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就不去研究去了，不去问去了，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教育的最大的毛病就是急功近利，赶紧能用上，最好是马上能用上，完全是为能够适应这个市场的需要培养人才。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我觉得是对好奇心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扼杀，实际上在爱因斯坦那个时候，情况远远没有我们现在那么严重，但是他那时候对这个问题感触很深，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教育居然没有把人们的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主持人：你们觉得自己慢慢的好奇心在衰减吗？我总结一下周教授刚才的这个话啊，儿童提的问题属于哲学问题，青少年提的问题属于知识问题，到了我们中年以后的人提的问题只是技术问题。比如说这个电视机，这个按钮怎么开？我们就只能提这种问题了。
周国平：对，有道理。
周国平：好奇心这个问题，是判断一个人的智商、智力程度，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标准是他还有没有好奇心，你有再多的知识，如果你没有好奇心了，我觉得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这是一点，就是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的第一点，就是好奇心。
周国平：那么第二点，就是我开头说的头脑的认真，你有了好奇心了以后，你就要追问下去，你的好奇心如果保持下去的话，你就会认真，所谓认真就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到底是不是真理，一种知识，是不是真知，你一定要亲自去问它的根据，所以实际上，理性精神它是充满着怀疑精神的，就是凡是自己没有检验过的，我都存疑，我都不认为是真理，我要亲自去检验它的根据。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文化这种头脑的认真，应该说比西方的文化要差得多，你看西方哲学里面，知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什么叫知识论？就是那个人的知识形成的过程，是怎么形成的，他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要给你审查，到底有没有毛病，有没有漏洞。只有这样审查完了以后他才放心，说我们知识的基础是可靠的。知识论在那个西方哲学里面，从康德以来基本是一个重点，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是我们中国哲学，知识论是非常薄弱的，基本上你可以说没有什么知识论。就是在宋朝，宋明哲学的时候有一点知识论，讨论一些知识的问题，但是讨论的那些知识问题，他集中讨论什么呢，所谓知行关系问题，就是知识和你的行动，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为了实践的需要，而他这个知行关系里的知呢，还不是一般的知识，是指是德行之知，就是说道德知识。就是道德方面的一些道理，一些伦理学的道理，还不是真正指我们对外界世界的认识，这个含义上的知识，所以那个这种对知识论的不重视，我觉得实际上也是表明了一种理性、头脑认真的欠缺。
周国平：另外我觉得理性、头脑的认真还表现在热爱真理、学术独立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来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
周国平：布鲁诺是为了一个宇宙真理，我称之为，为了一个宇宙真理而牺牲的科学烈士。他完全是为了纯粹真理，我就是要坚持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宇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太阳系，我就是要坚持这么一个真理，因为这是我经过观察和研究得到的，但是他为了坚持这样一个真理，最后他被教会判了死刑，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
那我们中国也不会出现，很难出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为一个哲学真理，为一个人生真理而去牺牲的哲学烈士，我称他为一个为人生真理而牺牲的哲学烈士。我就觉得我们中国很少有这样的，就是我纯粹是为了一个真理，我为了坚持它，我不怕杀头，为之而牺牲，这样的事例很少，但是我们中国容易出那种为了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利益，一定的社会理想去牺牲，这样的革命烈士很多。
那么这是头脑的认真是科学精神的第二个要素。是第三个要素呢，你这么认真了是吧，你对世界，你有好奇心，你又有头脑认真，当你这个好奇心和这种认真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你就要去弄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对这个世界本身发生了好奇，要弄清楚世界的秘密，那么这实际上就是很多大物理学家们想做的事情，要对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要描绘一幅完整的图景，描绘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一种从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图画的一种渴望，实际上已经和哲学宗教联系在一起了，就不仅仅是科学了，所以爱因斯坦就称之为一种宇宙宗教感情，他认为大科学家，他们那个动机里面都有这样一种背景，就是所谓的宇宙宗教感情，要了解宇宙的秘密，要弄清楚宇宙的秘密，所以我想所有的大科学家实际上，他们都是怀着这样一种梦想，对世界做出一个完整的描述这样一种梦想，度过他们在实验室里面的日日夜夜的。这是第二个大问题，我认为人文精神的第二条，科学精神或者说那个理性。
周国平：第三点就是超越性，也就是广义的宗教精神。如果说我用那个头脑的认真，这一个概念来概括科学精神的话，那么宗教精神就可以概括为灵魂的认真。超越性和理性还是不一样的东西，理性是一种认识，对世界的认识。超越性它实际我觉得是对那个，它是对人生的，就是面向人生的，理性，它是一种经验范围的，就是说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我用理性思维的能力去把它整理，让它条理化得到一个认识。那么超越性，它往往是超出经验范围的。哲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超验，它是超出经验范围的，是经验范围里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我们人还是去追求这个答案，这是一种超越性，实际上最后指向都是指向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都是指向这个问题的。因为你想，从现象来看，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也是有生有死这么一个过程，人也是有一个肉体的身体，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人活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完成了这么一个生命过程，最后死亡了，那么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生命有什么意义。所以所谓超越性就是要为生命寻找一个意义，寻找一个比生命本身更高的意义，并不满足于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这就是超越性。我觉得宗教精神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是这么一个东西，并不在于你信什么教。刚才把科学精神分成那么三个要素，那么相应的宗教精神也可以分成三个要素。
周国平：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就是困惑，如果说科学精神开始于好奇心的话，那么宗教精神或者说人的灵魂生活就开始于困惑。人因为困惑，为了解脱这个困惑才会有觉悟，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的问题，才会有信仰。不光是哲学是这样，我觉得所有的宗教也是这样，宗教也是从困惑开始的。你看好了，所有的大宗教家，宗教的创始人，他们实际上都是从困惑开始的。释迦牟尼，他一开始就是看到了生老病死，感到人生没有意思，很空虚，这时候他就开始出家去探讨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人生，最后才创立了佛教，佛教，佛这个含义，佛，就是觉悟的意思。那么基督教实际上也是这样。我如果说佛教所寻求的是觉悟的话，那么基督教它所寻求的是信仰。我要给人生一个神圣的意义，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灵魂是不死的，尽管肉体会死亡，灵魂还会到天国，所以要信仰上帝。那么那些大的基督教的那些神学家，比如说圣奥古斯丁，不知道你们看过他的《忏悔录》没有，他里面就描写他青年时代是非常困惑。所以我想所有大的宗教家，他实际上都是开始于困惑的，没有困惑，就没有觉悟，就没有信仰。
