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她们的共同希冀。让飘泊无依的歌妓、游女们找到好的归宿，这就是苏轼对她们最大的祝愿，为此他也做了持续不懈的努力。
佳人篇薄命佳人 颜色如花命如叶
说到这儿，我们必须提到苏轼名作之一《贺新郎》。这是一首屡让世人称赞，也每每让人如同猜谜的作品，主旨究竟表达什么，为谁而作，至少有五六种见解，可谓众说纷纭，弹讥四起①。由于下文还要专论，这里仅录该词的《序》：
余倅杭日，府僚湖中高会，群妓毕集，惟秀兰不来，营将督之再三，乃来。仆问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扣门声，急起询之，乃营将催督也。整妆趋命，不觉稍迟。”时府僚有属意于兰者，见其不来，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兰含泪力辩，而仆亦从旁冷语，阴为之解。府僚终不释然也。适榴花开盛，秀兰以一枝藉手献座中。府僚愈怒，责其不恭。秀兰进退无遽，但低首垂泪而己。仆乃作一曲，名《贺新郎》，令秀兰歌以侑觞，声容妙绝，府僚大悦，剧饮而罢。
这篇长序见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东坡词》，有人说这是根据宋人杨湜《古今词话》改写的，为此还有一系列是是非非，我们将辟专节评述。这里只想说明一点，从此序中，可以看到苏轼在尴尬的场合里，会极力为官妓解围，至少在宋人的传说中曾经如此。
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还有一首《薄命佳人》诗，显然在写歌妓。诗的原文是：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
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
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
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
诗中再次提起，这位美貌绝伦的佳人身着白衣，像仙子一般飘逸；她身为吴人，娇音软语，却没有涂脂抹粉，眼睛里闪烁着珠泪，这种凄楚和伤悲，又与前面所说的周韶极为接近。不过，无论这位歌妓是谁，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苏轼对她充满怜悯，同时又非常无奈。
“自古红颜多命薄”一语，道尽数千年来歌儿舞妓的悲惨命运。在苏轼之前，唐人也曾有过类似的歌诗：
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
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
——白居易《陵园妾》
每怜容貌宛如神，如何薄命不胜人？
——刘元淑《妾薄命》
十载来夫家，闺门无瑕玼。
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离。
——张籍《离妇》
白居易借宫女幽居、不得宠幸而抒发自己命运不济的哀怨；刘元淑写女子嫁给征夫，终日孤守空房；张籍则写女人因不能生育、从而被丈夫遗弃，三首诗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那个时代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悲剧。专写妓女的诗，则以韦庄的《伤灼灼》最为突出：
尝闻灼灼丽于花，云髻盘时未破瓜。
桃脸曼长横绿水，玉肌香腻透红纱。
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贵家。
流落锦江无人问，断魂飞作碧天涯。
韦庄在《伤灼灼》诗题下曾注道：“灼灼，蜀之丽人也。”这位谢却富家子弟之邀，宁愿流落锦江红尘的歌妓，最后命运就是天涯“断魂飞”。深谙前贤诗文和蜀川掌故的苏轼，在《薄命佳人》诗里吸取了以上诸诗的意蕴，却用“闭门春尽杨花落”一语，暗示这一佳人最后的出路：遁入空门，成了尼姑。南宋人周后来记载道：
煇在建康，于老尼处得东坡元祐间绫帕子，上所书《薄命佳人》诗，末两句全用草圣，笔势尤超逸。尼时年八十余矣。又于吕公经甫家见所书《伤春词》。
——《清波杂志》卷二《东坡八赋》
在《苏轼诗集》里，这首《薄命佳人》诗列于陪陈襄去吉祥寺看花诗之前，应是熙宁六年（1073）春天作。显然，这位“佳人”当时已经出家为尼。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在元祐四年（1089）重来杭州当太守时，居然为那“老尼”重题旧诗，可见他们之间的交往非同一般，甚至可以说，二人深有情谊。
