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费呀，教研室主任费呀，超钟点费呀……以及从校办工厂的收入中分得一点福利费，归里包堆——北京市民时下的俗话叫“乱七八糟加起来”，终究也没有多少，绝对比不了个体户，更比不了大商人。但是，莫要“笑贫不笑娼”啊，对吧？……
喝了大半杯香槟，你觉得自己的口舌变得油滑了，看见胥保罗一颗灰白头发包住的头颅在微微地点动。
“……不要写《古拉格群岛》那样的玩意儿！”美国人年先生捏着装香槟的倒伞形阔口玻璃杯，用一种指导性的口气对你说。“你看，现在苏联和东欧，官方自己已经把什么都公布出来了，还用作家去写吗？你写，能超过官方自己公布的材料吗？你写不赢的！”
没想到本应“在商会商”的年先生，竟有此种“在商会文”的雅兴和颇为不俗的见解。
哑然。
咖啡送上来了。
9
同年先生和胥保罗分手后，你决定一路散步着走回家去。
一边顺着王府大街往北边走，一边想：不要写什么？要写什么？怎么连年虔祈先生这位美国商人也来加以指导？这样那样的好意指导实在是太多了……
四牌楼 第七章（9）
实在的，当年你竟然在年虔祈面前对他说，你要写一本书，一本叫《阿姐》的书，你为什么要那么想、那么说？直到今天你也猜不透……
但是你终于成为一个作家，一路写下来了。你要什么？不要什么？该怎样写？不该怎样写？
你有要的，有不要的，有不知道要还是不要的……
你心中有一个定数，变的是展现形式，如2＋2、22、（1＋1）×2、8÷2、
X…4=0……终究变不出那个定数4去，该怎样，不该怎样，你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终究总是你……
最要紧的是你不但想写，而且能写；你对自己说，想写能写，那就别犹豫，继续往下写吧！
这么想着，走着，你就渐渐走进了童年时代曾经居住过的那条胡同……
四牌楼 第八章
四牌楼 第八章（1）
1
二十多年没穿过这条胡同了。
变化不是很大。
夹道的槐树似乎也并没有变粗。想来是童年时我人细，那时的槐树望去便觉很粗。现在我人粗了，槐树虽已增加许多年轮，我望去感觉上却持平。不过槐树是更高了。两边枝叶的密合度更稠了，阳光透过槐树的绿冠丝丝缕缕地泻下来，自行车响着清脆的铃声从身后驶来又擦身而过，白发苍苍的老大妈提着菜篮缓缓地迎面而来。谁家院门边，把门的槐树枝桠上吊着鸟笼，鸟主人——一位干瘦的老大爷坐在小竹椅上，不是仰靠椅背而是直腰垂头地打着瞌睡，椅子边搁着一只沏好花茶的、缠着玻璃丝套子的果酱瓶……
我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童年时代。
不过我不愿意回忆。回忆是个讨厌的东西。我爱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忘却。忘却长得很丑，是个麻子，但麻子其实就是个筛子，他能帮我们恰到好处地筛下那些不必记忆的东西，只留下甜蜜、自豪与无所谓。人不嫌友丑。我拥抱筛子。
……渐渐走拢胡同口，忽然发现一些赤膊男子在施工，一位不赤膊的男子似乎在指挥他们，或者在训斥他们，而三三两两的路人或胡同里的邻居在一旁观望。我走近一看，看出是在修一个存放小轿车的车库，不消说，那是一座新翻修过的小院的组成部分。
我也站住围观，顺便问身边一位老大爷：“哪位首长的宅子？”
“首长？”老大爷白了我一眼，告诉我说。“首长没有自个儿来监工的！是甘木匠的老七，搞个体大发了，烧包儿，摆谱哩！”
甘七？
对，甘木匠，他生了一大堆子女，不仅有甘七，那以后还有甘八、甘九……
我仔细端详那甘七，吃了一惊，活脱脱就是当年的甘木匠啊！只是，当年的甘木匠不曾穿过他那样的T恤；我不由得走上前去，我看出那T恤胸袋上有带双叶的花朵商标。啊，那是法国的大名牌“梦特娇”，倘非水货，那么起码值数百元人民币；他腰上的皮带，金灿灿的金属带头上有兔头标志，那是美国的大名牌“花花公子”，看来当然是正宗货，那就也起码值二三百元人民币……
甘七见我朝他走近，拧着眉毛，警惕地望着我。我则友好地朝他打招呼：“小七！”
甘七退了一步，斜眼上下打量我，问：“你哪位？”
“我当年也住这胡同，咱们两家是邻居啊！你那时候还小，我也不大……我小学时候跟你大姐是同班同学……”
“我大姐？”甘七仍旧很不放心地盯着我，他似乎并不存在过什么大姐。他完全是质问的口吻：“什么大姐？她叫什么？……”
