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地百无禁忌地聊了起来，喝的是最便宜的薯干酒，下酒的菜很简单，其中最昂贵的也无非是猪耳朵和茶叶蛋……二哥那天也喝得酩酊大醉，但二哥记得没有人吵骂，没有人斗殴，最后三三两两互相搀扶着，非常高兴地各自回到住处……二哥说喝酒当中也没有人再提到死者，再提到葬礼，再议论到死亡，人们真是非常尽兴地继续过自己那平凡而单调，然而又极为珍贵和实质上非常庄严的生活……
也许，大哥那位名叫邹志彪的战友的大义灭亲之举，给大哥那固有的人性罩上了某种不可摆脱的投影？他不敢断定。但他却可以确定，类似小镇葬礼那样的经历，给二哥那固有的人性增添了某种强有力的催化剂，使得后来的人生途程上，二哥不像大哥那样狂躁，也不像小哥那样阴柔。同父同母的亲手足，他们的人性和禀赋是可以有着巨大差异的啊！可惜不能对当年邻居甘木匠的那九个子女进行追踪考察，想来那之间的种种相异乃至于强烈反差，会更加引动我们对生命存在的惊奇与探究吧？
四牌楼 第十三章（10）
9
父母希望子女中至少有一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即使如大哥那样已是解放军的军官，却也总无那样的喜讯传来。紧跟着父母便希望头三个儿子——都已20多岁，大哥且已年近30——能够找到对象，结婚成家。眼看着干女儿鞠琴、外甥女田月明都结婚了，同院比如钟先生那个瘦干巴的女儿和那个戴着如瓶子底般的厚近视镜的儿子也结婚了，可自己家呢？不仅人家问到儿女中可有党员时脸上无光，人家问到抱孙子否时更是尴尬。
他记得父母为此同小哥发生过冲突。有一天小哥从大学里回来——那时他已快毕业——母亲便问他究竟有没有女朋友，说实在自己交不上便请人介绍好了，话没说完，小哥便粗暴地打断她说：“烦死了，烦死了，我的事你们别管！什么请人介绍，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我一回家你们就打电话把锡梅叫来，还不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好起来……你以为亲上加亲，会有个孝顺婆婆的媳妇，像薛宝钗似的！打的什么算盘！把话说死了吧！我就是一辈子单身，也不可能跟沈锡梅好！……”这话大大地伤了母亲的心，母亲便说：“你什么话！我图个什么！你自己的事你自己不操心，我做母亲的能不想想吗？锡梅长相是差一点儿，可心眼儿好，很踏实，她那个单位里上上下下，谁都说她好话，你不喜欢她也就算了，怎么能臭她？过日子又不是看小说演戏，哪里去真找个薛宝钗来？……”小哥在家门外头是以温柔驯良著称的，回到家里有时候犯起浑来那可是恶声恶气、不管不顾，他见母亲生了气不但不知趣回避，反而迎上去夹枪带棒地说：“哪个说沈锡梅长得丑了？什么叫‘不是看小说唱戏’？我爱唱戏怎么了？招谁惹谁了？大哥二哥不在眼前，光拿我出气！抱不上孙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我就是一辈子不结婚，你生气也犯不上先找着我，先找大哥二哥他们去！我就知道你事事向着他们，护着他们，他们介绍些同事朋友来，又留饭又留宿，不知道该怎么捧着才好，我不过带几个唱戏的朋友来白唱一会儿戏，喝几杯茶，看你们那嘴脸，就好像占了家里多大便宜似的！……”
小哥这话就把父亲也牵进去了，父亲在里屋早听着不对，便踱出来责备他说：“平儿你莫要乱讲，你妈和我什么时候又嫌过你那些唱戏的朋友！只是我们也真不明白，难道你那唱戏的朋友里就没有你看得上的女性？又难道那些女戏友里竟没有一个人对你有意？你们台上唱了那么多风月戏文，台下总该有些假戏真做的事情才对……”谁知母亲一听这话反帮小哥解释起来：“怎么没有？那唱小生的何康和唱须生的范玉娥就是一对嘛，听说詹德娟跟程雄也很接近，只是我们盈平脸皮儿薄，他纵然喜欢上了哪一个，又恐怕不能大着胆子去追！”父母本都是好意，小哥却大为暴躁起来，把手里一只茶杯往桌子上一摔，简直是喊叫起来：“乱点什么鸳鸯谱？！人家詹德娟学校外头有对象！一毕业就嫁过去！我怎见得就脸皮儿薄？我的事你们谁也不要管！找不找对象是我个人的事！一辈子单身也是我个人的事！你们以后少跟我提这些个事！”喊完便往另外一间屋一钻，父母只能面面相觑，各自叹出一口气来。
