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他终于在阜成门外的一个什么旮旯里找到了利玛窦墓。我母亲问他风景究竟如何？他说有一块碑，他见到了。
父亲望望他，不问什么也不说什么。后来七舅舅和七舅母回上海了，我听父亲向母亲议论七舅舅说：“他那个人呀，连利玛窦墓那样的小风景也不放过，可他根本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哪里品得出滋味来？他是急匆匆地把旅游图和指南书上提到的地方都转上一圈，满足于到此一游罢了。比如利玛窦，他究竟知道这位意大利传教士多少事迹呢？”母亲夫唱妇随地说：“是呀！不光逛风景如此，就说看戏吧，他是什么戏都要看，可他连好戏孬戏都分不清，好的也不见他感动喝彩，孬的也不见他厌烦皱眉……”
七舅舅来京时，的确几乎天天晚上吃完晚饭便赶往戏园子看戏。话剧对于他来说不算“戏”，他只看古装戏曲。我父亲陪他看过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我小哥陪他看过程派青衣赵荣琛的《荒山泪》，我母亲和七舅母陪他看的场次就更多了，我总是闹着要跟七舅舅去看戏，多半是让母亲强行留下，让我在家温书，但总算也看了一些。七舅舅好看戏，但并不懂戏。京剧、昆曲、河北梆子、蹦蹦儿戏（就是评剧）、曲剧（当时刚刚形成）以及恰逢进京演出的汉剧、豫剧、赣剧、花鼓戏……他都一视同仁而并无偏爱。一流剧团大名角儿演的戏和末流剧团四流演员演的戏，他都一样地坐在位子上不知是同样地认作享受还是同样地当作消磨时间。记得有一回我同母亲陪他和七舅母看一出场面瘟得不行的梆子戏，一位嗓音沙哑的小生在纸片搭成的“望乡台”布景上唱个没完，我打完个瞌睡，一睁眼，那小生还在唱；再打完个瞌睡，再睁眼，还在唱！但我斜眼一看旁边的七舅舅，他坐姿不变，但双眼合拢，他不仅在打瞌睡，而且还在均匀地打鼾。显然他比我更难享受那小生的绵长咏唱，但散戏以后，登上三轮（那时七舅舅出游及上戏园子多半雇三轮），搂着我坐定，七舅舅却悠悠地自言自语一声道：“唱得好啊！”
四牌楼 第十二章（2）
4
我和七舅舅交往不多。刚才讲了，他和七舅母住在上海，而我40年来一直住在北京。七舅舅也很少成为我父亲和母亲谈及的话题。但七舅舅毕竟是我三亲六眷中的一员，所以等我上到大学以至工作以后，零零碎碎也就知道了七舅舅不少情况。据说七舅舅的医术非常高明，在上海牙科界中坐头几把交椅，解放后头一回评定工资他就挣200多块人民币，这样的工资直到十几年前听来还是令人咋舌的。他和七舅母没有子女，因此他们的生活相当的富裕。自50年代末他就不轻易直接给患者治牙了，而是悉心地培养徒弟，他的徒弟总是同他建立起一种类似父子至少是类似叔侄的亲昵关系。有几位干脆就拜他为干爹。他的每一位徒弟后来都成了有口皆碑的好牙医。据说上海的高级干部、社会名流都经常指名道姓要他的徒弟给治牙镶牙，倘若他亲自出马，则更觉荣幸而放心；他和他的徒弟们还有两点广泛地为人称道，一是对普通的市民患者与对上述人士的态度绝无差别，二是绝不靠医术谋求额外的好处，小礼品有时收下一点是因为不收似乎过于绝情，贵重礼品则坚辞不收。
七舅舅在上海治牙以外的时间，据说大多用在两件事上，一是吃馆子，一是进戏园子。他终于吃成了一个圆滚滚的大胖子，但始终没有看戏看成一个行家。他吃东西绝不忌口，各种风味各种菜肴他都乐于品尝，并且还亲自在家里同七舅母一起自制水豆豉和豆豉，这是两种我们家乡的家常佐餐食品。制作过程中都要刻意让黄豆瓣长上霉菌，按说他们两位大夫应该最忌讳这种食品，但他们几乎是无一日不食这类东西，还有糟蛋、腌肉、熏鱼等等。说来也怪，他们吃了一辈子时下保健书中谆谆告诫不宜食用的这类含有“致癌物质”的食物，却都没有患上癌症。
上海这地方说实在的除了吃馆子进戏园子以外，也就只能是逛商店，风景真是没什么风景，于是七舅舅七舅母逢到休假期间，照例是走出上海去逛风景，他早在60年代初就自费乘飞机游过海南岛，以那个时代的总体风气及他胖大的身体而言，真不可不称之为壮举。据说他每去过一处就在他保留的旅游地图及旅游指南书上在该处画上一个圆圈，颇有某类高级干部圈阅文件的架势——永远只是画圈，而并无一字一句的批语。
5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得到的信息都说明七舅舅是个绝对不问政治的人。过往北京的亲友们，特别是我这一辈的，常常传说一些关于七舅舅的笑话，比如他家中虽然既订有《解放日报》又订有《文汇报》还加上《新民晚报》，但这绝不是因为他对时事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兴趣（很长时期里这些报纸的时事报道是大同小异乃至于完全相同的，最关心时事的人也订一份足矣），而是因为这些报纸的广告栏中戏曲演出的广告常可互为补充，如有一两份报纸因故未登完全，则另一份报纸上必可钩沉，便于他遍看诸戏。上海最常演出的戏曲是越剧和沪剧，尽管七舅舅始终不会说江浙话并且不能完全听懂上海方言，但他面对越剧和沪剧的演出，仍能甘之如饴。