“你大姐不是叫甘福云么？”我热切地说，“那时候她净背着你抱着你，你怎么忘了？”
我期待着他那僵硬的面容软融下来，企盼着他眼中漾出记忆的波环，乃至泛出晶莹的泪花，然而，显然他同那位名叫忘却的朋友关系更瓷，忘却给予他的筛子上简直全是碗大的筛孔，他简直想不起谁曾经有过甘福云这样一个名字……
我在甘七和周围人们诧异的目光中突然抽身离去，我快步走出那条胡同，后悔自己不该一时兴起重新去穿过它那幽长的身躯。然而，我那忘却朋友却突然细密了他的筛网，使我心上有些不算沉重也不算粗大的记忆，滚动在筛网上却怎么也跌落不下，毛毛碜碜的好生难过……
2
整个50年代，我家都住在那条胡同的35号大院里。那时候，35号大院是部里的几大宿舍院落之一。
那是很大的一所院落。估计在晚清的时候筑成，并非贵族的宅院，所以院门并不堂皇，里面也不按皇家厘定的格局建造。据传是一位富商的私宅，原籍江南，所以除了垂花门以内的四合院，以及围绕那内四合院的若干小偏院和代替院墙的浅进身房舍外，靠东边一大片还有仿江南样式的不算太小的花园，花园里原有太湖石堆砌的小山、月洞门、之形走廊和小轩舍；又据说日本鬼子占据北京时，宅主逃往南方，这院落成为了日本占领军的一所特务机构，因而到我们住进去时，院内的装饰性建筑和花木已被破坏得所剩无多，那花园部分尤其已失去原有光彩，稍能令人有愉快感的，只剩月洞门和一株极大的马樱花树。那马樱花树盛夏时如一柄巨伞，投下大片的阴凉，并且开出一茬又一茬芬芳的马樱花来。开败的马樱花落到地上，并不即刻枯萎，拾起来凑成一把，搁到鼻子底下用那丝状花瓣摩擦鼻孔，可以使你接连打出好些个很香的喷嚏来。
那时部里没有冗员，住进宿舍大院的职工个个生龙活虎，各司其职，不过都是拉家带口的，单身职工另有宿舍，不入此院。那时候似乎并无房荒的问题，那宿舍大院有好几年都并未住满，对入住的职工，总务处大概也有什么级别给什么待遇的某些规定，但大家似乎都采取了够住就行的入住原则，因为刚从供给制转换为薪金制，本来并不多的房租，对一些家里人口多、负担重的职工来说，便成了须精打细算、尽量节省的一项开支。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当今北京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本来可以住三间或四间房的家庭，他自己却只要一间或两间房住，为的是少付房租。
四牌楼 第八章（2）
我父亲算是解放前与地下党合作的进步职员，解放后从重庆调到北京这个国家机关得到信任和重用，父亲当时也不过40出头，已是行政十一级的副局级干部，但我们当时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哥已参军、二哥已在东北工作外，其余三人都仍在上学，所以父亲没要总务处安排的内四合院中的五间北房，而主动要了月洞门中原作书房用的三间西房，那时候不讲究什么家具摆设，别说组合柜、沙发没有，记得我阿姐新缝出一件布拉吉，想照镜子看看效果，都是跑到内四合院别人家，借人家大立柜的穿衣镜去满足那简单的欲望的。当然，50年代中期后，我家总算添置了从旧货店买来的大立柜和旧沙发，那是后话。
我家住的那个月洞门里的花园小院，马樱花树的那边，有两间比较低矮的房舍，原是阔人家抚琴清心的小小轩舍，部里作了宿舍用后，将破败的轩舍翻盖成了两间水泥瓦顶的小小平房。那时候，部里的木匠师傅甘大全便自愿选择了那两间平房作为他家的居室。当时，他和老婆以外，已生有七个子女，但他同我父母一样，觉得自己选择的房舍足够一家之用，并且房租上也节约些。我去过他家，回忆起来，似乎也并不怎样的拥挤——外间屋，一个大通铺，睡六位子女，空出来的地方，一张大炕桌，一架碗柜，一些小椅子、小板凳，足可供全家用餐和上学的子女做功课；倘在夏日，用餐都挪到院中马樱花树下，那么，那外间屋便有一半是空的；里间屋，一个大通铺是甘木匠夫妇带着幼子睡觉的地方。另外有一只甘木匠打出来的农村式大躺柜，全家的细软可以尽收于内，你想像一下，便可以明白，甘木匠当时何以并不觉得租用那两间平房有什么委屈之感。
人的空间感和空间占有欲，确是随着时代变化的。
3
