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位牙医，那领袖人物却突然快活地大叫一声，把秘书撇在一边，呼唤着别人都不知道的七舅舅当年的名号，一把抓住七舅舅的手，同七舅舅叙起旧来——他向七舅舅提及了他们在北伐进军中的几桩往事，七舅舅含混地应答着，只管笑眯眯地请他的这位故旧坐下来看牙。这以后发生了一系列连七舅母也难以理解的事——要安排七舅舅当政协委员，七舅舅拒绝了；要给七舅舅挂医院副院长的名（并不要求他做任何事），七舅舅拒绝了；后来又有统战部的人来动员七舅舅到“民革”中当个什么（因为当年在广州同许多中共党员一样，也同时加入了国民党，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七舅舅也拒绝了；派报社记者来采访他，要表彰他的医术医德，他称病挡驾了；请他出面会见招待来访的外国医务界人士，他推脱了；就是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送来请柬请他出席市里的大型宴会、集会或观看演出，他也都没有去过。更为古怪的是，医学方面的协会、联谊会之类的组织他也不参加，医学方面的杂志向他约稿他也从不投稿，后来院里打算让他的徒弟记录他的临床经验整理成书，他也摇头说：“写下来有啥子用哟，我教给他们做就是了嘛，他们日后再教他们徒弟就是了嘛！”七舅舅终于不曾挂过任何职务，不曾有过任何头衔，报纸书刊上也不曾出现他一次名字，他也没有留下一篇论文更别谈留下一本专业方面的著作。但七舅舅自那个历史上著名的夜晚到后来去世的半个多世纪中，生活平稳而安适。“文革”的冲击对他而言是短暂而且也并不怎么猛烈的。据说他被“解脱”而放回家中后，见到七舅母的第一句话是：“快去买个蹄来炖，我潮得很哟！”“潮得很”是我们家乡话，意思就是久未见到荤腥的一种强烈向往。七舅母即刻提着篮子奔向菜市场，并且果然买了好大一只蹄，炖得烂烂香香的让七舅舅吃了个够。七舅舅吃蹄的这个生活细节传到我父亲耳中以后，尤其令他愤懑，他对七舅舅有着一种超常的嫉恨，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他认为命运太便宜七舅舅了。站在我父亲的角度替他想一想，也确实容不得七舅舅的悠哉游哉。当年父亲留在北京，眼睁睁地看着七舅舅兴高采烈地随我爷爷去广州投入革命洪流，他恐怕是认为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七舅舅，而七舅舅竟并不能从一而终，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当了逃兵，这倒也罢了，这位逃兵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依然坚持脱离政治，而他竟得以保全！我父亲呢，他挑着沉重的生活重担（开始是维持爷爷扔下的一大家子，后来他同母亲结婚后又养育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直到解放前夕才算终于同地下党挂上了钩，解放后他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领受了党给他的职务、头衔、身份和使命，然而在“文革”中却要他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他既被判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更有一系列文章和言论被列为“毒草”惨遭批判，最后竟被“复员”到对他来说极为陌生的故乡，这怎么能让他想得通呢？为什么七舅舅“逍遥法外”，而他却在劫难逃呢？我父亲还向我提到了一串亲朋的遭遇，他们当中大有与七舅舅同时参加革命并且一直坚持下来的优秀之士，却挨斗的挨斗，受罚的受罚，甚至惨死的惨死……其实父亲也用不着跟我讲那么多，我当然知道有一位叫贺龙的元帅是怎么死的，当七舅舅啃那只炖得烂烂的香香的蹄时，贺龙元帅连干净的饮用水也没有得喝！
四牌楼 第十二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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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来的女郎问我有没有保存着七舅舅当年的照片，我说哪里会有。其实我是有的。从故去的父亲母亲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包经过“文革”洗礼而依然幸存下来的旧照片，其中就有一张是七舅舅的。背面写着年月日，摄于北伐途中，是寄给我父亲“留念”的，父亲在“文革”中毁掉了那么多旧照片包括大量他本人穿西服和母亲穿旗袍的，而偏留下了七舅舅的这张照片，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我难以揣摩。也许是因为即便“红卫兵”查抄出了这张照片，也无法“上纲”吧！因为“红卫兵”们都看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会唱“工农兵，团结起来向前进”的歌子，会懂得北伐战争的革命性质的。七舅舅的这张相片拍得实在不错，他身着戎装，戎装外还有一个大披风，披风悬于身后，长及地面，他侧身面对照相机，一手叉腰，一条腿蹬到身前一只木凳上，摆出一个威武的姿势。这姿势不知是他自己设计的，还是所路经的那个县城照相馆的摄影师代他设计的。总之很妙，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个性色彩。
