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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有人类以来，哪一个民族不是逐渐在改变？每一个民族，都必须随着时代进步，为了生存，势必要日新月异，经常有变化。
那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变了吗？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由此来看看中国人到底变了没有。
根据传统的观点，我们可以把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创造时期、因袭时期、转变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从先秦时期的三教九流、百家争鸣，直到如今我们国家随着改革开放大业，逐渐融入全球体系；而东西方文明在这个时候同样也在交流、碰撞，乃至于融合。可以说，中国文化一直都是处在发展、变异、继承、延伸之中。循着变化起伏的潮流，我们可以把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五大段落：
创造时期
自孔子诞生到秦始皇统一（公元前551—前221年），为时约300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通称为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以儒、道、墨、法四家为主流。儒家信仰仁义，主张柔术治天下；法家主张废礼而以法治天下，运用的是刚术。这两家都倡导以人力来管理，可称为人为主义者。道家信仰道德，主张无为治天下，清静无为、效法自然，可以称为自然主义者。墨家则主张以墨为道，所谓墨道就是尚同、兼爱、自苦、利人，倡导舍己救人、刻苦自励，可以称为苦行主义者。此外尚有农家主张看民并耕，以平等破阶级；阴阳家提倡阴阳五行，以世运定盛衰；名家主张辨名实、析物理、明荣辱；而杂家则并无自己的中心思想，只是折衷其他诸家思想为主张。
儒、道、法、墨虽各立门户，实则交互影响。一般认为儒、墨都重人治，不过儒重君子、墨重贤人。君子指德才兼备的人，往往带有贵族色彩，其品格亦偏重于崇法社会的道德；贤人则多为平民身份，其品格相当于服务的精神与实用的技术。前者重行为的动机；后者重行为的效果。法家重法治，以严刑重罚为主，不免刻薄寡恩。道家则重无为之治，厌弃法令，不尚贤能，以自然为理想。农家的态度近墨，而阴阳家的主张较近于儒。
因袭时期
自秦汉到宋元（前221—公元1367年），为时约1600年。因袭并不是完全模仿，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进展与改易。但因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远不如先秦那样富于创造精神，所以名为因袭。由于秦灭六国带来空前的巨变，把分割的封建改变为统一的郡县，将贵族的分权集中为君主的专制。于是墨家衰微，到汉武帝时已经失去“显学”的地位。汉初数十年中，儒、道、法互争雄长。秦始皇用法而抑百家，儒、道依然存在。汉武帝尊儒而黜百家，道、法还能生存。墨家独自没落，其最大的原因，在于不能及时修改师说以适应环境——论思想不如儒家，谈鬼神则不如阴阳家，又主张平民色彩，注定要被专制时代所消灭。
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脱不了儒、道、法三家的长期争战。法家在秦汉先盛后衰，儒家同样在汉魏先盛而后衰。道家在魏晋一度复兴；儒家在汉代只有独尊的地位却无法垄断全局。此后佛教东来，影响甚巨，但却始终没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流。
转变时期
自明初到清末（公元1360—1898年），为时约500年。其时正以西方“大航海时代”为肇端，渐渐地西风东渐。到18世纪中叶，国门洞开。海通之后，欧洲文化随传教士而来，使中国人心目中昔日大一统的“天下”突然变为世界列国之一，无疑带来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空前巨变。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不得不有所因应而革故鼎新。
这一时期虽然包括明、清两朝，但是重大的转变，一直到晚清才出现。其时太平天国以反清复汉、奉天博爱、平等尚贤为主旨，本基督教义与民族思想，带来第一波的转变。由于严重破坏中国社会习惯，遭到传统势力的镇压；加之其领导集团内部蜕化变质，对于外来基督教义与固有中华文化都无深切的了解，“学西洋而未得其当强立国的真谛，攻旧习而反醉心于君主政治的恶举”，终告败亡。此后；戊戌维新掀起变法运动最惊人的一幕，希望兼用西洋的政教，可惜后来引起庚子义和团运动，遽而告终。直到辛亥年国民革命爆发，推翻满清帝制、建造民国，才产生了根本的转变。
成熟时期
这段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元1898—1949年），堪称是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成熟时期。民国肇始以来，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中国治政的根本，逐渐开始顺应世界潮流。客观地说，中山先生可谓是把中国带进现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的模式依样画葫芦，像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欧美的机器制造我们可以学会，也可以随时随地拿来使用；但如果像外国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文化全盘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因此中山先生主张“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就是希望我们用中国人自己的管理哲学，采纳西方进步的管理工具与方法，开创中国式管理的光明大道。
发展时期
星移斗转，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几经曲折，终于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终于认识到：经济领域没壁垒，管理技术无国界；然而就文化层面来考察，东、西方各异，一度形成所谓“东、西文化冲突论”这一命题。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东、西文化各异，但并不乏相互间的融合与沟通；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方能彼此珍重，相亲而相敬。世界迟早要步入大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更是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为此，作为中国社会的建设者和中华文化的发扬者，我们应该坚定信念，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并予以创新，并由此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完成时代赋予中国人的使命。
铁证如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直在变，而且已经变了五千年，当然不会就此停下来，事实也不允许我们有所停滞。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历史的轨迹，明白我们演化的整个过程以及所处的阶段。我们所要做的，乃是顺着先哲们开创出来的大路，勇敢地迈向光明的未来。