有一则轶闻大约过分夸张，属演义性质，但听完细想，倒也恰能传神。据说60年代初，大约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中苏两党的分歧已通过报上刊登的“公开信”暴露于世。有一天七舅舅在饭桌上听到外甥女或者某徒弟——他几乎每餐总要留亲友乃至偶然造访的不甚相干的人吃饭——大声议论时事，不禁难得地开口问道：“怎么？苏联把专家都撤走了么？”惹得其他人——包括七舅母——都面面相觑，老天爷！他怎么才知道！都撤了一两年了！大家争先恐后、你一嘴我一嘴地向他灌输了一番，他表情如故，轻松而闲适地吃饭，也不知道他听进了多少大家讲的政治时事。
6
“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来临时，我惊吓成了一只傻鸭。但到1966年秋后，因为出现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我所在学校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以及第一茬“革委会”相继被“造反派”轰垮。而“造反派”又很快分裂，故而出现了一种绝对混乱的局面，绝对的混乱造成了权力真空，因而大家都反倒松了一口气，适逢“革命大串联”之风兴起，因此我也便裹挟在“大串联”的旋风里，挤进了沙丁鱼罐头般的硬座车厢，钻到座椅下躺了二十几个小时，串联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自然要去看望七舅舅和七舅母。按地址前往时，心中不禁惶然。我平时并不同他们通信，依北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准而言，七舅舅很可能被指认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真不知我能否顺利地看到他。他和七舅母住在离市中心并不太远的近郊新居民区中。我竟很顺利地找到了他们的住处，并很顺利地见到了他们二位。
四牌楼 第十二章（3）
七舅舅和七舅母大约属于上海市民中最早住进单元楼房的幸运儿。他们的住房宽敞而整洁。七舅母见到我是“惊呼热中肠”，七舅舅呢，却淡淡的，仿佛我们不是十多年未见，而是昨天才刚刚见过。我见他们的家具摆设十分质朴，问他们是不是因为“破四旧”时把那些碍眼的东西破掉了。正巧六娘的女儿瑶表妹住在他们那里，遂告诉我，他们这里原来也并无什么称得上“四旧”的东西。我在那里住了几天，渐渐知道多年来七舅舅七舅母就是那么过的。他们过得很舒服很实惠，应有的尽有，但避免一切多余的“符号”。比如他们的床虽是宽大的席梦思床，但床栏绝无新奇的样式与装饰，铺的床单、枕巾、枕套以及罩单，质地优良但一律素色或仅有条纹或格子，没有一点花朵或其他的图案；沙发坐上去很舒服，但式样单调而古板；墙上不挂任何照片、图画或装饰品，没有花瓶及其他任何纯装饰性的摆设；暖水瓶有好几个，但也都是素色外壳的；走进卫生间，所有的毛巾也都是没有图案的；书架上除了医学书和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没有任何一种文艺作品；七舅舅的那些旅游图和旅游指南其实算不得什么“四旧”，但“文革”一起来都当废纸卖掉了。瑶表妹端起一口大瓷茶壶给我看，笑着说：“惟一有点‘四旧’的就是这只壶，是六娘给七舅舅他们买的，上头原来有牛郎织女渡鹊桥的图画，可是我拿张白纸往这上面一糊，就连这点‘四旧’也没有了。‘红卫兵’也来查过，连他们都说：‘呀，没想到这家人真连一点‘四旧’都没有！’……”再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七舅舅连旧照片也一张未保存过，打开他的衣橱，也找不到西服、领带，他都是中山装——当然质地都很好，但样式绝无问题，衬衫都是白的；他也不爱穿皮鞋，有的是一大堆旧的、半旧的和新的布鞋。
瑶表妹见到我兴奋不已，不住地问北京方面的这个那个，打探小道消息，同时也不停地告诉我上海方面的这个那个，散布许多的传闻。七舅母偶尔插进来问一句说两句，七舅舅却既不问也不说这类时事，只简单地问问我父母的身体，特别是牙齿的状况。