周在《清波杂志》中说他所见到的另一首《伤春词》，是苏轼为友人吕文甫的亡妻安氏写的，也很值得一提。吕文甫丧妻后，终日“念之不忘，思有以为不朽之托”，才请东坡先生题词。《伤春词》是楚辞体，苏轼在其中写下这样语句：
佳人与岁皆逝兮，岁既复而不返。
付新春于居者兮，独安适而愈远。
……
风泛泛而微度兮，日迟迟而愈妍。
眇飞絮之无穷兮，烂夭桃之欲燃。
燕哓哓而稚娇兮，鸠谷谷其老怨。
蝶群飞而相值兮，蜂抱蕊而更欢。
善万物之得时兮，痛伊人之罹此冤。
……
求余文以写哀兮，余亦怆恨而不能言！
——《苏轼文集》卷六十八《伤春词并引》
这篇辞赋写于元祐年间，东坡当时已是朝廷要员。吕文甫并不出名，职位更是无关紧要的虞部郎官，但东坡为其真情所动，伤春之词，发自肺腑，一如悼念自己的亲人。在风和日丽、蜂戏蝶闹的春天，东坡见到“万物得时”，惟独一个好女子命归黄泉，他为之伤悲，竟到了“怆恨而不能言”的地步，安氏女子在天之灵若是有知，也当为获“不朽之文”而涟涟落泪。东坡对女性之尊重，易为至情所感染，以致如此。
值得深思的还在于，上面所展现的众多“佳人”，既有家居寻常的良家女子，也有沦落妓籍的风尘歌妓，苏轼对她们一视同仁，毫无偏见，在他的心里，女人就是美的化身，她们弱小、幼嫩、纯洁，一旦身遇不测，就值得为之哀歌、为之伤悲……
佳人篇怜香惜玉 打开金笼放雪衣
既然苏轼对身边的“薄命佳人”如此同情，如此关爱，那他何不尽其所能，帮她们脱离苦海？
苏轼一直在做这件事，不仅尽力而为，而且做得有声有色。
在杭州通判任上，有一次太守陈襄外出巡视，苏轼受命代理知州。在短短的五天之内，他做了一件大事。他的好友赵德麟记载道：
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东坡先生适是邦，阙守权摄。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状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复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侯鲭录》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则说，“九尾野狐”是胡楚，后一“名娼”便是周韶：“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看来苏轼很讲究策略，他不能乘太守不在之际，将他最喜欢的“角儿”放走，以免闹得大家不快。然而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此事。这年春天，德高望重的婺州太守苏颂前来访问，苏轼便请他在陈襄面前替周韶说情，《侯鲭录》还有如下记载：
东坡一帖云：杭妓周韶、胡楚、龙靓，皆有诗名。（周）韶好蓄奇茗，尝与蔡君谟斗茗胜之。苏子容（颂）过杭，太守陈述古饮之，召（周）韶佐酒。（周）韶因子容求落籍。子容指帘间白鹦鹉曰：“可作一绝。”（周）韶援笔云：“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时（周）韶有服，衣白。一座笑赏。述古遵令落籍。
这里的周韶“有服，衣白”，即说她丧服在身，还要陪酒、作乐。由此可知，《薄命佳人》诗中的“故将白练作仙衣”，无疑就是周韶；而周韶诗的结句“长念观音般若经”，正是《薄命佳人》诗尾“闭门春尽杨花落”的注脚。所幸在苏轼和苏颂的配合下，周韶最终如愿以偿，脱离妓籍，跨进佛门，找到一个宁静的归宿。
这段佚事极具真实性，因为我们在苏轼其他诗文里，可以找到太守陈襄无奈地“开笼放雪衣”的例证。熙宁七年（1074）春天，苏轼奉命去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赈灾，他在《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之二里，再度提到此事：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人非。
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
所谓“金笼放雪衣”，有两个故事：佛教劝人放生，常以“放鸽”为喻①。据《谭宾录》载，天宝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将岭南进贡的白鹦鹉称为“雪衣女”；《倦游录》则说，达官贵人生日，常将笼中燕雀、鸽子放出，以求增寿②，这是文人雅士们的话题。与此同时，陕西汉中及四川一带，民间把某个男人将身边的女人放出去赚钱，也戏称为“放鸽子③”。既熟悉陕西、四川民情，又熟知历史掌故的苏轼生怕陈襄误解，便在这首诗后面特意注道：“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苏诗补注》的作者一眼便看穿此事，他解读道：“此不欲明言，而托之放鸽，文字之狡狯也。”
陈襄也是通达之士，他接到此诗，颇为释然，立即和了一首寄回：
