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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２７届悉尼奥运会上，乒坛国手们维护了“国球”的尊严，我已经给中国乒联网站发去了电子邮件，表示祝贺。现在，我最盼望的就是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能在北京举行，如果我能作为一名乒乓球国际级裁判员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再给我们的乒坛国手们当裁判，那该多神气！
（记录：陈伟民）
第三卷一辈子离不开校园
蔡永福，男，７３岁
新蔡县二高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１９２７年８月，我出生在永城县蔡集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６岁起，便跟着两个姐姐讨饭，拾柴。家里仅有４亩薄地，大小七八口人，实在是填不饱肚子。父母给东家当长工，一家人累死累活，才勉强糊口，上学哪敢去想？
１９３８年，彭雪枫闹革命来到永城，红军办了一个扫盲班。当时我１１岁，一边放羊，一边站在扫盲班的窗外听。一天，父亲瞧见，啪啪两个耳光：“穷人家的孩子识字有啥用？”
我１３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父亲扛活儿的东家孟朝习。孟朝习是冯玉祥部队的一个处长，他不满军阀混战，辞职回乡，开了个私塾。孟很喜欢我，免费收了我这个学生。我为此高兴得一宿没睡，就把孟先生只教了两遍的《人之初》背熟了。不到一年，我又背熟了《论语》、《大学》，《中庸》也烂熟于心。
１９４２年，１５岁时，我已成为蔡集小有名气的才子。父亲先前的东家蔡兴凡便给我找了个活计，到蔡集小学教书，年薪３０００斤粮食。我很高兴，这可是全家辛苦一年也挣不来的。我尽心尽职，早出晚归，学生们也挺喜欢我这个小先生。蔡兴凡的女儿也是我的学生，她不肯学习，又不听话。有一天，我忍不住打了她一扫帚，这一扫帚，打掉了我一年３０００斤粮食，也打掉了还不到一年的“先生”生涯。
丢了饭碗后，我决定继续上学。
１９４６年，我考上了免费的开封高中进修班。１９４８年开封解放，我经人推荐来到了驻马店《中州新闻》报社。同年８月《中州新闻》被国民党当局严令停办。我只好和一同事北上，打算到解放区去。不料刚走到遂平，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不久，我所在的国民党军参加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黄维军团赵子立部起义，我作为起义军官正式走进了革命队伍。
１９４９年４月，我得了严重的咽炎，打针吃药不见效，一连十余天水米不进，一米七八的个头儿，瘦得体重只剩下６０公斤。部队就要南下，战士们把奄奄一息的我送到我表叔家里。
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我又回到了家乡永城县，干起了老本行——教书。１９５３年初，我在永城高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在教书的同时，我还操起吹拉弹唱的技艺，组织学校小记者团，小广播站，把课余生活搞得红红火火。１９５３年９月，我又几经周折，跨入了开封师范学院的大门，就在我拼命汲取知识的阳光雨露时，阴云也向我袭来。
１９５７年，我快要毕业，永城高中通知我返校整风。因为我为人耿直，常为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师说话，我被人指控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甘当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不久也成了右派的一员。是右派就得下乡强制劳动。直到１９６２年，永城县委才为我摘了帽儿。我回到蔡集，办了一所学校。我乐于教书，也深得学生喜爱，十里八村的群众都把孩子送来。谁料，一些人又说我常常夜晚聚集右派分子搞阴谋，让我很伤心。
１９６２年秋，一场大水淹毁了我的学校。想想自己辛辛苦苦，换来的却是别人谗言。我狠狠心，只身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县，投奔在那里打工的弟弟。在迭部，我拉了５年大锯，结识了杨秀枝，和她成了婚，她老家也是新蔡的。