“文革”使得七舅舅无古装戏可看，并且也无法外出游山逛水，连上饭馆大吃大喝也受到抑制，但他依然有着他的乐趣——就是在家里自己烧菜自己吃。“文革”毕竟革不到餐桌上来，反正七舅舅有钱，只要一早挽着菜篮子上菜市上耐心地一转，他家餐桌上的鸡鸭鱼肉便川流不息，他烧的菜比七舅母烧的还要可口。我住在他那里“串联”的十多天里，就吃到他的拿手菜红焖肘子、红烧狮子头、麻婆豆腐、白斩鸡、樟茶鸭子，以及椒盐田鸡腿、怪味田螺、清炖乳鸽等以往我从未吃过的东西。因为他品尝的经验十分丰富，所以他烧菜的路数不拘一格，并且常常按自己的爱好加以发挥创造。我说肥猪肉简直没法儿吃，他不是像我母亲那样，以“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来压服我：“饿你几天，你就要抢着吃了！”而是默默地埋头操作，他把肥多瘦少的猪肉白煮之后，又放进冰箱（他恐怕是上海市民中最早使用冰箱的；那冰箱记得是医用冰箱，七舅母说是医院要进新冰箱，淘汰下来折价给他们买下的）搁放一阵，然后取出来，切成小小的薄片。然后用酱油、醋、精盐、白糖、味精、麻酱、葱花、蒜泥、辣油，少许白酒调成汁液，把那肉片一拌，端到我面前，让我尝，我一尝真叫可口！瑶表妹一旁自豪地说：“这可是七舅舅的一绝！白煮、冷冻、切片和调料都要掌握好火候分寸才行！真是人见人爱，百食不厌！这样的肥肉片，不吃饭的时候，当零食吃也行，再佐以一杯热滚滚的绿茶，真是神仙一般了！”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口有余香。从那以后我对肥猪肉不再一概排斥了。
七舅舅他们医院，自然也有如火如荼的运动，也确有人按运动的逻辑自然把他列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范畴之内，但他没有丝毫的民愤，因而引不出一张大字报来。当昂首的“造反派”把医院里的高薪大夫们集合到一起，并“勒令”他们每天一早必须到医院清扫厕所时，他们望到自动入列的七舅舅，却都禁不住一愣——原来七舅舅多少年来就是一个最爱主动帮助勤杂工打扫厕所的人，曾广泛地被视为有洁癖和怪癖的怪人——他不能容忍医院任何一处的厕所——包括那些他自己并不会去使用的厕所——有一点脏乱差的景象和飘出异味，而且他并不是用提意见或提建议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身体力行地去打扫消毒和保洁，这感动了医院所有的勤杂工，他的徒弟以及一部分大夫和护士乃至于科室人员，最后并带动了院长和党委书记，使他们那所医院成为厕所最清洁的医院，一个地方的厕所既然清洁了，其余的场所的清洁程度便不言而喻了。这情况也使得他们医院对“牛鬼蛇神”的这种惩罚变得远不像其他单位那样显得屈辱和难堪。“造反派”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心理，反过来好言劝喻七舅舅这时候不要再参与清扫厕所的劳动。于是七舅舅自动提出来去院落里帮助勤杂工收拾花木。当然，除了这种“改造”性质的劳动，大夫们也照常给病人们看牙，七舅舅亦然。两派“造反派”武斗，双方都有人打烂了嘴巴，他们都愿意让七舅舅及其徒弟们来处理，七舅舅及其徒弟们对双方一视同仁，耐心、细心、精心地给他们治疗，该拔的拔，该补的补，该镶的镶。
四牌楼 第十二章（4）
瑶表妹总结性地对我说：“七舅舅没人冲击他，固然是因为人缘好，无民愤。可最重要的还是他并非当权派，尤其重要的是，他是个政治白丁，他不是共产党员！”
7
但七舅舅终于还是受到了专门对他而来的冲击，那是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我在北京接到了瑶表妹的信，她在信里简单地说：“原来七舅舅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他1927年在江西脱党！现已被医院‘革委会’隔离审查。”所谓“隔离审查”，在北京当时俗称“办死班”——即被指定在一个不许回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交代问题，又借用托儿所的名词，叫做“全托”，要由家里人送去被褥脸盆牙刷牙膏粮票饭费之类的物品，非探视时间不许见面。我见信大吃一惊。我之吃惊倒还不在他的脱党，而在难以想像他那么一个人怎么会一度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8
家里来的那位不速之客——来自故乡的女郎，坐在我面前，自称她是县委下面一个专设的县志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她具体负责县志中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史料这一部分的搜集、整理与记录成文工作。
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女郎：我们给您寄出过好几次征集资料的信，都收到了吧？
我：收到了。大概有三次吧。
女郎：对，两年里一共三次了。您怎么不回我们一封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