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版本的排外
一提起“排外”二字，没有人不会想起上海的男人。其实许多城市都存在排外现象，究其因，应归咎于地方保护情结，国人对这种现象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但惟独不能容忍的恰恰是上海男人的排外。为什么呢？因为上海男人眼里的“外”和其他城市里人眼里的“外”的定义有着很大的区别。我认为上海男人区别“外”的基准大抵有两把标尺：一把是土尺，一把是洋尺。也就是说，他们在排外之前必须搞清楚对方是外国人的“外”还是外地人的“外”。如果是外国人的“外”，他们非但不排，而且还能表现出极大的谦恭；如果是外地人的“外”，自然会“当排不让”。上海男人在“土外”与“洋外”面前的两张面孔——这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在“土外”面前，上海男人排外的最突出表现是傲。而傲的最大资本是他们天生爱干净。既干净又带着洋味，这是过去中国城市里的男人的形象楷模。过去的上海男人作为这种楷模，自然会厌恶在上海走街窜巷的、又脏又土又穷又楞的外地人，所以当他们和素不相识且衣裳褴缕的外地人擦肩而过时，第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捂着鼻子屏住呼吸，如果不小心和他们摩了踵擦了肩，回家后定当把外衣脱下来，像防Sars一般来一阵狂漂。现在的上海男人虽然承认自己在外地人面前不能以富自居，但“嫌土”情结却依旧。在他们看来，如果在一大堆人群中寻找地域色彩的人，惟有上海人一眼就能辨认出来。所以，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弄自己的傲气。这种傲气不膨胀则罢，一膨胀起来便不得了了——比如他们会在一些涉外的交际场合介绍自己时只说自己是上海人，而不说自己是中国人——这种傲气，敢说连美国的纽约和法国的巴黎人都甘拜下风。而外地人最烦上海男人的也恰恰是这一点。所以上海男人和外地人总是格格不入。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当上海男人在“土外”面前的那张面孔屡被人们描述得灰头土脸的时候，他们无疑也要承受一定的委屈，于是就更加深了对“土外”的敌意。敌意的本能反应就是变本加厉地“排外”。但无奈越“排外”“外”越多，“外”越多越让上海男人的“洋味”失去“认同市场”。现在的上海，在分不清是上海人和外地人的人流里，上海的男人持着一种莫名的失落心态寻觅着，他们寻觅什么呢？寻觅他们的同族——说上海话的人“热乎”上一句“阿拉上海宁”，继而来一通上海方言的寒暄，以此互相排遣心照不宣的对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的“土外”的不屑。在外地人面前讲上海话，这是让无数身在上海的外地人最为反感的事。反感的理由有二：一是说明你并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二是说明你很可能在你的同乡面前说他的坏话。上海话确实让外地人在上海吃了不少苦头。上海男人要是看得起你，和你说话时动辄插一二个英语单词，也不管你懂不懂。要是他没把你当回事，那就更麻烦了，只要他身边还有另一个他的同族，他会“很礼貌”地跟你讲一句普通话，接着再和身边的人讲三句上海话，无论谈话时间多长，他都这样循环往复，让你和他对话总是在云里雾里。这种现象尽管在国内其他地方也有，但绝不像上海男人这样不尊重外地人。马原先生曾说：“排外的城市不止上海一个，但是张口闭口‘阿拉上海宁’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不争的事实……殊不知他们（上海人）的父母走进上海之初也是听着这样的话遭着这样的白眼在上海站稳脚跟的。”（①马原：《移民上海》2001年9月）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她的父母官并不排外，排外的只是本领不如外地人又嫉妒外地人的上海男人。然而不论上海男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排外，都阻挡不了源源不断地涌入上海淘金的外地人。缱绻于上海的上海男人应该镇定地思考一下，从自己的领地里大片大片地瓜分商业黄金地带的都是哪里的人？而你仅仅在为自己的“洋气”洋洋自得的同时，又失去了什么呢？再说消费：抵制外货是上海人的共识。所谓“外货”，不是指外国货，要真是外国货，上海人扔钱都来不及，他们心里的“外货”就是上海以外的国货！这种事，男人又是充当急先锋：“洋装虽然穿身上，我心依然是上海心”，因此，他们的西装领带的牌子自然是“非沪即洋”；啤酒被人称为男人的饮料，上海男人的明知上海生产的啤酒不怎么样，但他们宁可喝“洋”的也不喝外地的好啤酒。