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 第198部分

　　
电话加剧心情恶化


　　每天使用两小时的电话足以让你的心情加剧恶化。英国萨里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紧贴住耳朵的电话听筒会导致腰椎间盘出状况，在过去，这种疾病只有中年后才会患上。研究组建议，尽量使用戴在头上的电话听筒，它能减少大约40％的压力。

　　200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手机和手持电话都携带细菌。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声称，平均每英寸手持电话有细菌数万，因为手机的热度和经常使用使得它成为了一个绝好的细菌滋生地。

　　
复印机和传真机和交通污染无异


　　复印机和传真机感光过度发出的气味，如甲醇和异丁烯酸盐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从头疼到皮疹，英国慈善机构“英国过敏”的发言人林德塞·迈克曼纽斯表示，有的人还会出现呼吸困难。她说：“油墨块和墨粉的挥发能降低大气中臭氧量，它与交通污染导致的危害相同。不光是破机器或者是旧机器会产生这样的危害，新的复印机和传真机同样有害”。她建议，要保持窗户通风，如果该设备的位置与你的座位相近，你的办公桌最好搬离该设备。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2期P62


　　　

爱西藏的男人
●裘山山

　　一般人爱西藏，都多多少少能说出自己的原因。可是我知道，有一群人，他们爱西藏没有理由。

　　38年前，有位西藏军区的领导病倒在工作岗位上，他是边修路边进军、爬雪山数十座、趟冰河数十条、流血牺牲走上高原的英雄群体中的一个。他的妻子孩子进藏看他，他被担架抬了出来，送到北京治疗。

　　他的儿子，一个正读高一的青年学生，看到父亲被抬上飞机的时候，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要继承父亲的事业，在西藏当兵！说到做到，这个儿子在那片土地上一干就是25年，从一个士兵，成长为一名大校军官。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调到了内地部队。但是他跟我说的一段话，我至今难忘。他说，每次我离开西藏回到内地，要不了多久，心情就会像一块皱巴巴的烂抹布，我就会很烦躁，渴望回到西藏。只要一回到西藏，在西藏的阳光下晒一晒，皱巴巴的心立即就被熨平了，重新变得舒展开朗。所以当有人说，西藏军人做出了牺牲、需要理解时，我就说我不需要。因为西藏给予我们的，多过我们给予西藏的。我们从西藏获得的心灵愉悦、灵魂的跃升，没人能知道。

　　我想他爱西藏，是真爱，爱到了骨子里。

　　1982年，有个来自山东农村的小伙子从军校毕业，学校让他留校。他跑去找校长，说他考军校是为了戍边卫国。校长说，你要不愿意留校，现在只有两个方向的部队还有名额，一个是西藏，一个是新疆。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去西藏。

　　没料到这个选择给他的父母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当时他的家乡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被分派援藏的地方干部，因为害怕西藏艰苦拒之不去。那个年代，还是个谈藏色变的年代。人们纷纷传说，西藏不仅缺氧、寒冷，还荒无人烟。他的母亲知道他要去西藏后，一气之下，重病卧床。他很内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高原。

　　他像西藏的山一样稳稳地站在了那里。当排长时，他是全旅最优秀的排长；当连长时，他把一个连带得呱呱叫；当营长时，他被评为西藏军区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后来他被提拔到团长的岗位上，年仅34岁，是全军区最年轻的团长之一。

　　但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减轻他对父母亲的愧疚。每次探亲，他总是选择农忙季节。回家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起猪圈、劈柴火、上房换瓦、割麦子翻地，村里人都说，你简直是个地道的庄稼汉啊。

　　他是我采访过的一位团长。我当时问他，你爱西藏吗？他说，没想过。我又问他，想过要离开吗？他仍说，没想过。如今八年过去了，他依然在西藏。我不知道如果我今天再问他，你爱西藏吗？他会怎样回答。也许他仍会说，没想过。

　　他无须用言语表达。

　　再讲个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军官吧。

　　小伙子是北京兵，从军校毕业被分配进了西藏，而且一下被分到了最边防的一个哨所。日子到底怎么过的，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他最初是不情愿去那里的，只盼着有机会就调走，后来感情是怎么变化的，连他自己也没察觉。一年后他该探家了，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父亲母亲，哥哥嫂子，总之他身边的所有亲人，都像迎接劳苦功高的英雄那样迎接他。他们在一家高档酒楼里订了包间，众星捧月般地将他围在中间。他也陶醉在聚会的中心。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了？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生猛海鲜了？有多长时间没看见漂亮小姐站在身边倒酒了？

