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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交通不便，地方狭小，再加上煤炭市场的不景气，挖出来的煤无法及时运出去，全都堆积在煤场上，一个煤矿就这样没落了。这时我下山去教书的念头又产生了，可有个同事说：“你咋恁憨哩？学校工资一分不少，这儿每月还有几百元的补助，再说，存放的那么多煤，还不够咱们零花销？”可是不行，到学生中去的愿望越来越强。这时候学校校长已换成了我的老师苗先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苗校长把我召了回来，安排我当了学校的现金保管和司务长。我不乐意，非要去带课，就偷偷地让学校的教导主任给我安排了一个班的语文课。心想，这下可好了，只要让我继续教课，啥都好说！
就这样，１９９８年７月，我又回到了久违的课堂。可教了一段时间以后，并没有取得我想像中的那些成功。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受社会上不良风气影响，部分职业高中学生到校后不思上进，有些教师也安于现状，打不起精神，甚至有个别职高学生连乘法口诀都背不下来，这怎么能行！我很焦急，束手无策。
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种科学而又简单易懂的教法，让学生既学得快，又记得牢呢？为此，我整天苦思冥想，茶饭不思，再加上性格上的原因，我成了孤家寡人，社会上说什么的都有，什么不自量力，什么不务正业。
大部分教师注重教法的研究，只注意怎样讲清楚，忽视了学生的课堂掌握情况。我发现学生成绩不好是因为学习方法和认知记忆规律不能和教师的教法相契合，不同的人对感觉器官使用的偏好也不同。发现这一点之后，我有意把学生分成几种类型，然后选择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式去授课。我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加强了动作表演。上语文课时，对词语记忆、课文理解，我都让学生进行动作表演。《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文中“雪下得紧”的“紧”字，有人表演冷得哆嗦，有人表演手遮头紧跑；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的表演更是精彩，教室成了武馆，教师成了裁判员和解说员。在学生兴趣盎然的表演中，教师的赏析必然会深刻地印在学生心中。试了一段时间以后，效果出来了，学生们都反映在课堂上记住的东西多了，好像脑子比以前好使了一样。我把这个课题的名称定为《遵循记忆规律，科学地设计教学过程》，在２０００年中国职教学会职业高中委员会的重点教研课题评选中被评为二等奖。
２０００年７月，我市中等教育结构进行调整，决定将市成人中专和市一职高合并，这时我想，何不趁此机会，用我的课题研究去加强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呢？于是我就向学校提出了调离申请，很快被批准，可当我去人事部门开调令时，却被告知由于原单位账目未交清，人事关系暂时冻结。回原单位上班吧，似乎不大可能，我便踏上了漫漫求职路。可由于我没有工资关系，再加上人们对职高教师的不信任，我虽东奔西走，吃尽白眼，工作还是毫无着落，几个月后，我才到了亚桥二中当一名临时代课教师，结束了半年来闲居在家的日子。
回想起以前走过的路，有许多选择当时都不被人们理解，但我愿意当这样的“傻子”。人这一生就得有这股傻劲，哪里有“矿藏”就往哪里钻。
（记录：张中联）
第四卷这学校盖得我债台高筑
田壮福，男，５８岁
虞城县闻集乡田庄小学校长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９日
１９９４年，我因胃癌在北京开了刀，以后，就一直在家歇着。那几年，我瘦得只有７０来斤，连路都走不成了，村里没人认为我能活到今天。到了１９９８年，我才勉强能跑慢步。就在这年暑假，县教委查封了原来的学校，不准孩子们再在危房中上课。可是，老学校查封了，新学校又没影，弄得秋季开学时，孩子们没地方上课，只好七拼八凑地找民房。这里一个班，那里一个班，散得到处都是，教学质量很快就下降了。
１９９８年底，乡里的赵书记找我，说，老田，根据你们学校的情况和群众意见，你一定要上班。我说，我身体不好，一直在病休，现在也该退了，就算了吧。可赵书记不依，说，你要为村里的核子们想想啊。转眼到了来年春天，教办室主任朱声振也到我家找，让开学就上班。我说，学校现在划危房了，我怎么上班？他说，你找找大队，再盖吧。我说，盖也不是一句话呀他笑着说，你发挥发挥余热，想想法子，我支持你。你支持我钱吗？我问他。他说，我精神支持你，钱上，我跟你一起跑。我说，那也成。