我不愿把这张照片提供给故乡的县志办公室，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对七舅舅这样的人物如此尊重，其实就一生的总体价值而言，我觉得我父亲就远比七舅舅更值得故乡看重，然而我父亲毫无希望进入县志，顶多是在关于我爷爷的小传中提到一句，他的子女中有一个是我父亲，更多的可能是连一句都没有，或者未定稿中有，到定稿时肯定要删去——仅凭一条精练的原则。
我把这想法同那来自故乡的女郎说了，她颇不以为然。我们有这样的对话——
我：你们搜集一个逃兵的照片干什么呢？
女郎：我们是搜集县第一任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的照片。
我：他那第一任支部书记的意义就那么重大吗？
女郎：对一个县的党史来说，当然重要，这是历史，要尊重历史。
我：尊重历史？
女郎：对。尊重历史。历史首先是事实。我搞这个具体工作，第一环，也是关键的一环，就是把当年的事实加以搜集、还原。不管你七舅舅后来怎么样，当年他是县里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那就要记下来他是第一任书记；尽管他后来脱党了，而当时支部里的另一位同志后来坚持革命，并且善始善终，最后地位很高，盖棺论定评价很好，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他移植为县里第一个党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加以记录，我们必须还是要记下来：你七舅舅是中共的第一任支部书记。因为他占据着这个第一，所以我们打算搜集他的照片。就好比中共中央搞党史的会搜集陈独秀的照片一样，当然不是因为他当了“托陈取消派”而搜集，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而搜集。
我：我七舅舅成为这个第一，我想有着这许多的偶然性……
女郎：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也有人认为有着偶然性。不过这属于分析研究，是历史的另一层面，历史的基础是原始事实。根据同一原始事实人们可以形成不同的历史观点，甚至构成完全不同的史学派别。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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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惊讶。故乡竟有这样的新女性。她对历史的见解不管是否正确，听起来蛮新潮。我打听出来，她不过毕业于地区级的师范专科学校，因为她也算是当地的干部子女，所以毕业后没有分配到中学里当教师，而是得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工作，不过听她的口气这也只是她向上进取的一个中间环节，她的下一步我揣测是上调到市里或者省里的一个理想的机构工作。
她跟我讲历史，告诉我历史有着怎样的几个层面，其实不用她宣谕，我也是一个富于历史感的人。我以为历史不仅包含着流动冲突交融生灭的人和事，更包含着空间景观的变化。我想起了那遥远的故乡县城。幼儿时母亲曾带我回过故乡，不过我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我对故乡的感知是“文革”中回那里看望“复员”的父亲和跟随他的母亲。记得是在一个只停车两分钟的小站下的火车，下车时天麻黑。那地方只有两栋建筑，一栋是小站的候车室及办公室，一栋是一座歪歪斜斜的公共厕所。我在小站那小小的候车室的一条破朽的长椅上睡了一夜，半夜几次被臭虫咬醒，但我居然醒醒睡睡、睡睡醒醒地在那里熬到了天亮，天亮以后，我利用了那叹为观止的公厕，然后步行两里路去圩上赶搭长途公共汽车。那汽车是从城里淘汰下来的，前面有“大鼻子”，所有窗玻璃都缺失了，因此通风状态极其良好。上车后我占据了一个靠近司机的座位，司机座位上悬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拙劣的书法写着：“禁止吸烟。严禁与司机谈话”。司机上来了，与当地满目皆类的众人那矮小精瘦的形象呈鲜明的对比，竟是一位横宽的胖子。他一上车便有人向他进烟，他便立即抽起了香烟，车子发动、行驶了，他不断扭过头来，同后面的熟人聊天，言谈极欢，那块禁止吸烟及禁止与司机谈话的木牌就在他头上晃动。通向故乡的公路是没有柏油只铺沙石的“战备公路”，高低起伏，时有丘陵上的盘旋，虽然所经的山路难称险峻，但偶尔车窗外也能呈现出十几米几十米的落差。那司机满不在乎地一边吸烟一边扭头说笑地开车，车身颠簸而转弯急促，使我一颗心不时跳到嗓子眼儿，于是我终于憋不住地问那司机：“这条路上，翻过车么？”他望着我，嘿嘿地笑着说：“啷个没翻过车，你往右首看嘛，那不就是几日前翻的？”车子猛地一抖，擦着崖边的界石一转，我朝他头甩的方向一望，果然，崖下有辆已经摔瘪的四轮朝天的破汽车……