谁要是想在上海喝外地的好啤酒，对不起，你就要接受变相的惩罚（价格卖得比洋啤酒还贵）；想到书店买些孩子读书用的参考书籍吗？什么这版那版的，除了京版，上海男人只认识沪版。有人说，现在的上海男人不像过去的上海人那样排外了，而我却不这么认为。仅从依旧不改的嫌“外土”、在外地人面前讲上海话这两点看，上海男人排外的思想就依然很浓烈。之所以不再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地欺负外地人，那也是因为土著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新移民潮肢解了的缘故。而这些移民中，大都是有背景有文化有实力有地位的人，上海男人在这些人面前或多或少会有某种说不清的脆弱与胆寒。但一旦遇上面目颇似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下人，上海男人的排外本性又会得到充分暴露。据报摘，有位在上海某出版社工作的江苏人，开着一辆江苏牌照的桑塔纳，他时常遇到这样的事：在一条拥挤的马路上，他规规矩矩地跟着前面的车等候前行，这时候往往有骑车的上海人用手敲拍他的车窗，仿佛堵车是他的过错。他淡然一笑说：嗨！不就是欺负外地人嘛！另一位在京城工作多年又回故乡的上海人，因为习惯成自然地一口普通话居然经历了这样的尴尬：一个下雨天，他在单位办公大楼前的脚垫上蹭蹭鞋上的水，免得踩脏楼里的大堂。没想到，他自认为很文明的举止却惹来了保安的喝斥：“喂，别在上面踩！”他气愤地用地道的上海话告诉他的同乡：“你知道吗，上海人没什么了不起！”而那位保安则惊奇地迸出一句：“哦，原来你也是上海人呀！”（①《光明日报》：《文化改变着上海人》2001/07/20）
国人为什么爱“爆”上海男人的笑
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最可笑？这个问题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标准的答案。其实，只要大家一留意便会发现，那些既没什么本事但又善于一本正经地张扬自己的人正是不断制造笑料的人。比如一个人逢人便说自己的爸爸在国务院工作，人们本来很钦佩，但后来人们知道他的爸爸原来仅仅是在国务院当一名保洁员，你能说这个爱张扬的人不贻人笑柄吗？再比如，有一种人仅仅在外表上的某些方面具备了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便在众人中把自己标榜为“国际男人的样板”，但当人们发现他更多的方面连“老土”都不如时，你说这个“样板”不也是一种莫大的笑料吗？然而，如果你与上海男人相处久了，便会发现，与这类笑料相差无几的事儿俯拾皆是。如果多个人与上海男人相处久了后又聚在一起，那么，有关上海男人的笑话便能装出一箩筐。然而笑来笑去，人们又会找见另一番感受，那就是：上海男人真的不像男人。把他们当作“国际男人的样版”，那么世上的男人该死光光了。上海男人既可笑又可气之处莫过于他们的自私与小气。因为一点点的私利，他们可以放弃一切的谦让和应有的随和，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占别人的小便宜而没有半点的自责。比如“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①易中天《《上海滩》》）这种顾己不顾人的行为若发生在一个缺乏教养的女人身上，或许人们还会给予一定的理解，但要发生在一个自称素质是全国第一位的上海男人身上，人们可以再想像一下那一幕的情景会是咋样？无怪乎人们在气愤之余还要“爆”上海男人的笑！爆笑的东西往往是出自于杜撰，几乎没有真人真事也没有人去信，但却从某种角度上反映了被爆笑的人的精神面貌。比如，人们谈论到上海男人的小气，但凡我所能听到的笑话大都是出自人们超凡的想像力。像“喝醪糟都上脸”、“鼻涕当盐使”之类有损男人的人格尊严的比喻，人们似乎都习惯性地往上海男人身上扣。这还不够，前些日子我就听到这样两个小段子：一段是说一个上海男人在一家餐馆吃馄饨，吃到末了突然问店家，“你这碗馄饨怎么少了一个？”另一段是说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在别人面前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关于上海男人小气的笑话不但种类多，而且版本也多，人们杜撰起来也特别放肆，但又栩栩如生，问题是听者只要不是上海人，多数人会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时不时地也搀入一些同样可笑的上海男人的笑话。同类情况要是轮到其他城市，显然没有他的市场。外地人“爆”上海男人的“笑”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上海男人身上的一些自私与小气的固疾确实贻人笑柄。