我那时觉得甘木匠是一座塔。其实当年的甘木匠还不到40岁，我却以为他是位老大爷。也许甘木匠身高不过只有一米七几，我印象中的他那是必须仰望的。他总胡子拉碴的，不仅是络腮胡，有时候，他那微凹的腮窝上也布满长长的胡须，如果他剃一点胡须，那就只剃腮上的部分；他一年四季里除了冬季，似乎三季里上身都仅穿一件中式的无袖无领的白布小褂，前后两部分中间只用若干布条相连，前面用中式纽襻系合；他的胳膊似乎特别长，稍一弯曲，上膊的肱二头肌便鼓起老高，仿佛皮下蜷伏着一只松鼠；尽管他总在露天里干活，但他皮肤不黑，甚至相当白净。有时候他看上去皮肤发黄发暗，我妈妈看见就说甘木匠又病了，准给他送药去。
我妈妈弄得清他那一串子女谁比谁大，谁是哥哥谁是妹妹，我却只清楚老大是个姑娘，叫甘福云。因为我俩在小学一直同班，而且常常在排座位时排成同桌——很长时间里，我的身高总与她持平；甘福云比我大一岁，我妈妈告诉我的，对此我很不服气，但这件事是不能通过，比如说发奋或竞争加以改变的，对此我只能抱恨终生。
和甘福云同座是很倒霉的。往往已经开始上头一节课，她却还没到校，老师看见我旁边的座位空着，便会望着我问：“甘福云呢？她怎么又没来？”
我便大胆地同老师对视，一脸“问得着我吗？！”的抗议表情。可是老师知道我家和甘家是近邻，所以有时候便毫不留情地把我叫起来问：“蒋盈海，甘福云怎么没来上学？”我便“腾”地站起来，腰板挺得笔直，故意先说一声：“我知道——”然后话音一转，慢条斯理地说：“我知道我自个儿一早上没见着过她的影儿……”同学们便嗤嗤发笑，老师便挥手让我坐下并让大家安静，而这时候往往甘福云恰巧汗津津地迈入教室。于是同学们便不用组织地来了一个哄堂，其中我的笑声一定最尖最响并且持续最久。
开头，我确实没有探究过甘福云为什么迟到，后来，我发现了那一秘密——我们胡同中段，当年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工厂，生产什么的，已不复记忆，但它有一个挺大的锅炉房，每天早上，值班的工人要把头天封的火扒开，从后门用小推车推出几车煤渣来，那些煤渣往往还冒着烟，有些未燃尽的煤块还亮着红光。煤渣刚一倒完，后门刚一关上，便有不少拾煤渣的孩子，蜂拥上去抢拾还可再燃的煤渣。有一天，我上学出发得比往日早，路过那里时，发现冲上去拾煤渣的孩子里，最勇最鲁的一位，便是我的同桌甘福云。原来她几乎每天都来做这件事，拾完一满筐煤渣，她便把煤渣筐送回家，然后再去上学。因为那工厂的锅炉工并不能准时清渣倒渣，有时倒得晚，甘福云拾完煤渣再上学，自然便会迟到。
我知道甘福云为什么会迟到以后，之所以仍不向老师揭发原委，是因为我不愿意让老师和班上同学知道我们部里的宿舍大院中有拾煤渣的人，尤其是跟我同住大院中一个小院的邻居，竟然天天早上拾煤渣，这说出去太让我脸上无光。
四牌楼 第八章（3）
可是有一天，甘福云不仅又一次迟到，还自己暴露出了她的秘密。她那天不知为什么没有把拾到的一筐煤渣送回家去，就到学校来了。她把一筐煤渣搁在了教室门口，喊了声：“报告！”老师停下讲课，准许她进教室后，她在众目睽睽下背着书包走进了教室，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她右手拿着一个拾煤渣的工具，是她父亲为她制作的一个木柄上安装着五根粗铁丝弯成的笊篱状叉子。大概我又是头一个发出响亮笑声的人，整个教室中又是一个满满当当的哄堂，把站在前面讲小数点乘法的老师气得脸色煞白。他没有让甘福云坐下，而是让她站在座位上，厉声地质问她：“你怎么回事？你提的那是什么东西？不许把玩具带进教室来，你懂吗？”
甘福云微仰着脸，一双小眼睛坦然地望着老师，从容地回答说：“老师，这不是玩具，这是干活用的！”
教师以为她是蓄意顶撞，越发声色俱厉起来，批评她说：“干什么活？！这儿是教室，只许带书包，带书本文具，你那是什么东西？像是把叉子，你用那东西干什么活？”
甘福云便回答说：“这是拾煤渣用的。我把煤渣筐搁教室外头了，这把叉子我怕丢了，所以拿进来了。”
同学们忍不住又来了个哄堂。我笑得喘不过气来，心想，你那拾煤渣的玩意儿，送给谁，谁要呢？你还怕丢了它！哈哈哈……
老师气得用粉笔擦使劲敲讲台，待我们笑声终于平息，又厉声问甘福云：“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送回家去？你干吗要把它们带到学校？”
甘福去仍旧从从容容地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