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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哲学与宗教双峰对峙，在人类的精神归宿、价值选择、思想方法乃至道德规范中，都俨然是神圣的主宰；在尼采、弗洛伊德、霭理士、金西、福柯前赴后继长达一百多年的冲击之下，两位大佬好不容易才给人的欲望挪出一角容身之地，连“三权分立”的份儿还没到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且一出手就要灭人家，恐怕不那么容易。也许，这倒有点符合我们眼下“正向法治过渡”的国情——且不管被告上诉、二审判决会说些什么，一审法官已经尽力，这就不错了！
二邵建：《事出刘文典》
眼见着心中偶像般的鲁迅授人以柄，而且人家的指责合情合理、中规中矩，总有些怅然若失。虽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应该是常识，但总还是希望深刻睿智如先生，是应该能把那些杂色和缺点掩得紧一点、压得深一些的。邵建的分析无情地把它们指了出来，而且坐实了“别人大敌当前，先生背后一刀”的行状，不禁为先生难过。我曾在刘军宁编的《自由主义与北大传统》一书中读到过罗隆基一些掷地有声、隔代回响的政论，对这位“大右派”是颇为心仪的；胡适更是名震华夏，在笃行民主、苦心营建方面为中国知识界树一典范。先生偏偏在这一方面与他们过不去，而且把战略原则的分歧，当成了势同水火的决绝，甚至以“动机不纯”责人，有点诛心而论的嫌疑。在邵建举证翔实、持论稳当的批评面前，我无力为先生辩，谨将我对当时情势和鲁迅风格的理解，婉陈如下，以期邵君谅察。
旧中国是一个弥天的暗夜，民族的命运是苦海中的航船。在历史命定的这一时刻，鲁迅以自己的激越、深沉、犀利和冷峻，成为了苦海中的灯塔；而胡适以自己的笃实、殷切、厚重和诚朴，扮演了航船上的水手。水手之职，当然志在引航；而灯塔之用，或许也能告示陆岸，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警示礁滩。倘那守望者焦灼于航船触礁的危险，偏又看出那舵手刚愎自用甚至志在营私，则其对所有帮忖者一概怒斥喝骂，有点慌不择言，大概是可以原谅的偏失吧？国民党的“党国”、“训政”，刚好就是这样一个“舵手”，而胡罗丁（文江）翁（文灏）一班“自由主义人士”，不免有点像懵里懵懂的水手，虽志在助人渡海，却忽略了那船早已偏离航向！他们的拳拳苦心究竟效用如何，历史早已作了结论，那么，鲁迅的斥骂或有过激，但那瞩远见深的睿智，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吗？责以方式的不当，我心悦诚服；但用什么“文人文字常有的怪戾的刀笔气和攻诘味”来编排鲁迅，并将其与“我以为胡罗文章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字”对照，邵君是否心怀偏爱而稍失公允了呢？
不错，对于在30年代的旧中国，向权贵们建言什么“人权”、“宪政”、“法治”，鲁迅确实是“不想弄明白”也“缺乏兴趣”的，但这其实是洞明世事、看破把戏之后的了悟。邵建说先生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资源”，林毓生却认为那是因为“鲁迅具备了思想和道德上的气度和胸怀……有意识地选择了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参见林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两相比较，我更服膺林说。邵文立论是很扎实的，将鲁迅的“批判”和胡罗的“建构”并列对比，也很发人深省，若再参以林说而慎贬先贤，回望历史而不放任好恶，是否会理解和佩服鲁迅的深刻，从而也不那么伤害我们对鲁迅先生的感情呢？
《闲读中西》 第一部分思想在河谷中的穿行（2）
先贤已矣，我辈惟有悬想。但这悬想中或多或少带着我们自己的偏好和时代的局限，也是常情。有此一虑，在指正前人过失的同时，报以必要的体察，也该是我们应有的情怀吧？对先贤如此，对时人亦然。即如眼下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两造常打笔仗，有时形同水火，在韩毓海、何清涟等人这一边，更好将火药调墨，弄得朱学勤、徐友渔们常显出忙于支绌的窘态，我看在眼里，心中也有些朦朦胧胧的想法。但平心而论，我认为“新左”的赤诚和热烈，恰如燃烧的朝霞；“新自”的沉潜和笃诚，则如明澄的天光——二者相映生辉，共同展示着中国新一轮民主历程的黎明。“新左”们如果不是忘情于圣洁火热的呼唤，便不是侠肝义胆的左派；“新自”们如果也在思考中只顾痛心疾首，那就必然远离了自由主义的要旨。如果这边能体察那边补苴罅漏的苦心，那边能支持这边吊民伐罪的义愤，则中国幸甚，我辈幸甚！以此遥测80年前的胡鲁之争，邵君能与我有同感么？
三沈兴漾：《现代性与“游戏”》
清晰的疏理，严谨的剖析；着眼于“游戏”与感性愉悦的联系，从人生意义沿着“神—理性人—感性人”的回归，挖掘出“游戏”一词狎戏庄严、入侵神圣这一后现代现象的深刻内涵。然后指出它的潜在危险，挑出它的“感性的取乐”和“虚浮不实”这“两种特质”，提醒人们对这日渐普及、几乎要无孔不入的“游戏”保持警惕，并尖锐地指出：这是“虚浮笼罩大地”的“另一种困顿”。