春阴漠漠燕飞飞，可惜春光与子违。
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
缑笙一阕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
犹忆去年题别处，鸟啼花落客沾衣。
——《和子瞻沿牒京口忆西湖寒食出游见寄二首》之二
由此可见，周韶脱籍，时间在熙宁六年寒食之际；苏轼和苏颂当时都颇动情，因此陈襄才说“犹忆去年题别处，鸟啼花落客沾衣”。
自从有了周韶被放之事，“金笼放鸽”就成了将身边的美女自由放飞的隐语，后来宋人有“金笼放鸽徒夸谢，静外乾坤分外宽④”之诗，元人复有“金笼放鸽，年年飞絮时节⑤”之词，到了清人小说里，经常见到这样的描述：“就是在街上撞见，也不去打一眼，生怕又是放鸽儿的⑥”，或者说“杨氏等既感开笼放鸽，又恋着受恩深处，不忍遽离⑦”，都是从东坡居士这里学去的创意。至今江浙一带，仍将某男故意将身边的漂亮女人放出去卖身赚钱（或实施性贿赂），称作“放白鸽”，陕西、四川一带则还叫“放鸽子”。
后来不论是为官各地，还是被贬流放，苏轼凡是遇到官妓要求从良，都会尽力相助。元丰七年（1084）四月，他自黄州量移汝州，沿江东下，路过润州时，曾一次解脱过两个不幸的女子。请看下面他的《减字木兰花》词：
郑容好客，容我楼前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
高山白早，莹骨球肌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原来这首词，每一句起始之字联起来读，便是“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郑容与高莹，都是润州官妓。
宋人孙宗鉴的《东皋杂录》，曾作这番详细描述：
东坡自钱塘被召，过京口，林子中（林希，苏轼同年进士）作守，郡有会，坐中营妓出牒，郑容求落籍，高莹求从良，子中命呈东坡。坡索笔为《减字木兰花》……
《东皋杂录》认为这首词为苏轼在元祐年间为杭州太守、离任赴京时作，其实这词原题为《别润州守许仲》，为元丰七年苏轼被贬时期的作品①。一介贬官，仍为歌妓尽力说词，悲悯之心、救助之意，让人为之感佩。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的记载，则更生动：
（东）坡昔寓京口，官妓郑容、高莹二人尝侍宴，（东）坡喜之，二妓间请于（东）坡，欲为脱籍。（东）坡许之，而终不为言。及临别，二妓复之船所恳之。（东）坡曰：“尔但持我此词以往，太守一见，便知其意。”盖是“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也。此老真尔狡狯耶？！
佳人篇难脱香泽 霞苞露荷放船儿
苏轼在杭州始学作词，而且得到老词人张先的指点，这一点他本人从不忌讳。张先去世时，苏轼正在密州当太守。他在《祭张子野文》中真诚地说：
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欢欣忘年，脱略苛细。
司马迁在《史记·孟轲传》中记载：燕昭王在延揽邹衍为师时说：“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此中“拥彗”（手持扫帚，打扫庭除），便是充当弟子之意。张先年长苏轼四十七岁，比老苏先生还早生二十年，二人确属“忘年”之交，“脱略苛细”四字，则指张先对苏轼初学作词时曾加以修改润色，字斟句酌，协韵衡律，非常精细。
后人评价苏轼词作，总以“豪放”一概论之，最具代表性的，莫过宋人胡寅之论断：
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酒边词序》，又载《古今词话·词评》上卷
这句评语，若专指东坡豪放词，确属不易之论；如用它来统括东坡全部词作，则可谓只见树木，未见森林。
其实苏轼刚学作词时，同样未离“绮罗香泽”，即便后来，婉约柔媚之作仍占多数。词又称曲子词，从它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是用来欢宴侑酒、抒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花间集》序中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便对词有别于诗的特性作了最好的描绘。如上所述，苏轼之所以在杭州才开始作词，就因从政之余，常预歌宴，游览湖山，多携歌妓有关。歌词既是写给娇媚的歌妓们唱的，就势必不离花前月下、男欢女爱，甚至与其学词之师张先的艳词非常接近。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先看一下张先的《踏莎行》：
波湛横眸，霞分腻脸。
盈盈笑语笼香靥。
有情未结凤楼欢，
无憀爱把歌眉敛。
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