父母原来估计二哥能率先结婚成家，因为二哥一表人才，又从技术员升成了“合理化建议工程师”（当时的一种技术称谓），性格又温厚，当地一定有年龄相当的女子追求他，从二哥一贯的来信和出差时的讲述，又知道二哥对那地方对那工厂对自己的工作都相当满意——或者说相当地适应，只要二哥下决心挑选一个追求者，在那里落户，父母抱上孙子是绝无问题的。但二哥竟也迟迟不报婚喜。不错，确有当地女子追求二哥，大胆的亲自出马，羞怯些的便通过父兄出面，而且其中一个叫万月花的女子也一度让二哥动过情，但二哥终究还是下不了同那样的当地女子结婚的决心。不错，那样的女子健康、淳朴，有许多可爱之处，比如那万月花，壮硕的身材，红扑扑的脸蛋，一双细长的单眼皮眼睛里总含着笑意，能蒸出又白又大又暄又结实的馒头，能腌出又咸又甜又酸又辣的泡菜，手脚都勤快，说话也利索，笑起来声音不似银铃倒像小锣……她把二哥的脏衬衫偷去洗完晒干，还会给那脱了浆的衣领重新上浆熨挺，知道二哥喜欢江边的野节荻野蒲草，便大把大把地摘下来给二哥送去……万月花的父亲是厂里的老师傅，母亲是厂里宿舍区的家属委员会积极分子，两个弟弟膀大腰圆，说如果姐姐结婚，不用再找人帮忙，他们两个便能在一个月里打出全套的新家具——只要你画得出样子，他们就一定打得出来，而且保证不走样！
二哥一定认真地考虑过万月花，因为他记得父母接到过二哥寄去的万月花照片，他也有印象，从照片上看那是一个明显大气的东北女工，记得小哥看过那照片后私下里跟他讥笑过：“一定是个喜欢听评剧的！二哥今后恐怕总得陪她去剧场看《小借年》和《马寡妇开店》了！”他知道二哥虽然爱好广泛，却实在并无听评剧的爱好。小哥又模拟出一种痴憨的声音说：“那不是去列宁的吗？”这句话有一个只存在于兄弟间的典故，有一回二哥出差到北京，在家中小住，三兄弟一起聊天，二哥说起他们那个地方的一般人不懂得电影是怎么拍成的，更不熟知银幕上的那些演员，尤其是苏联电影里的那些个译名念起来很拗口的演员，又常常分不清匈牙利和捷克等东欧国家的电影，甚至连那些个国家本身也分不清，因而他们工厂礼堂放映电影时，就常有观众主观地固执地把比如说一部捷克电影中扮演工程师的一个演员，非认作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扮演列宁的那个演员，二哥举到这个例子时便模拟那声音说：“那不是去（‘去’就是扮演的意思）列宁的吗？”小哥和他听了，便笑，后来大家一说及某些人对艺术的无知，便拿出这句话来，当作一个典故，每一引出这个典故，便又笑，小哥甚至会笑得喘不过气来。小哥看过万月花的照片后引用这个典故，意味着他断定万月花的文艺鉴赏水平大概也就在那低下的一档上。的确，二哥的文艺鉴赏品位也未免太高了，岂止在那样一个边陲小镇显得鹤立鸡群，就是拿到北京，也未免曲高和寡。以欣赏电影而言，二哥是要一直议论到导演手法、表演技巧、摄影风格、音乐处理等等方面的，除了小哥最能同他谈得来外，恐怕也只有田霞明、田月明两个表妹堪称知音了。他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后，当他告诉二哥田月明和那混血儿西人感情终于破裂时，二哥便说：“不难理解。你想那个西人，连电影也不会摆，俗！你二表姐怎么能长期跟他好下去！”他很惊异于二哥这种“摆电影”的衡量标准。所谓“摆电影”，就是在一起很细腻地、兴致勃勃地、互相补充或争议着讨论一部电影艺术上的成败，例如究竟是史楚金扮演的列宁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是史特拉乌赫扮演的列宁更具有艺术的魅力？又例如究竟是《青春之歌》头一本拷贝里的蒙太奇处理新颖流畅，还是《林家铺子》头一本拷贝里的蒙太奇处理更老到圆熟？孙道临为《王子复仇记》里阴郁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配音真是白璧无瑕，张瑞芳为《白痴》里的高等妓女娜斯塔霞配音有意突出嘶哑低沉真是韵味无穷！等等，等等，天哪，在这种内心的标准面前，那万月花怎么可能被正处于青春烂熟期的二哥选中呢？她的终于被淘汰，是二哥的慎重，也是她的幸运……
四牌楼 第十三章（11）
但是二哥不可能在那个边陲找到能如田霞明、田月明那样同他一起“摆电影”的恋人和伴侣，而岁月匆匆，他总单身一人，想必难免苦闷而焦虑。他记得，二哥没有同小哥和他讲到自己，而是讲到了别人，讲到同样是从南方去到那个小镇那个工厂的几个男技术员，因为总找不着对象总结不成婚，所产生的性苦闷和性变态，说是当中有一个又瘦又黑又矮的技术员，工作很努力，技术上有许多革新成绩，厂里“光荣榜”上占据着稳定地位，却忽然有一天被人在女浴室外面擒获——他正蹬着一架梯子趴着天窗往里窥视，当他被发现者扭送到厂保卫科后，连厂长和保卫科科长都想保他，暗示他希望他为自己辩护，比如撒一个谎说是自己出于某种并不涉嫌“流氓”的动机，但他却双眼发直，一言不发，站在那里也不坐下，人们正感到纳闷时，他忽然伸手抓过保卫科办公室桌上的一个铜镇纸，使劲往自己下部砍去——原来他那阳具仍在裤子中勃起，他狂乱地想用击砍的办法解除那一生理上无法抑制的冲动……二哥讲到那位同事的这一悲剧时，并不带有讥讽和谐谑，不知小哥听了以后作何感想，反正他感到这故事也折射出了二哥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失落与绝望……
