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7年合订本txt- 第274部分

　　萨孟武是二战后台湾法学界的大佬，曾经当过台大法学院院长，论著不辍，桃李满天下。可惜，至少在这个论点上，他的说服力不高，因为，“为了正义，花10块钱处理一块钱，听起来正气凛然、虎虎生风，其实不堪一击。试问，为了1块钱，花10块，如果花的不是10块，而是100块、1000块、10000块呢？”

　　旁边的同学，似乎受到感染，出手相助：“在《拯救大兵雷恩》这部电影里，为了能从战场上找回雷恩，美国军方派了一队人，最后牺牲了八位弟兄，才勉强达成任务。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为了既定的目标，值得以多换少！”

　　萨孟武在地下有知，大概会捻须而笑。对我来说，这个意外的联想，却刚好是殊途同归：“好例子！雷恩的几位手足，都已经为国捐躯。美国国防部参谋长，接到雷恩母亲的信，决定派人把她仅有的儿子找回来。故事的情节感人，带队负责的汤姆·汉克斯演得好。可是，如果因此而阵亡的不是八个人，而是八十个、八百个、八千个弟兄，参谋长还能坚持以往吗？

　　“事实上，电影的编剧聪明得很———为了拯救雷恩，只牺牲了八位官兵。这种牺牲，是在可堪忍受的范围之内。如果为了一个小兵，牺牲了上百位的弟兄，恐怕只会激起观众的反感，变成票房毒药！原因很简单，对观众而言，如果牺牲的人少，会把焦点放在雷恩大兵身上。可是，如果牺牲的人多，观众会自问，自己比较可能是雷恩，还是比较可能是为他而牺牲的数百人、数千人之一？这么一联想，观众能不能认同、愿不愿意掏腰包买票进场，就很清楚了。

　　“可见得，道不远人。正义的概念，是由人来操作。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必须是在人们所愿意承担和负荷的范围之内，花10块钱找1块钱、牺牲八人救一个人，都没有超越人们的经验，因此不违反常情常理。一旦实现正义的成本太高，人们自然会缩手驻足！”

　　研究生们噤声不语，不再有异议kk可能是避免引来更多的说教。一番由窃车破案率引发的论对，就此打住。当然，我知道，如果要继续申论，还有一长串话可以援引……

　　破案率定在百分之百，当然不切实际，那么，该怎么想这个问题呢？由经济学的角度看，其实脉络很清楚kk就看社会的中坚分子、也就是纳税义务人，愿意负荷多少的税负，以支持司法体系。纳税义务人愿意缴的税愈多，司法体系的资源就愈多，也就能追求更高的破案率。

　　窃车、强盗、杀人越货、欺诈抢劫等等罪行，个别来看，破案率都有其极限。放在一起看，彼此之间，也有排挤效果。多花警力和司法资源在诈欺犯罪上，处理其他犯罪的人力物力自然受到排挤。因此，在公平正义的大纛之下，还有许多小天平，而在诸多小天平之间，也还有取舍比较的问题。

　　抽象来看，传统法学思维和经济分析之间，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差别。传统法学思维，以公平正义为标杆。可是，对于如何追求公平正义，如何操作这个标杆，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相形之下，经济分析的特色，是吾道一以贯之kk追根究底，只有“成本”二字而已！追求公平正义（或其他任何价值），必须坦然面对所涉及的成本。要得到鲜美的果实，必须先有辛勤的浇水灌溉。同样的道理，要提升公平正义的刻度，必须以充分的资源为后盾，而一旦涉及资源的运用，当然就是成本的问题。

　　萨孟武的花10块追1块、《拯救大兵雷恩》的牺牲八人救一人，看起来是不计成本，其实不然。两者的共同点，是表面上理直气壮，实质上只呈现了问题的局部。真正的考验，是把镜头拉远、把画面放大，然后再考量真正涉及的成本！也就是，正本清源，问题非常简单明确，请问萨孟武教授：为了一块钱的损失，值不值得耗用10万元的司法资源？请问电影编剧和导演：为了一个大兵，牺牲五百个官兵，这种电影，敢不敢拍？

　　“窃车的破案率，该定在多少？”显然是一个有意义、可以发挥的问题。

　　（作者为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电子邮箱hsiungbingyuan＠gmail）


战士的葬仪
陈白尘

　　还没到送殡的时候，万国殡仪馆的门已经要胀破了。人像决了口子的水，只顾往里冲。进来的就不再出去。草地上挤满了人，甬道上挤满了人，门外马路上更挤满了人——人们一边排好队等候送殡，一边练习着挽歌：“哀悼鲁迅先生……”声音颤动着。