第一部分 中国文化纵横谈第4节 中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数千年来，它伴随着中国人的发展与进步逐渐成形，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立身处世、言行举止，似乎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化；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几乎也都浸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但是一旦旁人问起来，要你用三言两语准确地概括一下中华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恐怕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不知从何说起。毕竟，中华文化支脉太庞杂、流变太频繁，要想真的说出个所以然来，实在是不容易办到。不要说外国人不解，就连中国人自己，怕是也会觉得茫然。前面那几位中国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尴尬，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中华文化太丰富、太精深，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很难理出一个头绪。而相对浅易的美国文化，就容易理解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些日常行为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比如说，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经权之道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总体来看，中国文化有如下几点鲜明特征，值得我们注意：
中庸，是圣人孔子所极力推崇的“至德”，孔子心目中的理想道德叫做中庸。中庸之道，实在是中华民族累积凝成的民族智慧。中庸的精义，似乎不出《论语》的一句话，那就是“过犹不及”。就是说，万事都不要过分；如果做得过头了，那还不如不做。然而时下许多人所理解的中庸，却成了做事无原则、无标准、和稀泥、不偏不倚、模棱两可、首鼠两端的代名词，似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都是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这实在是对中庸真义的误解。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
要身体力行“中庸之道”，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越了限度就不好了，哪怕是好事也会因此而变成坏事。事情做得过了头还不如做不到，这就是“过犹不及”。我们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容词来举例：“怯懦”是“不及”，“张狂”是“过”，而“勇敢”则是“中庸”；“吝啬”是“不及”，“奢侈”是“过”，而“慷慨”则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负”是过，而“自信”则是“中庸”。试问，这样的中庸，又有什么不好呢？
中庸的现实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即是“合理化”。朱熹解释中庸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重视团体不必轻忽个人，注重现实同时并不抛弃理想。
至于一项措施合理不合理，还要看时空能否配合，所以中庸说：“君子而时中”。这里所谓的“时中”，用时髦的话来讲，就是指“与时俱进”，它要求人们行事能适应时代需要，求得能适合此时此地的合理化措施。
中庸不是平庸，所以绝非因陋就简，当然更不能随俗浮沉。真正的中庸，必须力争上游，日新月异。首先要坚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站在“有所不为”的立场来“有所为”，找到“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决策”，并且确实尽力去执行。这些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要实行的话相当困难。
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
诚然；中庸之道堪称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但却是很难为人所把握好的。千百年来，正因为人们对中庸的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解，使得国人的行为出现了较大偏差。渐渐地类似于“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一类的谚语流行开来， 压抑了人的个性，渐渐地造就了一批温和、谨慎、克制、保守的中国人。他们遇事不敢承担责任，却有着“推”、“托”、“拉”的本事，人人都不敢为天下先。如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是排队还是走路，多数人更喜欢夹在中间，既不愿领头，当然也不愿意殿后。这或许也算得上是“中庸之道”给国人带来的影响吧。
和谐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这是一种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发展的思想。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宇宙天地乃至世间万物的和谐与共生。这里的“天”，可以看做是原始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而这些原则和观念同时也是人心中所固有的。在这个层面上看，“天心”与“人心”是一致的；所以说，“顺天”必“应人”，“应人”即“顺天”，两者事实上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所强调的还是“以人为本”。这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原始的“人本主义”观念了。
对比欧美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西方人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凡事都应该服从神的意旨，成为人为神而生的神本主义。欧美的科学文明，又证明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神是人想象中的产物，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以致物质享受高于一切，成为以物为本的物本主义。
中国人把宗教当做一种生活工具，神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把科学技术看成生活的另一种工具，科技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最看重的，不是神，也不是科技，而是人，从而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路。
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谐”代替“斗争”，用“互助”代替“竞争”。“拿和谐来解决问题”成为多数中国人不变的特色，使得中国文化中；“和合性一向大于分别性”。
管理的和谐性，最要紧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相互间的安和乐利。双方一旦产生严重的抵触或对立情绪，就意味着会失去中国管理的基本精神了。
然而和谐并不反对竞争，天下事非竞争不能进步。但是中国人懂得“用让来争”，和合当中有竞争，争到不伤和气而又圆满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了。
因而，中国人特别重视和为贵。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尽管大家可以有着不同的看法，却不可不在和谐的气氛中找出孰是孰非。组织成员，不可以为反对而反对，但是基于共同的目标，提出一些积极性、建设性的异议，有助于集思广益；这才是组织进步与发展的动力，非常必要。
但是，万一事物之间达不到协调的立场，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深知一切都可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促成变化，带来进步。然而矛盾未必就一定意味着对立、冲突，它往往可以调和、化解掉。西方人最佩服中国人的地方，便是这个“化”字，一切矛盾统统化掉，化得好像没有矛盾一样。
从表面上看，多数中国人凡事习惯于讲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似乎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