　　父亲端起酒杯，众亲戚们也纷纷端起酒杯站了起来，他笑吟吟地说，谢谢大家，我太高兴，我……我今天……

　　突然，真的非常突然，眼泪一下盈满了他的眼眶，他说不出话来。他垂下头，哇地一声，哭出了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在这里吃这么好的东西，我坐在这么温暖明亮的地方，可是我的那些兄弟，他们连电视都看不到，他们住在屋里结冰的地方，他们好多人从来没吃过海鲜，我吃不下啊……

　　所有的人都红了眼圈儿，所有的人都在那一刻，挂念起了他们素不相识的遥远的西藏。

　　后来，小伙子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了他的哨所。他提着满满两大包东西，全是好吃的。他看到他的那些兄弟围着他乐呵呵的样子，心满意足。

　　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向往，这三个男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却始终特别。他们奔赴高原，不是为了好奇，不是为了风景，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阅历，不是为了写作，不是为了舞蹈，不是为了绘画，不是为了音乐，不是为了自己的任何愿望。甚至，他们奔赴高原并非己愿。但他们一旦去了，就会稳稳地站在那里，增加高原的高度，增加雪山的高度。他们从不表达他们对西藏的爱，因为他们和西藏融在一起。

　　他们就是西藏军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36


　　　

４条鱼≠３条鱼＋１条鱼
●施　展

　　我居于法国，与政府机构打过若干交道。法国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态度良好，但效率奇低，甚至低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据与法国公司打过交道的朋友说，法国企业的办事效率也很低下。我想，法国人历来不以严谨著称，效率难免低下，而历来号称严谨、高效的德国人，必不如此。

　　最近到德国去了一趟，所见所闻让我吃惊不已。

　　
可怕的流程


　　德国人的守纪律、严谨，德国社会运作的高度流程化，世界闻名。德国的政府、企业……都是高度流程化，内部分工极明确，每一事项都有专人负责，旁人不得越权，每个人只需做好分内的事，整个机构就可流畅运转。

　　听起来非常好，不过，什么事都得有个限度，过犹不及。机构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是机器，谁都可能出错，一旦流程中有一个人出错，整个流程就会运转不下去，因为其他人无权代理，不懂得该怎样代理，甚至都想不到要来代理。

　　我在汉堡的一位朋友，在住处申请上网。汉堡网络公司的规矩是，每月初向用户寄送上月网络费用的账单，用户据此缴费。朋友说，他家的网络接通后，连续６个月没有收到账单，他就只好一直不缴费。此后，网络公司寄来了律师函，催他缴费。他于是去网络公司说明，自己从未收到账单。原来，寄送账单的部门把他的地址搞错了，但寄送律师函的部门拿到的地址是正确的，只是，这两个部门都只做自己的事，决不多做一点儿分外的工作。

　　后来，朋友要回国了，便要求取消网络服务。他本可以在月底注销网络并回国，而账单要到下月初才会寄到，网络公司就收不到这最后一个月的钱。朋友不好意思占便宜，于是跟网络公司商量，提前把这最后一个月的账单打出来，他好提前缴费。没想到，网络公司的工作人员态度温和、语气坚决地告诉他：绝对不行，即使钱收不到，流程也不能改。结果，这位本想“诚信为本”的老兄，只好“欠费回国”。

　　德国医院中的“程序主义”也非常惊人。我有几个朋友深受其害。

　　朋友Ａ肚子疼，去医院检查。按照流程，每个科都查了一遍，都说没问题。可是流程里似乎没有一个可以汇总的地方，结果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诊断结果。

　　朋友Ｂ是个来自中国的小姑娘，大腿上长了个脓疮，于是去医院看，大夫说要做个小手术，把它割掉。大夫割了一会儿，问小姑娘，你疼不疼？小姑娘从小饱读英雄事迹，便咬紧牙关说，不疼！过了一会儿，大夫又问，疼吗？“不疼！”……大夫非常奇怪：“怎么还不疼呢？我早把它割掉了呀！”原来这一问一答是流程中大夫判断是否结束手术的标准。

　　朋友Ｃ是个小伙子，打篮球受了点儿小伤，手上破了个口子，流了些血。反正他有医疗保险，看病一分钱不花，就去医院看。大夫简单看了看说，一个很小的血管破了，不用包扎。小伙子反问，你怎么知道是一根小血管破了？大夫说：“你不信？那我给你看。”说着拿起镊子，刷刷两下，把伤口撕得更大，然后指着伤口说，你看，就是这里破了。这位老兄欲哭无泪，这下想不包扎也不行了。

