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友情，还会严重地挫败自己，怨恨使你被苦脑所束缚，会引起你的疾病，扰乱你的思维，使你头脑混乱效率低下。其实怨恨别人常常是一种不公平的事，因为我们或许就常爱犯这种错误。但是我们常常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过错要比别人的过错轻微得多。这大概是由于我们了解自己所犯下错误的原因，于是就对自己容易原谅吧！那么当别人错待了你的时候，你试着去站在他的角度想想问题，也许就会谅解对方了吧！
《中庸的智慧》 第二部分施威不忘善后
跳出是非之地
兼容不等于藏污讷垢。明祸福之道，离是非之地，也是一种兼容。自古以来就是为人臣子所应懂得的道理。在这方面，战国时期的范蠡可谓是最有心得的人。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佼佼者。范蠡也因谋划，官封上将军。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识大端。他想：越王勾践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现已与越王深谋二十余年，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此激流勇退，想到这里，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隐退。
勾践面对此请，不由得浮想翩翩，迟迟说道：“先生若留在我身边，我将与您共分越国，倘若不遵我言，则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对于世态炎凉，品味得格外透彻，明知“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不敢对此心存奢望。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
事后，范蠡不辞而别，带领家属与家奴，驾扁舟，泛东海，来到齐国。范蠡一身跳出了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享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见书，如梦方醒，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不料，樊笼业已备下，再不容他展翅起飞。不久，有人乘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勾践不问青红皂白，赐予文种一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已灭吴，其四深藏先生胸中。先生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要他去向埋入荒家的先王试法，分明就是赐死。再看越王所赐之剑，就是当年吴王命伍子胥自杀的“属镂”剑。文种至此，一腔孤愤难以言表，无可奈何，只得引剑自刭。
《越绝书》卷六评曰：“（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又云：“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伸。”观文种、范蠡二人不同结局，可知此言不诬。
范蠡的智慧不仅在从政方面，也表现在对时局大势的判断方面，在他看来，从政和务农、经商，事虽殊途，其理却有相通之处。范蠡的聪明才智在于他把握其中的奥秘，使其同归于一，从而能左右逢源，立于经久不败之地。
齐人见范蠡贤明，欲委以大任。范蠡却喟然长叹说：“居官至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久受尊名，终为不样。”于是，他散其家财，分予亲友乡邻，然后怀带重宝，悄然出走。范蠡辗转来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再次变易姓名，自称为朱公。他认为陶居天下中心，四通八达，便于交易，遂以经商为业，每日买贱卖贵，与时逐利，十九年间，三致千金。时人凡论天下豪富，无不首推陶朱公。
第十章〓中庸：施威不忘施恩
要人信服，必须遵循恩威并济的用权规则。中国古代历代帝王对人治之术最有心计的，莫过于思威并施、刚柔相加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而许多帝王都懂恩威并举的道理，也多次运用于自己的统治之中。做皇帝是这样，做一般人也应该是这样。因为皇帝也是人。
施威不忘善后
领导在工作中，不免有生气发怒的时候。发怒，足以显示领导的威严和权势，对下属构成一种令人敬畏的风度和形象。应该说，对那种“吃硬不吃软”的下属，适时发火施威，常常胜于苦口婆心。
上下级之间的感情交流，不怕波浪起伏，最忌平淡无味。有经验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既敢于发火震怒，又有善后的本领；既能狂风暴雨，又能和风细雨。
在平时工作中，适度适时的发火是必要的，特别是原则问题或在公开场合碰了钉子时，或对有过错的人帮助教育无效时，必须以发火压住对方。当领导人确实是为下属着想，而下属又固执不从时，领导发多大火，下属也会理解的。
但是，发火不宜把话说过头，不能把事做绝，那样的话就起不到说服的目的了，而应注意留下感情补偿的余地。领导人话一出口，一言九鼎，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一旦把话说过头则事后骑虎难下，难以收场。所以，发火不应当当众揭短，伤人之心，导致事后费许多力也难挽回。
发火应当虚实相间。对当众说服不了或不便当众劝导的人，不妨对他大动肝火，这既能防止和制止其错误行为，又能显示出领导人具有威慑性的力量。但对有些人则不宜真动肝火，而应以半开玩笑、半训斥的方式去进行，使对方不能翻脸又不敢轻视，内心有所顾虑——假如上司认真起来怎么办？
另外，发火时要注意树立一种被人理解的“热心”形象，要大事认真，小事随和，轻易不发火，发火就叫人服气，长此以往，领导者才能在下属中树立起令人敬畏的形象。日常观察可见，令人服气的发火总是和热诚的关心帮助联系在一起的，领导应在下属中形成“自己虽然脾气不好但心肠热”的形象。