四牌楼 第十二章（8）
尽管那时的北京城远不能和如今的北京城相比，但毕竟有北京饭店，有王府井大街，有三开门的长型公共汽车，有冰激凌和橘子汽水，也就是说总还有点现代化的气息，而遥远的故乡啊，水田中迟缓的耕牛，竹丛中陈旧的瓦房，小路上头缠旧布肩背箩筐腿脚暴突着蚯蚓般青筋血管的乡亲，都使我觉得历史的篇页仿佛在这里掀翻不动停滞沉落……
然而我很快也就改变了想法，我注意到那简易公路一旁每隔百米左右便有一座新砌出的小碑座，尽管用砖材不多而以土坯堆砌为主，但碑顶上还是做成宫殿式华盖，中心刷上白粉，而以红颜料书写着“最高指示”，这就提醒着我历史的脚步并没有绕过这穷乡僻壤。这毕竟是1923年便有了第一个党支部的地方。
几乎经历了整天的颠簸，终于开到县城了。我很惊讶于县城几条用青灰和炉渣铺成的马路，为何呈现出明显的球面形，中间比两边竟高出一尺左右，后来我父亲告诉我，他们是仿效城里的柏油路来铺敷的，但考虑到晾晒稻谷及雨后泄洪的需要，所以修成了这样的拱形。在故乡父母的居处我遇到了许多的亲戚，有在县政府工作多年仍未到过省城的小干部；有在县中学教了多年初中物理课但仍然没有使用过电灯的老教师；也有算是当地打扮最时髦的青年问我从北京的五层楼房上朝下看腿会不会发软？……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爱自己的故乡，毕竟这里的穷山恶水养育出了我们家族——父系的和母系的。出现了我爷爷、我父亲、我七舅舅等许许多多走出那狭小的天地的各式人物，他们的个人命运，或强烈或微弱，或一度或长期地与民族的现代当代历史进程相交融。
前两年我回过一次故乡，严格地说是路过故乡，我是随一个参观团去往一处著名的摩崖石刻。旅游车在故乡停下来，用两小时给大家吃饭。我很惊讶，公路依然大部分还是沙石铺的简易公路，但那一座座的“最高指示”碑已无影无踪，真不懂为什么连一座也不加保留，就如同现在许多家庭中居然找不到一册“最高指示”的语录一样，那时候每个家庭起码有四五本以上的“红宝书”，何以事过境迁，便一概不留？敢问故乡修党史的女郎，这也是历史的一个层面么？何以涌来时如醉如狂，消去时如雾如烟？
然而必须对故乡刮目相看。拱形马路已铲平重修；五层楼房已不稀罕，阳台上朝下俯望的青年人双腿肯定不会发软；百货店橱窗中陈列着20英寸的彩电；路边拐角处竟有一家新开张的冷饮店，出售着咖啡冰激凌！
当旅游车开出县城后，我隔窗眺望丘陵田原，尽管仍有水牛耕地的画面，但竹丛中毕竟增添了青瓦白墙的新式农居，而且屋顶上还高耸着叉子形的天线。我相信，尽管有的汹涌而来的东西会一旦消去，但已经有了楼房的地方不可能再退回无楼状态；已经有了电视的地方不可能再退回到无电视的境界；已经吃过冰激凌的青年也不可能再去禁绝生产冷饮的机器……历史！你的疏松与坚实、无形与有形、情盛与情衰、迟缓与突进，究竟由着怎样的内在机制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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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地想一想故乡，有助于理解我那七舅舅。起码可以理解一半。
面对着本世纪初的民族现实，振兴图强是许多读书人的共同愿望，这愿望凝聚为革命，革命的洪流席卷了大半的读书人，尤其是热血青年。
然而七舅舅何以在那个历史性的夜晚，断然退出了洪流，去延续他那一变而为平庸猥琐的生命？如今与我平辈的亲族中对他的这一巨变各持己见，有的判定他是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有的估计他是被事态的混乱懵昏了头，有的怀疑他当初的亢奋激进里就埋伏着投机与权变。然而是瑶表妹的分析最有特点，她说那肯定是七舅舅终于清醒冷静地发现，他是误选了自己所应扮演的角色，他如果继续扮演下去，不仅自己吃力而痛苦，对群体和社会也都将造成损失。所以他急流勇退，及时地改扮他所适宜的角色，结果他改扮得非常成功。半个多世纪来从口腔中得他益处的人数以万计，所以，她认为七舅舅后三分之二还多的生命比他前三分之一还少的那部分生命更有价值。她断然斥退了我那“平庸猥琐”的考语，她说：“历史需要始终勇猛前行的革命家，历史也需要兢兢业业医术精良的牙科医师；历史常常强迫一个人扮演并不适合的角色，能够及时发现自己不适合，并及时改扮更合适的角色，这也是一种大智大勇，这恰恰并不是平庸，更不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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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瑶表妹争辩于我很不利。因为毕竟她在七舅舅身边生活过多年，并给七舅舅送了终。更何况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