我却不这么看。
这涉及对“感性愉悦”的价值评判，涉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作者很谨慎，他只是反对用“游戏”来“规定我们的生活”，至于该用什么来规定，他缄口不言。但从他关于“重与轻的权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的陈述中，从他关于“生活就应……若即若离”的主张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与“感性愉悦”对峙的理性主义的影子。他强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强调“缺少约束与责任的‘轻’的生活也是相当煎熬人的”，更表明了他的价值取向。
不错，理性也是人生价值之一种，而且可以肯定，与感性相比，它通向着一种更有益于人类进步从而也更高尚、更厚重的境界，我们理应保持对它的虔敬和向往。但这样的虔敬和向往，正是植根于一种更深刻的期待：那些高尚和厚重，最后会落脚在“幸福的生活”上。而哲人们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幸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幸福感——还是那卑之无甚高论的“感性愉悦”——也就是说，在终极意义上，理性是第二位的。事实上，在经过了尼采的挑战和弗洛伊德的解剖之后，在经过了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工具化确认之后，在经过了皮亚杰和马斯洛对认识发生和行为动机的探索之后，尤其是在经过了后现代思想家们对人类理性的无情解构以后，“感性愉悦”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理性价值对于感性评判的依赖性，早已成为或明或暗的社会共识，成为不可阻遏的社会思潮了。
如果说这样的讨论太抽象，还可以容忍和开展百家争鸣的话，当我们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讨论具体的生命历程时，那结论应该是更加明确无误的。为“不饮盗泉”而忍渴，为“留取丹心照汗青”而献身，甚至为“受伤的爱”而终身不性，在今天都被认定是一种不智；当必须在苟勉的活和茫然的死之间作选择时，现代人更是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就是在盲目的快活和清醒的痛苦之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逃避后者。你可以批评这些选择的平庸和短视，但你无权漠视在作这种选择前所遭受的无法逃避的折磨、难以摆脱的逼促、违心而奉的扭曲，无权指责他们因此要在不可复制的人生中追逐快乐。当我们指责有太多的人在貌似潇洒地装酷玩世、嬉戏光阴，有太多的人在麻木不仁地勾心斗角、跟风流俗时，谁给他们指出了实实在在的庄严和物有所值的严肃，谁为他们提供了更高尚的选择和更可行的奋斗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用“游戏”而不是糟践和破坏，来对待许多不敢认真甚至无法进入的领域，踏踏实实地退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就已经相当可爱了！生命的意义不在生命之外，而理性刚好是站在生命之外对生命的审视，用理性检索出来的“意义”，也就并非生命的倚托。拿生命来否定意义，固然容易导致犬儒主义，衍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但一味拿意义来勒索生命，却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沈兴漾放过了这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使他专注地解剖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做出了一篇发人深省的好文章，并不无道理地表达了“个人主义的胜利将缔造‘轻’的生活”的担忧。而我读到的却是人们终于摆脱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在用“游戏”的自由挣脱命定的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游戏”一词的“普及”，是人性被历史特批的挑战，是生命在当前仅有的选择，是虚妄破产后大地新生的前奏……
四傅国涌：《秋瑾被杀害之后》
人间总有悲剧，悲剧的意义不同。有的冤沉大海，有的变成了“人血馒头”；有的却能“一石激起千层浪”，有的甚至直接成为历史的新起点、危机的导火索……
要预测历史趋势，可以看一场悲剧过后的社会反应——如果看客如云、人心似冰，则那些习以为常的悲剧，很可能只是一场浩劫的先兆；如果世论如刀，密如雨点般扎向那悲剧的制造者，则那些猝不及防的悲剧，或许也就是悲剧的谢幕。