　　刚来的还朝里拥。焦急地，但沉默地翘起头，慨不能一步跳到鲁迅先生的灵前。签名处被压到人缝里去了，替人缠黑纱的职员，被人拥来拥去，抓住一把黑纱在空着急。摄影机在人头上跑治丧处的职员埋着头在人缝里钻。总指挥的嗓子嘶哑了，还在指挥人们排队。只有三个印度巡捕，骑着高头骏马，很悠闲地逡巡着。

　　草地上尽是人头，挽联都挨挤得紧抱住树枝。忽然，一阵巴掌响，礼堂台阶上出现了一个人。

　　什么声音都停止了。只听得台阶上叫：“……诸位！现在需要扛挽联的一百六十人！扛花圈的一百人！愿意替鲁迅先生找挽联的，请站在草地的左边！愿意替鲁迅先生背花圈的，请站在边！其余的，请到门外去自动排成行，四个一排……”

　　人头纷纷涌动着，挽联在人头上竖起。中间，一幅巨大的白布遗像，巨人似的，用他坚毅不屈的眼睛，看着人群。花圈队已经静静地从他面前通过，挽联也开始移动，但还有几幅挽联东歪西斜地倒在矮树丛里。

　　“诸位！这儿还有几幅挽联啦……”

　　马上来了几个人，但翻开下款，就看到——

　　“鲁迅先生要汉奸来哀挽么……呸！”

　　丢了换联跑开了。

　　挽联的行列长蛇一样地出了门。草地的一角上，风吹着那几幅无人理睬的挽联。

　　葬仪的行列在马路上悲沉地行进着。挽歌，从行列的前端直通到末尾，众人的声音在半空中战栗着：

　　“哀悼鲁迅先生……”一万个青年的心在歌声里紧抱着。行列缓缓地移动。前头是全国救亡战士所献的绸旗，上面写着“民族魂”，在托抗着逆风前进。挽联都悲哀地低垂了头，花圈上的花朵也苦痛地战抖着，唱挽歌的喉咙在颤动着。巨人似的遗像在半空里沉默地俯视着人群，好像在说：“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

　　灵车后面紧跟着忘不了自己生活但更忘不了他的人！工人，学生，作家……都是救亡阵线上的战士。大家肩挨着肩，心连着心，他们是永远跟着鲁迅先生走的。

　　许多外国作家、记者，也跟随着。一个“友邦”人士，还在前面掌着大旗。

　　挽歌从前头直响到末尾：“哀悼鲁迅先生……”

　　行列转进虹桥路，看见了同文书院，本来是《打回老家去》的谱子的《挽歌》，有人或有意或无意地唱错了：“打回老家去啊……”

　　大家忽然疯狂地跟着唱：“打回老家去啊……”

　　路旁出现了中国巡警，也出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马上，纪念鲁迅先生的宣传纸放到他们手里了。

　　远远地，像在一个什么山顶上叫着：“鲁迅精神不死！”

　　地上，千万人在咆哮：“鲁迅精神不死！”

　　“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那个掌着大旗的日本朋友向大家微笑着，像是抱歉，像是痛苦，也像是快乐。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万国公墓的市道被潮涌的群从压得似乎要下沉了，一万个嘶哑的喉咙都沉默了——葬礼开始了。

　　太阳沉没了。甬道上浓密的树荫里散播着灰暗的阴影。主席台上的声音给晚风吹得飘向天空。大家踮起脚，竖起耳朵，只想捕捉一起断残的句子。被挤到圈外的人，攀在两边的石原告上。只有一些巡警，退在人们背后，悠闲地抱住膀子。

　　嘶哑的喉咙恢复了，直着颈项，附和着演说者的叫喊：

　　“打倒汉奸！”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个巡警伸长了脖子看着，听着，不晓得怎么一下子也叫起来了：“打倒……”

　　旁边另一个巡警用膀肘子向他一捅，他才闭住了嘴。

　　一个外国人开始讲演了，拳头捏得那么紧，那么高，像要打死什么东西。

　　大家对他喊：“拥护日本劳苦大众！”

　　谁都忘了疲倦，也忘了饥饿。伸长了脖子，只顾在听，在叫喊。

　　天黑下来了。

　　“唱《安息歌》！”

　　“愿……你……安……息，……安……息……”

　　千万个喉咙战栗着，千万个声音哽咽着：“愿……你……安……息……在……土……地……里……”