１９６７年，“文革”开始，我又被人传回永城。因为我能歌会舞，擅长排练文艺节目，竟成了造反派们争夺的对象。但我厌倦了无休止的争斗，在一次排练节目时，我故意跳起，将右腿摔在石头上。腿摔坏后，我自学了缝纫，裁剪，靠给人做衣谋生。想想自己残疾又是右派，也没了工资的遭遇，怕拖累远在新蔡县的妻女，便请迭部的弟弟给杨秀枝拍了个电报，说蔡永福去新疆找工作出了意外，死在那里了。
１９７６年，永城县委、县政府正式给我平了反，并安排我到永城高中工作。当我听说洛阳有一家医院接骨技术好，辗转去了洛阳做了接骨手术。术后不久，我奇迹般地站了起来。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又一个春天。
１９７８年，我妹夫到武汉出差，路过新蔡。我托他寻找杨秀枝母女。妹夫在新蔡多方打听，竟找到了一直没有改嫁的妻子和正读高中的女儿。１９８５年，我调到新蔡二高教语文，一家三口终于团圆。当年高考我教班级学生的语文成绩平均高出其他班十几分，一年送走了七个大学生。
１９９０年，我退休后在县老干部局组织了一个老干部宣传队，经常排练节目，到全县各乡镇学校巡回演出，小品《夸媳妇》曾在河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出。１９９７年，我与人合作创办了新蔡县第一家私立学校——育人学校。看来，这一辈子我是离不开校园了。如今我虽然７０多岁，耳不聋眼不花，走起路来两腿生风，育才学校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我“蔡爷爷”。
（记录：史法泉）
第三卷我自愿“下放”到小学
孙俊芳，女，３０岁
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英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８日
我是怎么“下放”到小学来的？说来话长了。我原来在林州市城关镇一所中学教英语，去年由安阳市教委选派到北京师范大学脱产进修了半年。要说也算是有缘吧。北师大外语系主任王啬教授在讲《语言学习论》时说，１２岁以前是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当时我就想，有机会我也去当当小学的Ｍｉｓｓ Ｓｕｎ，看看那是什么感觉。
去年暑期，第一实验小学开展“双语教学”实验，在全市公开选聘英语教师。很多人劝我去试试，但我当时心里真的没底儿。犹豫之中，我想起了北师大的老师。一个电话打过去，教我们教学法的肖礼全副教授听了我的叙述后，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把教书当成一份挣钱的职业，那么即使你教大学，你也只能是一名教书匠；如果你把教书当成一份神圣的事业，那么即使你教幼儿园，你也能成为一位教育家。”我听了深受启发。此外，我又分析了自身的优势，我会画画，唱歌，弹琴，活泼好动，又长着一张娃娃脸儿，也许教小学更适合我吧。就这样我报了名，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
我记得第一节课是给一年级的孩子上，他们一个个活泼可爱，跟我以前教的中学生截然不同。我先教他们称呼和礼貌用语。让他们称我为Ｍｉｓｓ Ｓｕｎ，教他们“谢谢”是“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下了课，他们围在我身边问长问短。有个小女孩认真地说，孙老师，今年教师节我还不认识您，如果我认识您，我肯定会送给您一束美丽的鲜花。当时我听了，觉得好幸福好满足。
我教着３个年级８个班几百名学生。有一天，一个女同学向我要家里的电话号码，我写下来送给了她。一会儿又有一个男同学来要，我说刚给那个小朋友写过，你找她要不就行了。男同学生气地说，她把你的电话号码当成了宝贝，我找她要她说什么也不给。后来，我就做了许多卡片，上面写着我的电话号码，谁表现好，我就奖励谁一个。孩子们可高兴了，课上课下纷纷找机会表现自己。
一到晚上和节假日，我们家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有的小朋友说，Ｍｉｓｓ Ｓｕｎ，我学会了几个单词，给你背背吧。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一个小朋友打电话说，孙老师，我现在要和爸爸妈妈上剧院看戏，你也来吧，我们在剧院门口买好票等着你……