这时，大队也找我，让我上班，可我还是那句话，你不盖学校我不上班。大队一听这话，急了，说，盖，用啥盖？我说，集资盖，咱跑跑，向上级要点，再让群众集点。随后，我就到县里问干建筑的三兄弟，盖两层２６间教室的教学楼要花多少钱。他说，你要让县里盖，３０万元出头；本村本土的人干，２０万元就差不多了。我把这账跟大队一说，大队说，这么多钱，上哪弄，不行再把老学校收拾收拾，将就将就吧。我说，你要让我上班，就得盖房子，这样对付不行。大队看我较上了劲，也下了决心，说，你要真上班，咱就想法盖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８号，大队动员村里的党员、致富能手、在外工柞的人，在现在的校址上开了个捐资大会。当时。赵书记、胡乡长各拿了５００元，教办室的朱主任拿了３００元，商丘市教委田启义主任提前一天到田庄，搁下了１０００元。这样。大会开得很成功，共收到两万多元捐款。在此基础上，由群众投票，成立了一个建校委员会，盖楼买东西的事都由委员会办。有了这些钱，我们先把建楼用的钢筋买来，砖、沙、水泥、楼板等，由大队和我出面赊。到４月下旬，开始填坑打地基。因为划给学校的这片地原来是一个大坑，所以，那地基打得可真够难，整个是一层砖，一层水泥，硬是一点点垒上的。从开始盖那天起，我和民选的建校会计两个人就一直监督着，白天夜里都没敢好好休息。
到１１月份天凉了，正是用劲的时候，可盖到第二层时，师傅们却不想盖了，因为从开始盖楼到现在，一分钱没给过人家。盖咱的楼，连盖村民的都不如，别说没钱给人家，就连一根烟也没得吸，喝点茶都得我老伴儿给烧。领工的老板说，我们不能一直这样盖呀，多少总得给点儿吧？我说，就给就给。可正好这时别的乡因收群众的集资款出了点事，县里就说不管干啥，不能收群众一分钱。我一听这事，头一下子就炸了。天哪，这么大的工程，叫我咋收摊啊盖楼的木料是我堂兄弟出的，他自己垫了两万多元，咱总共才给２０００元；砖、沙、楼板、水泥也都是赊个人的，赊的时候说种上麦就给钱，可竟出了这事。领工的老板自然知道两万多元钱能干成啥事，所以，说啥也不再干了。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出面贷了１万元钱的私人高息款，１分５的利，算是暂时糊弄住了人家，又干了一段，但到１１月底还是停工了。
一直等到１２月下旬，还没一点办法。这时，有人出主意，让到省里找当领导的老乡，看能不能想点办法。省教育厅的一位领导曾在我们这儿上过学，也算老乡，所以，我和另一位老师就到教育厅找他。头天去，领导不在家，我们只好住下，等第二天再去。可一问附近的旅社，两个人最便宜的也得１２０元，价钱贵得差点把我们吓死。我就问一位出租车司机住哪儿便宜，他说那得到郊区。他把我们拉到一家旅社，一问，最低也是每人２０元。没办法，我们也只好咬咬牙住了。第二天，我们没吃饭就过去了。领导听我把情况一说，又见我瘦得不成人样，就说，唉呀，我太同情你们了，可现在我实在拿不出钱来，要是你早来点，兴许能找个三两万给你救救急。我说，那我们回去也没法向乡亲们交待呀。这样，领导给写了个信，让我们回去找县里领导。我从郑州回来就病倒了，信让朱声振拿走了。不久，县教委主任刘效芝来了，看楼盖了没有，又问了问学校因无房上课而停课的情况，说无论如何不能停课。后来，教办室的人又来了两趟，也让上课。这样，学校就凑合着在快扒完的老学校里复了课。
快过年时，债主们都跑到家里要钱，说的话很难听。孩子们都说不让你上班，你偏要上，现在要账的堵住门，说难听话，连年都过不成了，看你咋办。我说，你们不要说了，楼不盖中不？小孩子去哪儿上学？不管咋着，咱是个党员，你不给群众办事，能行？年过去不久，老学校的房子扒光了，因为要把老房上的瓦拆了给新楼用。可这一来，３００多名学生上课咋办？厕所没建，院墙没垒，教室墙没刷，门窗没装，单这些就是３万多元，可我实在没一分钱了。后来想想，为了学生，不管有多大难也要过这一关，所以，我咬咬牙又使了好几家的高息款，算是赶在今年新学期开学前把学校收拾好了。
有关领导一看，很满意，可还都是精神上支持，钱一分也不给。后来，我通过亲戚争取到了县财政局的１０万元扶贫款，算是还了些账，可盖这个学校花了２６万元，其余１４万多元还欠着人家，又该咋办呢？从前我家虽然穷些，但还没欠过账，这一盖学校，硬是弄得我债台高筑，天天债主堵门要账，因为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我个人担保签的字，好几万还是私人的高息款。这不，前几天还有人对我扬言，再过一段不还钱，就准备锁大门，封学校。说实在的，要是真封了学校，我可能就没几天活头了……
（记录：曹保印）
第四卷到百色支教的日子