　　歌声不像从人嘴里吐出去的；是那么轻飘，那么低微，风一吹，就会吹断了人似的。

　　夜降临了，黑暗紧压在头顶上，谁都没有走开，都跟在灵柩后面轻轻地唱着：“愿……悄……安……息……”

　　人，都变成了影子，在灰幕里蠕动。司仪的报告像是空谷里的回声，在夜空里游荡。人心都石头似的那么沉重，被压迫得都想喊叫一声。但谁也叫喊不出。

　　人群成了灰团，被黑暗紧紧箍围在一起。每个人的心都同别人互相拥抱着。

　　鲁迅先生安息了。歌声腾在半空里，像一只无形的鹏鸟在云间歌唱，是那么幽远，但又是那么深刺着人的心！

　　“安……息在土……地里……”

　　哀歌停止了，什么也停止了，大地似乎在叹息。

　　“吁……”

　　天空里阴沉得什么也看不见似的——天也静默了。

　　有人哭了。

　　谁都在心里哭了。

　　大地快要炸裂似的在颤动。

　　墨墨的人圈以外有轻微的骚动，一个巡警跑过去对他的同伴招呼着：

　　“集合！巡官的命令！全体到同文书院门口去集合！快点！”

　　一群黑衣白裤子的人影掠过了。

　　哭声渐渐离开鲁迅先生的墓地。

　　半空里还像在叫喊着：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摘自《读者》2007年第18期P8

在不丹感受幸福
岳麓士

　　英国哲学家休谟有句名言：“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在休谟看来，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那么，什么是幸福呢？多少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答案千差万别。现在，多数人似乎都认同这样的表述：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既然是主观感受，那么当人们在拥有基本生活条件、基本医疗条件和接受基本教育的保障后，也就难以或无法为幸福划定一个客观标准了。幸福，不一定与国民的货币收入、物质财富的多寡成正比。在这方面，不丹就是例证。
　　不丹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那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今只有８００多美元，根据两年前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表的全球人类发展报告，在１９２个国家中，不丹位居第１３４位。但２００６年，英国莱斯特大学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不丹在“全球快乐排行榜”中，紧随人民生活以高福利、高收入、高税收、高消费为特征的瑞士及北欧诸国之后，名列第８位。１３４与８，两相对比，反差显而易见。值得深思的是，在手表、收音机和电饭煲仍被视为普通家庭“三大件”的不丹，为什么人活得比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幸福快乐？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要归功于不丹第四代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他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创造性地提出“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Ｈ）理念，以替代很多国家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的理念。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强调，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因此，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由四大支柱组成：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保护自然环境、坚持传统文化和实行善治良政。３０余年来，追求“国民幸福总值”最大化是不丹政府的奋斗目标，其结果是：政通人和，国泰民乐。

　　今年初，笔者有幸前往不丹采访。置身于无山不绿、无水不清的高原仙境，望着奔腾的河流、幽险的峡谷、湛蓝的天空、飘移的白云、雄伟的雪峰、宁静的庙宇，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甜润的空气，每个初来乍到者的心里都会荡漾起一层层欣喜满足的波纹。然而，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无论是在首都廷布参观，还是漫步在西部重镇帕罗街头，几天下来竟没有遇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即使在山高路远的村寨，老百姓的日子虽然过得相对清贫，但从他们的脸上也看不到一丝愁容。不丹人为善尚义，贵德守真，崇俭抑奢，由于没有物质贪念，所以犯罪率很低。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形容那里良好的治安状况，一点也不夸张。在民风淳朴的不丹旅行，我们这些“警惕性”较高的外来客依然包不离身，招来当地人诧异的目光，也就不足为奇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多年被迫养成的某些习惯举止，在一尘不染的“人间乐土”面前，显得多么的猥琐和不协调啊！

　　不丹对于不丹人来说，有着非凡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这个“高山王国”飞出去的金凤凰，不管飞出多远和多久，终究都会回流还巢。据悉，不丹留学生的回国率高达９９％，回国后，他们的收入只及在西方国家工作酬薪的零头，可依然心甘情愿。许多走出大山、喝过“洋墨水”的不丹青年学生说，只有回到不丹，他们的心才感到舒服。他们认为，当一个人处于贫困状态时，物质财富的增加会增添幸福和快乐，而当温饱无虞之后，个人的快乐与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质财富以外的许多因素。

　　诚然，不丹并非十全十美的“世外桃源”。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对不丹的传统文化同样形成巨大冲击；与其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