1907年，“鉴湖女侠”秋瑾被害于绍兴，舆论鼎沸，声讨如潮，竟将奉办此案的官吏们追成丧家之犬，有的仕途中辍，有的称病辞职，有的成了过街老鼠抑郁而死，有的不堪良知煎熬自缢身亡……四年之后，清王朝覆灭。难怪本文作者将秋瑾死后这种舆论的反应，称为“那个黑暗岁月所看到的一线亮色”。
70年后，诉求真理的张志新惨死于沈阳，舆论静如覆盆；3年后沉冤布世，社会轻漾微澜，旋即哑默如初。时致今日，尚未听说有任何一位“办案人员”公开忏悔，甚至没听说有任何一位官员对此“承担责任”……
五何新华：《西方的复仇》
说的是满清王朝，对当下却足资警醒。
多年以来，我们的近代史都是这样写的：是殖民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制造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是鸦片贩子的鬼蜮伎俩，把我们害成了“东亚病夫”；是帝国主义的凶残掠夺，使清朝政府丧权辱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完全是诗书礼义的中华遭遇了西方“强盗文明”的结果，否则，“中国在明朝末年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完全可能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这些耳熟能详的“教科书历史”，流布之广，影响之深，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甚至已经成了当代中国社会“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闲读中西》 第一部分思想在河谷中的穿行（3）
年轻时读这样的“历史”，就曾经闪过一丝怀疑：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论断了“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吗，对中国近代史怎么就不管用呢？后来读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读萧功秦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和朱学勤的《从马戛尔尼访华谈起》，渐渐强化了这种怀疑。在这样的基础上，何新华的这篇文章，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这根“稻草”又是何其沉重啊！何文用丰富的史料，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三百多年前，中国对西方以朝贡体系中‘天朝’对‘蛮夷’的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开始；三百多年后，西方对中国又以条约体系中强国对弱国的另一种不平等关系来代替”——我们苦大仇深的“血泪账”，竟然是“西方的复仇”，是腐朽政府长期为非作歹的咎由自取！这以后的血光泪海，其实都只是因果报应的预约，只不过是由无罪的人民在为作孽的政府还债罢了。
这样的说法，恐怕要伤某些人的“民族感情”。为稳妥起见，我再做一次文抄公——“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先后制定过……规范西方人行为的各种章程，从西方人的饮食起居，直到性生活，事无巨细，悉数包括……中国人可以把私自入华的西洋商人作为匪徒全部剿灭，可以把西方派往中国的使节关进中国监狱，甚至去北京申冤的外国商人都会遭到被拘禁的命运。1787年曾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法国人拉佩鲁斯后来写到：‘人们在欧洲喝到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耻辱……’康有为在评价这一阶段的中西关系时，也认为‘当时之中国，何其倨也！’”
应该说，作者列举的这些历史事实，并不需要太复杂的搜寻；清政府那些“四查”、“五事”、“六条”、“八条”之类的“防夷章程”，历史学家们恐怕早就一清二楚。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要对此视而不见、讳莫如深，这样做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把对手漫画化、妖魔化，既解气，又煽情，最容易将灾难中的怨愤引向敌人，对于搞“同仇敌忾”一类的战时之需，确实很有用。但如果勾画得太起劲、煽惑得太忘情，把宣传的需要当成了客观的事实，甚至就拿它当“历史经验”一代代传将下去，那可就危险得很！如果大院里有这么一家人，开始时以邻为壑，甚至一概把别人看成“鬼子”；待到打不过了，又忙不迭地叩头作揖喊“大人”，然后关起门来自说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