周国平：第二个要素可以说是灵魂的认真，相对于头脑的认真是灵魂的认真。所谓灵魂的认真就是指在人生的根据问题上认真，我一定要去追问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终极的根据，是这样一种认真。
周国平：要自己来为自己寻求一种人生的信仰，来确定自己在世间安身立命的方式。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总体上，中国文化，我觉得中国文化在灵魂的认真上，也是比西方的文化要差。西方人在这个人生的根据问题上，比我们更认真。有一种说法说中国人生哲学非常发达，确实从量上来说，中国的哲学绝大部分都可以划到人生哲学这个范畴里面，都是探讨人生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从质上来说，从追问人生问题的深度上来说，我觉得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我觉得中国和西方的人生哲学，它们所追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生哲学它追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实际上西方哲学它很重视一个死亡的问题，像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说过，哲学就是预习死亡。那么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像柏拉图就往那个所谓的唯心主义的方向发展，认为有一个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而我们的灵魂都是从那儿来的，还要回到那儿去。这个东西实际上后来就跟那个，就是希伯来的那个旧约，圣经的旧约结合起来就变成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天国，他们之所以这样，这样来解决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是为了解决，因为有死亡，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最终极的意义。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它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但是中国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人怎么活，怎么样处世做人，怎么样处世做人，是问的这个问题。寻求的是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寻求的是这个。所以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的时候，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我说它本质上是伦理哲学，是道德，所以我觉得在深度上是有区别的。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区别，我自己的看法是认为，它根源于对死亡问题的不同看法，实际上西方哲学它不回避死亡，它去直面死亡，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国的哲学，尤其是儒学，它是回避死亡问题的。
周国平：中国哲学另外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形而上学，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很欠缺的。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对世界的本质，追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本来的含义。它是追问终极的东西，那么中国哲学里面形而上学是很弱的，不但我刚才说了知识论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形而上学也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应该说是尤其是儒学，儒家里面形而上学很薄弱的。另外中国没有本土的宗教，可能原因都可以从这个问题上来查，我就说都是灵魂的不认真造成的，灵魂不认真造成的。
周国平：另外我们不是很注重内在的灵魂生活、精神生活，你看西方有很多这样的精神圣徒，或者说精神探险家，他们可以为纯粹的精神性的问题痛苦不安，可以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但是我们就比较缺少这样的人，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这是我们的理想人格，所以我们在精神上比较容易安于现状，人生的模式容易比较雷同，那么这是超越性的第二点。超越性的第三点，就是在精神上，和宇宙的某种精神本质，某种宇宙的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这一点实际上就是跟科学精神的第三点已经是很相近的了，基本上最后都会殊途同归。你追问世界的问题，头脑认真也好，灵魂的认真，追问人生的问题也好，最后你走到最后，你都要走到这一步。你要对这个世界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没有一个精神本质，最后都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
周国平：我记得像柏拉图也说过，还有一个法国有个哲学家叫帕斯卡尔也说过这个意思，实际上他们都有所怀疑，就是说世界背后到底有没有精神本质呢？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呢？不知道。柏拉图说这是一种冒险，帕斯卡尔说这是一场赌博，他就说上帝可能存在，也可能也不存在，现在我把赌注下在存在这一面，如果上帝存在了呢，我赢了，我就完全赢了。如果上帝不存在呢，反正也不存在，结果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把赌注下在上帝存在这一面，我从这个立场出发来度过我的人生，我就有一种信念，我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有没有信仰、结果人生你最后你怎么安排人生，你怎么对待人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哪怕这个信念我无法证实，但是我需要它。
周国平：我刚才讲的三点归纳起来，我认为人文精神是什么呢？我就简单地说，就是说包括“人道主义”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包括宗教精神。那么这三种精神我用三句话来概括，一个是人的尊严，一个是头脑的认真，一个是灵魂的认真。所以我觉得“人文精神”就是说，一个人他活着，他要活得有尊严。同时他要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灵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灵魂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在那个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这样最根本的问题上，他能够自己做主，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我认为他就是有人文精神的。一个社会如果为这样的追求提供合适的环境，这个社会就是有人文精神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请大家批评。
主持人：关于“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其实最终的结论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认真两个字，认真两个字。那么关于认真两个字，我想周教授的思考，他已经不完全是在西方的这样一个，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的这样一个思想传统里，如果他仅仅在那个传统里头，我想他得不出认真这两个字来，他是在和我们中国的哲学精神，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对比之中，他才突然发现了，原来欧洲人过得比我们认真，欧洲人比我们过得认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文精神”和我们不一样。他的“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做人的方面，还是在做事情的方面，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在各个方面他就是坚守两个字，就是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