大哥的婚姻大事尽管鞭长莫及，父母却也在北京给张罗了一番，他记得为这事父亲找过方伯伯、崔伯伯，甚至还找过其实并非真正亲戚的一位香姑姑，弄到过一些女子的照片，给大哥陆续地寄去过……哪一个条件好的北京女子愿意远嫁到海南岛去呢？而又有哪一个单凭介绍便情愿远嫁到海南岛去的女子，会具有能让大哥满意的条件呢？所以父母的这些张罗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毫无所获。
但终于有一天大哥寄来了让全家不胜欣喜的来信。他不但有了对象，并且已经定下了婚期——原来大哥得了一场病，住院期间，军医院的一位护士爱上了他。当他出院前夕，在枕头下发现了那护士塞的情书……随信寄来了那护士的照片，好年轻！眼睛好大！一望而知是个南国姑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不久大哥便在海南岛结了婚，那护士成了父母的头一位儿媳，成了他的头一个嫂子。大哥婚后在海口市安了家，不愿意再开着卡车到处跑，搭上总未能入党升不成连长，便转为当地驻军中的文化教员。大哥大嫂一年后生下了女儿，取名蒋唱。后来他父亲从北京调往张家口，在一所军事院校中任英语教员，父亲母亲两个年纪渐老，子女都不在身边，很感寂寞，便让大哥大嫂在请假去张家口探亲时将蒋唱留在他们身边，大哥大嫂同意了，那时蒋唱才刚刚三岁，后来蒋唱一直随着爷爷奶奶长大，对于她的父母，反倒陌生了。
10
蒋唱如今已经三十多岁，有了丈夫孩子和自己的家庭，在广州过着典型的广州人生活。一年前他曾因事去过广州，去看望了这位大侄女儿，大侄女儿蒋唱热情地款待了他，但一句淡淡的问话，使他很为触动，那问话是——
“小叔你还写哪？”
这话出来时，他的眼光正和蒋唱的眼光相接，并一时间粘住了。他从蒋唱的眼光里看出了一种大怜悯。是的，一种因为对他的写作大隔膜大不解大不屑而生出的大怜悯。你可以把她的问话分解为如下许多个含义：“你干什么不好，怎么还干这个呢？”“是呀，你也这么老了，也干不了别的了，难为你还在干这个……”“你写，写点别的不成么？怎么你写的我一点儿不爱看……”“可怜你还要这么样地写下去……”
蒋唱不是现在才对他的写作、他写出的东西持这样一种淡漠的态度，早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蒋唱还在上中学，他因《迟来的春风》等作品而轰动而获奖而大红大紫时，蒋唱就对他小哥、阿姐说过：“小叔写的东西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动？我总觉得我心里想的跟他心里想的一点儿都碰不上……”
他在蒋唱面前，在蒋唱的目光下，深刻地意识到那不是一个所谓的“代沟”问题，那是一个生命个体与另一个生命个体之间的距离问题。是的，尽管蒋唱是他亲哥哥的骨肉，同他在遗传继承上有着不可切割开的血缘关联，但蒋唱又毕竟变异为了完完全全独立于家族血统的一个单独存活的个体生命。
“小叔你还写哪？”
面对这个问题，他在同大侄女蒋唱的目光相接相粘后，忽然主动毅然地切断转移，他把目光移向了蒋唱家那个客厅的窗外，窗外是南国明媚的晴空，一碧如洗，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晕。
他感到深深的寂寞。
还写哪？
是的，还写。也许所写下的除了他自己，再找不到知音。那是生命的大悲哀。但那也是生命的大庄严。
……
四牌楼 第十三章（12）
他记得60年代初是他最感到寂寞和困惑，而内心又最充满躁动和渴求的时期。父母迁到张家口去了，北京没有了自己的家，他就完全成了一个只能把大学宿舍中的那个铺位认作自己最亲切的栖息地的青年。阿姐勇哥一家还在北京，他常常去那里，在那里同时还可以看到鞠琴姐延茂哥一家，但在那里所得到的温暖加起来也都不足以填补父母那个家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