　　
急死人的效率


　　既然流程无论如何都要严格遵守，效率低下也就几乎成了必然。

　　朋友的一位师弟到汉堡大学教务部门打一份成绩证明，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不能给你，一周后寄给你。一周后，没有动静，这位同学又去，工作人员说，请再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同学再去，工作人员对天发誓：再等一周一定寄去。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只好再去……就这样，一份成绩证明等了４周才拿到。

　　一位朋友住的房子，到了规定的年限，阳台的外墙需要重新粉刷。德国工人搭好了脚手架。几周后，来了几个人，粉刷了一部分。又过了几周，又有几个人来粉刷了一部分……就这样，一个阳台外墙，一年多了，竟然没刷完。

　　我也亲身体会过这种低效率。我和朋友去一个德国人开的饭店里吃午饭，当时客人很少。我俩各点了一份菜，其实就是在炒鸡蛋里加上烤土豆块。在中国，这么简单的东西要是５分钟之内上不了桌，这个饭店就离关门不远了。可是在德国，我俩足足等了４０多分钟。看着我一脸的愤怒，朋友无奈地说：“这在德国太正常了。”

　　
“傻”得可爱的德国人


　　汉堡有个非常著名的鱼市，每周日上午开市。我看到一个摊上的鱼不错，就问价。鱼贩说：“１条４欧元，３条１０欧元。”我说买４条。鱼贩说：“１６欧元。”“怎么是１６欧元？不是３条１０欧元吗？”鱼贩说：“你要的是４条，４条就是１６欧元。”“那我先买３条，再买１条，多少钱？”鱼贩算了半天，说：“１４欧元。”“这和我买４条有什么区别？”鱼贩说：“你买４条，就是１６欧元；要是先买３条再买１条，就是１４欧元。”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德国工厂里打工，一天，主管要他和四五个德国同事查一下货架上还有多少货。朋友看了一眼就说，还有３４件——每排９件，一共４排，最上面一排少了两件。主管很怀疑地瞪了他一眼：“数！”于是大家开始数，数完报数，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主管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再数！”数了好几遍，终于数出来是３４件。主管特别惊讶地看着我的朋友：“你怎么那么快就数出来了？”

　　这么一路说来，似乎德国是个无药可救的国家了。其实不然。

　　德国人恪守的流程，在正常情况下，能够百分之百地保证完成工作的质量。比如德国人铺马路，要铺多少层材料，每层多厚，都有严格的标准。德国人会不时用尺子去量，以保证每一层的厚度绝对符合规定。这样铺出来的马路，多少年都不会坏。

　　当然，要想用上这个马路，你也得先等上很长一段时间。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60


　　　

“穷人老爹”的爱心传奇
●冯武勇

　　一个人走了，全法国都在流泪。

　　94岁的阿贝·皮埃尔，一个僧侣，一个传教士，一个议员，一个终其一生为穷人奔走呼吁的法国老人，在巴黎圣母院接受了法国人最后的哀悼。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我们失去了“法国的良心”和“善的化身”。

　　阿贝是希拉克总统口中的现代“法国传奇”。从1954年为无家可归者发出愤怒的呼喊以来，他的生活信条就只有一个：唤醒社会良知，为穷人、为流浪汉、为被剥夺和被损害者寻求福利和救济。

　　在最受爱戴的法国人评选中，阿贝连续17年被授予这一殊荣，直至他主动退出评选。2005年，全法电视观众把他评为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个人之一。

　　2007年1月22日，阿贝与世长辞。法国政府将26日定为全国哀悼日，以追思这位“法国的良心”。阿贝的灵柩26日摆放在巴黎圣母院，上自希拉克总统、下至巴黎贫民窟的穷人，数千人在肃穆的管风琴声中，向这位绰号“穷人老爹”的法国老人致敬。

　　在圣母院外面，一群无家可归者搭起帐篷，上面写着大字：“谢谢你！”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在巴黎游行示威，要求享有居住权。

　　阿贝为穷人发出的第一声呼喊是在1954年1月1日，那天巴黎天寒地冻。“我的朋友们！伸出你们的援手吧！一名妇女今天凌晨3时冻死在街头。”阿贝通过巴黎的电台直接向市民发出呼喊。

　　通过阿贝沉痛而焦虑的声音，法国民众得知，那名妇女冻死在马路边，她的手中还攥着一份租房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