚上吃过饭，孩子大了，跑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心里真不是滋味。特别是现在，小孩儿师专毕业要跑工作，我除了学校之外，外边没一个熟人，你能光靠学校领导？他爸要在这儿那该多好呀。
他在部队是个干部，要说我完全可以调过去。１９８３年呀还是１９８４年，他们那边的教育局、部队都很帮忙，要将我调过去，还搞教育。论条件，那里比这里好，房子三室一厅，在三楼。学校就在部队旁边，孩子上的学校也在部队旁边。当时调令都开好了，临走时我又犹豫了。这里有我的事业，有我的学生，学校领导、老师对我都不错，我真舍不得这里，结果没有去。后来那里的人说，还以为你在那里当校长呢，结果什么都不是。你要是过来，啥都有了。现在后悔了吧？
要说后悔，是也后悔也不后悔。后悔的是我没有常在他身边，没有让他享受过家庭的温暖，我们的青春是在两地分居中度过的。对他来说，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义务，不是个好妻子。但是我敢说，他在部队工作期间，我没有拉过他一次后腿，没有给他，给他的部队增添过任何麻烦。在这里，我的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是有成绩的，我和同志们的关系也是融洽的，没有给他丢脸，没有给军队的名誉抹黑，也没有给人民教师的名誉抹黑。虽然我在生活上、感情上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作为军嫂，作为人民教师，我感到，我尽力了。
（记录：郝太斌）
第三卷想要飞却飞不高
杜华国，男，５９岁
安阳县第二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３日
要说奋飞文学社在我心中的地位，跟你这么说吧，我对自己的子女讲过一个夙愿，百年之后，让我的遗体躺在奋飞文学社的社旗下……
现在我们毕业班每年都有３００多个学生考上大学，那时候就少得多，一方面学生数量本来少，另一方面，学生的升学压力不大，所以说大家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８０年代初期，全国上下教学改革搞得轰轰烈烈，我认为学好语文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去学。我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这么一个字眼——文学社。当时我带俩班，组织了七个办报小组，要求每小组一星期出一份报纸，以手抄报的形式出来。我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开文学讲座。记得学校的大礼堂刚刚建好，还是破破烂烂的，我就把学生带到了里面。我坐在中间讲，同学们围着我坐着，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还特地选了个舞台后面不被人重视的地方，没想到讲着讲着学校党支部书记进来了。他说总觉得里面好像有人说话；我当时很尴尬，说搞了个文学社，还没出什么成绩，也没好意思跟学校讲。书记笑笑就出去了，倒是我出了一身冷汗。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把手抄报寄到《语文报》报社没多久就得到了回音，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１日《语文报》报道了我们奋飞文学社，社员的作品竟然成了铅字。那次报纸还没到学校，有个家是邮局的同学先看到了，就跑到我这儿来报喜。我们欢欣鼓舞呀，消息呼啦一下就传开了。当时社长徐娜乐得像什么似的，拿着报纸给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去报喜，领导很振奋，说“咱二中竟然飞出了一只金凤凰”。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那几年文学社可以说是捷报频传，１９８５年，《语文报》举办了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春笋杯”评奖活动，１０００多家社团参加，我们拿了第５名。有一期《中学生学习报》整个头版发表的都是社员的作品。成绩很多，毕竟都成了过去，这里我也不想光提这。１９８５年开始，连续好几年我都要带社里负责的同学到全国许多地方参加夏令营。１９８５年就去了太原，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在太原有个黄河笔会，我与一些著名作家，如杜鹏程，贺敬之，还有河南作家苏金伞进行了座谈，合影留念。当时徐娜问了苏金伞一个问题：“您认为朦胧诗可取吗？”苏金伞说：“我认为诗里应该有朦胧的成分，不像写小说、散文那么直白，朦胧就是含蓄，显得有一定深度。”对这一番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以前一直对朦胧诗这个问题不清楚，倒是自己的弟子帮我找到了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不是办文学社，我永远窝在这个小地方，很多道理都不会悟出来。