俗话说，爱屋及乌。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不仅仅要爱孩子，还要爱孩子爱的东西。平时在家，我一有空总是跟７岁的儿子一起看动画片，琢磨着怎样把卡通人物引进课堂。现在我的学生已经学会了几十首英文歌曲。在北师大进修时，教我们英语口语的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在进修快结束时，她问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请求，我们说把你们国家孩子最爱唱的歌、最爱玩的游戏介绍一下吧。最后几周，这位美国老太太每天傍晚带我们在草坪上唱儿歌做游戏，我们都像吃了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为了尽可能多地学会几首英文歌曲，业余时间我跑遍了北京的大小书店、音像制品店，买到了几盘《迪斯尼儿童金曲》。你刚才在课堂上听到孩子们唱的Ｂｉｎｇｏ就是其中的一首。孩子们喜欢上英语课，最害怕不上，有时候课前专门跑到办公室问问上不上。一年级一位学生家长打电话说，我们家孩子上英语课就跟过年一样，总兴奋地囔着，妈妈，我们明天要上英语课
今年４月中旬，我参加了河南省首届小学英语优质课比赛初赛，在全市我得了第一名，代表安阳市到郑州参加决赛，最后得了个二等奖。那节课我自我感觉不错，结尾我一边放幻灯，一边给学生讲了个英语故事——《农场里的小动物》。虽然我知道他们不可能全部听懂，但我是想培养他们的英语语感，让他们在语流中能辨认出刚刚学过的几个单词，欣赏到英语连贯的语言魅力。这是我在北师大进修的收获之一。但正因为如此，我被某些评委说成是难度过大，画蛇添足。领奖的一瞬间，我心里好委屈，真的想放弃自己所有的努力。
比赛回来的路上，在某重点中学任教的一位同学带我参观了他们现代化的校园，希望我能重新选择。说实话，学校的条件的确令我心动，但我就是离不开那群孩子。回到学校，学生们呼啦就围上来。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我的委屈一下子飞到了九霄云外。我不是给别人干的，我是给学生干的。也许我的努力最终得不到某些人的肯定和认可，也许我一辈子不能成名成家，但我没有什么遗憾和后悔的，因为我的学生已经认可了我，他们喜欢我。学校领导认可了我，学生家长认可了我。
现在，学校给我配备了电子琴，为英语课外活动小组提供了活动场地。当初为了让我来到一实小，秦记增校长对市教委主任说，她在初中顶多是个优秀的英语教师，但在一实小，我要让她独挡一面，开创一片崭新的领域。我一直记着这句话。
（记录：陈伟民）
第三卷离开北京的日子
任凤鸣，女，７３岁
沁阳市东关小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我老家是北京通县南八区大鲁店村，那时通县还叫通州。认识靳先生是１９４８年春天，我和孩子们都这么称呼他，他叫靳君文。我姐夫给介绍的，那年农历十一月份我们就结了婚，非常仓促。我和靳先生的事儿刚开始我不大愿意，那时由我母亲包办。我也算是大家闺秀，他在北京国防医科大学读书，我母亲喜欢有文化的人。不过我也没什么怨言，他这人心性良善，没发过脾气。
当时以为他一毕业就回来了，但那时北京的形势越来越紧。没多久，蒋介石逃离大陆，带走了他们学校几个班，靳先生也被带走了。那是１９４９年的事，他一走也是凶多吉少，不知是死是活，我们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那件事过后，我就希望自己离家远点儿。
１９５４年，为了支援师资困难地区的教育，经人介绍我到河南沁阳，在沁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同来的有十来个人，一年后陆续回了北京，也有留下的，那都是夫妻俩一块儿，只有我是一单身女子。一干就是十几年，几乎年年模范，我创办的“五年一贯制”、“二部制”教学很实用，全县都派人来观摩我的课。
其实我可想回北京，为这事儿哭了多少次，很苦恼。母亲说领导、同志们对你不错，国家培养你那么多年，那里师资又缺；这边文教科科长张治强也愣不叫走，他说你有啥困难可以向领导反映，可以申请补助。我说不是补助不补助的事儿，一来我还没成个家，二来还有老父老母要人照顾。他们帮我在沁阳找了个婆家。我跟孟清芳结了婚，我们养儿育女，日子过得很平静。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到——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我这鼻子就酸——因为我和靳先生的事，他们把我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我丈夫孟清芳是学校领导，成了“名副其实的走资派”。靳先生那时是学生不是国民党，就因为他们学校带了“国防”俩字。我们受尽了折磨。红卫兵扛着锄头在我家挖半天，说我家有敌台，每到后半夜就能听见“嘀、嘀……”发电报的声音。其实是屋檐下挂的一串玉米棒，风一吹发出的响声。
平反后我心灰意冷，很自卑，没想到当个教师就弄成这样，也不想再干了。领导又找我谈话，说当时“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