对于笑柄，若不“爆”之以“笑”，指不定上海男人“傲”得要踩着天走路了。上海男人也知道，在上海以外的人们口中传说的很多有关上海男人的“爆笑”故事很荒谬。所以，上海的男人觉得很委屈，也很窝火。但委屈也好，窝火也罢，上海的男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天大的事也奉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准则”。即使动不了手动笔也未尝不是一种文明的自卫，于是前些日子市场上出现了一本上海人号召全国人民《向上海学习》的“好书”。孰写书人不知，这本书出版后，上海男人又增添了多少贻人笑柄的素材！还有一种纯属于误解嘲笑者用意的，以为人们的嘲笑完全是冲着上海男人“怕老婆”而去的，于是仍以上海男人惯用的“文斗”方式出现，不吝言词挖苦嘲笑者。比如张远山在他的《世纪中国》中就提到：“国人嘲笑‘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其实指的是不像典型的中国男人，而典型的中国男人，恰恰是毫不尊重妇女的大男子主义者。因此，嘲笑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就是嘲笑上海男人居然身为男人却不欺负女人，就是嘲笑上海男人居然身为男人却不是大男子主义者。而按照典型的中国逻辑，只要不欺负老婆，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就是小男人，就是怕老婆，于是理应受到嘲笑。”读张远山这段表白，让我想起了什么叫心里发虚。因为心里发虚的人总是要找一种绝对的理由来为自己壮壮胆。但张远山以这种莫须有的骂街方式来诋毁国人，正也是充小人为君子的一种具体表现。他指认国人嘲笑“上海男人不像男人”是由于怕老婆，这就是小人，谁不知道，怕老婆是整个南方男人系的“通病”？之所以把此“通病”归之于上海男人独有，然后说仅此而被国人嘲笑，我想无非持有两种目的：一是为上海男人身上真正值得国人嘲笑的那种小气、虚伪、粉饰、琐碎的弱点欲盖弥彰；一是借机以上海男人的名目巧言令色地嘲笑“典型的中国逻辑”。他主张嘲笑上海男人是一种“中国常态”的“人性丑恶”，惟有“上海男人是中国男人中最文明、最有知识、最尊重妇女、最守信用、最敬业、最符合现代精神的一个男人群体。中国其他地方的男人应该向上海男人学习，而不是嘲笑和奚落他们。因为愚昧者、野蛮者、无知者、不尊重妇女者、不讲信用者、不敬业者、不符合现代精神者对上海男人的嘲笑，只会加剧中国人的传统陋习，只会推迟中国的现代化，只会阻碍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①张远山：《世纪中国》）读《世纪中国》，方知张远山不过又是个典型的海派笑料罢了。
何必与“全国人民”“为敌”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格格不入，说明格格不入的两方各有各的问题；一个人和很多人格格不入，说明这个人自身有问题。当“上海男人”被有关媒体善意地作为话题让公众讨论时，竟在全国各地引发一阵阵“讨伐”，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上海男人自身确确实实有问题。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抵触的态度，对揭示其问题者以牙还牙，以讽还讽。在“上海男人论坛”里，我就很难发现有谦逊的“海内派”。好不容易在最近和一本由上海人自己写的书里发现了这种“谦逊”，文章承认“上海男人，在中国女人的漫画图景里，已经成了一种类21世纪的会说话的工具，是中国男人雄性力不多的中性动物；在上海男人自己眼里，那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①《向上海学习》石磊等著）我以为这是替上海男人进行的一番反思。当我把这本书读完后，方觉得作者全然是借“向上海学习”的“战斧式口号”来昭示上海人的种种优点。学习就学习吧，把“全国人民”为靶子，捕风捉影地进行羞辱、嘲讽，这岂不意味着向“全国人民”掷“板砖”？后来再一看作者，原来所署的石磊、七格、袁敏等三位后生均系上海人，便释然了。因为这就是上海人最惯用的说话方式。女人也是如此，男人也莫过于此。上海男人的说话能力确实是很有一套。他们好像生来就是“政工干部”的料子，他们虽不像广东男人那样说话慢条斯理，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样骂娘开道，但他们确实有一种让绝大多数男人永远也学不来的、自成一格的语言表达能力，说起话来娓娓动人。一般人实在很难在他们的话里挑出什么毛病。这也许正是中西语言文化在上海男人身上最合理的综合表现。上海男人的语言是中国的，但表现力是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