赵全明，男，２９岁
周口市第九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０日
１９９８年在《人民日报》上，我看到团中央招募青年志愿者去贫困地区扶贫支教的启事，便决定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尽一份绵薄之力。很快，我向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邮寄了厚厚的申请。
８月底，接到团中央通知，我立即收拾行装，赴广西百色，来不及休息，又坐上了去大楞乡的汽车。约５个小时后，车终于到站，大楞乡教办人员用壮乡最隆重的礼节“喂酒”招待我，乡教办主任黄必信给我幽默地介绍百色至大楞的“北大”“高速”公路，那是一条标堆的“水泥”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吃完饭，我催校长快快领我去学校。学校在一个青山环绕的小小盆地中，学校东南有一座山叫独秀峰。我不懂壮语，校长只好用别扭生硬的普通话给我介绍这里的风土人情，学校学生的一些情况。趟过一条小河，我更显得兴奋，不停地赞叹周围的美景：碧水青山，绿树成阴，鹅卵石砌成的围墙，低矮的小屋，木制的栅栏，饮水的牛、山羊，一派生机盎然，简直是一个令人陶醉的世外桃源。站在我身后的校长听出我的赞叹，笑了笑说：“三天后你便没有现在的心情了。”
几天来路途的劳累，使得我这夜睡得特香，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满身起了２０多个红疙瘩，一搔，奇痒难忍，是大山里蚊虫热情的“吻”痕，不知是见面礼还是下马威？
这里的贫穷落后是我来之前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交通不便，好多人一辈子也没去过城里。山高坡陡，吃水也要去很远的地方背。村民们都家徒四壁，竹楼下层住牛、羊、猪等，上层住人，一进屋，顿感臭气逼人。开学第一天给学生注册收费，竟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长交不起学费。
贫穷的孩子像鲁冰花一样散落在学校各个角落。饭堂前，三五个孩子围在一起，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发霉咸菜，或在米饭里撒生盐；教室里，有孩子没有完成作业，怯怯地低着头告诉老师，没有纸、笔或作业本；寝室里，几个学生共用一条毛巾，一个脸盆，两个学生各兑一条被，挤在一块睡，有的衣服像湿了的报纸粘贴在身上，发出的阵阵异味与被子上的一样；操场上，时有学生因营养不良而昏倒；有孩子长期拖欠学费，老师让回去取，一去就再不来学校了……
教学条件也很简陋，英语组惟一的一台录音机，只要一开，便发出轰炸机的声音。一些最基本的教具这里都没有，一个漏了洞的地球仪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教具。
我们自己劈柴生火，做饭，去远方挑水。没有马桶，没有厕所，没有浴池，只有用桶装满水，举到头顶倒下。成群的老鼠也常和我们打“地道战“，刚堵上一个洞口，明天又会有几个新洞出现。想吃到面或某些蔬菜吗？那就得冒危险去城里买，所以一年也难得吃上几顿。
更可悲的是，许多学生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意义和外面精彩的世界。
经常有学生笑嘻嘻地对我说：“赵老师再见，我不上学了。”从他脸上看不出一丝忧伤，而自己惊愕的神情倒使他们十分惊奇。对于他们而言，几十分的试卷与繁重的家务、贫穷的生活相比太没有意义了。我感到，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我们所留下的几件衣服，几支笔，几张钞票，同时也并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梦想的萌生，人生目标的确立以及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
于是，我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扩建校广播站，重建自“文革”以来就瘫痪了的团组织，发展新团员，给他们讲成长，讲发展，讲生存，介绍大山外的世界。把所教的英语、地理也融入其中：在说到香港、澳门、台湾时，我在黑板上写出“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Ｔａｉｗａｎ”，并向学生介绍相关的“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