１９９２年吧，学校开了个会，教导主任在会上说许多班级的学生把其他科的自习时间占用了，用来办报纸，这样不可取，要求停止活动。我当时心里很受刺激，自习，自习，本来就应该自由支配，还把它定得死死的？文学社慢慢就销声匿迹了，我心里一直都很难平静，她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在我的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又眼看着她夭折掉。后来学生经常找我，那个叫郜文强的不知到我这儿来过多少次，说把文学社旗帜拉起来吧，同学们会踊跃参加的；老师也经常找我，十来年了，前不久还有老师找我谈过这事儿。
我写的这本《中学生文学讲座》也是历史的见证呀，１１万字，到现在已经伤痕累累。起先是《中学生文学》杂志计划连载，后来听说因纸张涨价，《中学生文学》停办了，事情不了了之。后来郑州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说可以出版，不过要先交１万块钱，我哪有这个钱，也就没出成。９０年代教育部不是提倡语文搞选讲课吗，还跟我约稿写了一篇介绍《中学生文学讲座》的文章。我真希望能有机会让她面世。
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普通到年近花甲连学校最小的官——教研组长也没有当过。不过我过得很充实，我觉得我带着文学社走过的那段路是光彩的。说心里话，这些年奋飞文学社不是不想奋飞，而是怎么飞也飞不高。真希望学校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权衡一下，是不是把文学社再搞起来，圆大家一个梦。我宁愿退休后专门负责文学社的工作，带她去找回昔日的精彩。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我也算个【小说家】
刘自强，男，４０岁
内黄县环球双语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３０日
要不是出车祸，我也找不到恁集中的时间去写小说。
这腿是去年元旦前被车撞伤的。出院后在家躺了三四个月，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我的腿上绑着石膏，全身只有胳膊、手和脖子能动弹。就在这期间，我有了写小说《红枣》的想法。我写小说，不是想出名，也不是想靠这发家致富，要指望稿费养家糊口，我一家恐怕早就该喝西北风了。
主人公红枣是有原型的。我们村附近有一个女能人，靠贩卖布匹致了富，为得到更多的金钱，就去印刷盗版书，人也变得更加自私，贪婪。我就是想通过塑造“红枣”这么一个人物形象，揭露这种不良的社会现实。虽然咱自己没有办法消除这些现象，可动笔呼吁一下，还是能做到的。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动手写。写不了几个字，脖子、手腕就酸得难受。有时正写到兴头上，钢笔没水了，正好家里又没人，我恨不得跳下床去汲墨水，可自己连翻身都翻不成，哪能跳呀。元旦过后，天气非常冷，为写作方便，我穿着单衣，上半身都露在外面，不一会儿，胳膊就冻得冰凉，只好放进被窝暖一会儿再写。就这样折腾感冒了。我爱人见我这样，有时免不了嘟哝几句。唉真是难为她了，天天都得一勺勺喂饭，还得给我端屎倒尿。我那时除了吃饭就是写。草稿写了半个月，就让爱人给誊写了一遍，想送到出版社，可找不到地址，稿子就这样搁下了。
有人说我写小说是没事找事，瞎操心。可我这用笔“瞎操心”的毛病还真改不掉，就像有烟瘾一样，碰见事儿不写，心里就憋得难受。我当过两年民师，那时乡里的民师工资太少了，和公办老师同工不同酬，可以说拉的是骡马套，吃的是毛驴料。他们在农村教师中占绝大多数，默默地为农村基础教育奉献着。经过几个月的采访调查，我写出了《乡村教师的脊梁》。我把书稿拿给县文联的几个同学看，谁知他们给我传丢了。
小说，散文，新闻稿，我什么都写。在我写的稿子中，有一篇让我最难忘，感到自己写东西还挺管用，没有白操心。那是１９９６年的事儿，我正准备去地里打药，水和农药都搅拌好了，这时有人跑来对我说，孙双海为救落水青年被淹死了。我当时就把东西放下，跑到了事发现场进行采访。没过几天，《河南日报》、《河南农村报》、《安阳日报》都发了我记录的消息。这下引起了县委宣传部的重视，他们专门派人下来整理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员孙双海舍身救人的详细材料，在《安阳日报》显著位置发表，起了宣传教育的作用。
我在报纸上发的文章多了，在附近也就有了些名气，有人就想利用我写文章给他办私事儿。当时我有一个亲戚的学生考上了学，他家里不是很富裕，但也不是穷得上不起学。我那亲戚带着烟酒找到我，想让我写篇新闻稿，把他家写得苦些，送到报社发表，以便在学校争到特困生名额。我始终没写这篇稿。我觉得家里啥情况父老乡亲都清楚，这样做不好。
我写的东西大多都是反映农村的事儿。我最佩服那些擅长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像赵树理、李 、孙犁，我挺喜欢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这些老作家真是把农村、农民写绝了，人家笔下的农民语言真是地道。为了写好稿件，我就学这些作家体验生活的本领，有时为了找鲜活的素材，我就趁星期天跑到田间地头，主动替农民干活，给他们递烟，和他们搭话，当碰到他们讲一些有趣的事儿，我就掏出小本子记下。有时根据这些素材写成小故事发表了，我就读给他们听，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