日常发火，不论多么高明总是要伤人的，只是伤人有轻有重而已，因此，发火伤人后，需要做及时的善后处理，即进行感情补偿，因为人与人之间，不论地位尊卑，人格都是平等的。妥当地善后要选时机，看火候，过早了对方火气正旺，效果不佳；过晚则对方积愤已久不好解决。因此，以选择对方略为消气，情绪开始恢复的时候为佳。
正确的善后，要视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人性格大大咧咧，是个粗人，领导发火他也不会放在心里，故善后工作只需三言两语，象征性地表示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人心细明理，领导发火他能理解，也不需花大功夫去善后。而有的人则死要面子，对领导向他发火会耿耿于怀，甚至刻骨铭心，此时则需要善后工作细致而诚恳，对这种人要好言安抚，并在以后寻机通过表扬等方式予以弥补。还有人量小气盛，则不妨使善后拖延进行，以天长日久见人心的功夫去逐渐感化他。
《中庸的智慧》 第二部分威严也有宽容
己之所欲，要施于人
人有困难我就周济他，人有危难我就解救他，人有所想我就随他所想。
我们处世为人，之所以提倡虚，就是要求谨慎持守道德。舍己为人，亏己利人，薄己厚人，损己益人，把持着这四项基本观念，人们就会心悦诚服。
老子说：“尽力照顾别人，我自己也就更加充实；尽力给予别人，我自己反而更加丰富。”这就需要至诚，以最完美的德来辅佐这个最崇高的诚，使它感人至深。他人有恩德于我，虽是一碗饭的施舍，也不能忘记；我有恩德于他人，虽是救死之恩也不能企望报答，也不能向他人提及，也不希望回报，这也就是古代圣人所说的“施恩德于人不望回报，受到他人施的恩惠千万不能忘记”的道理。
使人服从的关键是：凭道理不凭道术，凭仁德不凭武力，依仗武力借助仁义而称霸天下的人，称霸就必须有很强大的国力；依仗道德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的人，称王不一定要有强大的国力。商汤王只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只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依恃武力而降服人们，人们不是出于内心的真正归服，而是力量不够，迫不得已；凭借道德使人们归服，人们会出自内心的欢喜而心悦诚服，就同孔门七十二大弟子拜服孔子一样。《诗经》中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以道德服人的人，就是修养自己的道德，使人们都服从我罢了。修养自己而使内心达圣的人，以圣德光耀天下，使人们都仰慕他、尊敬他就是了。惟有孟子所说的服人道理，除了“以德”之外，还要有“行仁”来紧紧跟着。也就是说，仅仅立自己的德还是不够的，还要行仁于天下，还要有爱人、利人、济人、救人、立人、达人这样的道德。
要想人们都服从我，己立己达，还不足以使人服从我，最重要的是，人想立我就立他，人想达我就就达他，人有困难我就周济他，人有危难我就解救他，人有所想我就随他所想。这样愿望就能达到，利益就会归来，祸害就会免除，纯粹是一片仁人的胸怀。我只为人而不为自己，只利人而不利自己，只爱人而不爱自己，只尊敬他人而不尊敬自己，这样怎么会害怕人们不归服我呢？
所以孔子说：“以富贵而天下，何人不尊；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以我的富而能富他人的人，想贫也不可得到了；以我的贵而能贵他人的人，想贱也不可得到了；以我的达而能达他人的人，想穷也不可得到了。”
威严也有宽容
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根据《唐史》记载：从刘武周那里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叛逃回去，人们开始怀疑尉迟敬德，把他逮捕，囚禁在军中。
屈突通过殷开山对李世民说：“尉迟敬德骁勇无比，现在既然囚禁了他，必然会生怨恨，留下他恐怕有后患，不如就地把他杀了。”
李世民说：“敬德如果想叛变而逃，早就走了，为什么还等到现在呢？”于是命令赶快释放尉迟敬德，并把他引进自己的室内，赏赐了许多黄金，说道：“请你用大丈夫的意气来对待事情，不要为这些小的嫌疑而介意，我永远都不相信诬陷你的话，你应该体谅。你定要离去的话，这些金银可以资助你，表示我们共事一时的情谊。”
有一次，李世民仅带500兵丁察看阵地，王世充带领1万多人，突然把他团团围住。单雄信引槊直挑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大呼：“勿伤我主！”横鞭直打，单雄信落马而逃，屈突领大兵赶到，王世充大败，仅仅免脱死运。
李世民便对尉迟敬德说：“你怎么相报得这样快呢？”这是江湖上英雄惜英雄的大气度、大手段。既释放他这个囚犯，再引进自己的房内，并且以金相赠，去任自由，不是唐太宗，其他人能做到吗？
桂阳王刘休范在九江举兵造反，萧道成暗地消灭了他，而叛军还不知道，准备开往前线。这时，宫中传言，休范已在新亭，众士卒惶恐不惑，诣帖里投名的人已有千数，但等到的却是萧道成。
萧道成随即把诣帖撕毁烧掉，登上城墙说：“刘休范父子已杀了，死尸在南冈下，我就是萧平南，诣帖里的名字，都已经烧毁了，大家不要害怕！”叛军都感到惭愧而服从他。得到的诣帖，马上就撕烂烧掉，这要有何等的雅量。不穷加追究，不株连大众，不害怕他们以后反叛，并且烧毁灭迹，以表示恩德的诚意，这又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吗？！
《宋史》记载：孔守正与王荣陪同宋太宗吃宴席，二人都醺醺大醉，在太宗面前大肆争论，第二天，孔、王二人都来请罪。太宗说：“我也大醉了，不必治罪。”这虽是小事，然而以当时来说，追究责任难使臣下诚服，不追究责任又失君上的威严，只有不同意法官治罪，再以我也大醉的话搪塞，就安定了人心。这样既宽大又洒脱，小恩小德行使在君臣之间，就多了一分人情味。
唐明宗时期，有个和尚漫游西域回来，得到一颗佛牙，于是献给明宗，明宗拿出来给大家看。学士赵凤进言道：“世间传说佛牙水火不能伤害，请验真假。”随着举起斧头砍下，佛牙应声而碎，明宗也不加追究责任。
只有宽恕包容，才会尺寸分明。许鲁斋说：“人要宽厚包容，又要分限严紧。分限不严，事情就不能立，人就会受到侮辱。魏公素来宽厚，处理事情，大义凛然，有不可侵犯的样子，所以成为当代的名臣。现在宽厚的人能找到，威严的人，就少有宽容，对于事业来说，都有弊害。”
《中庸的智慧》 第二部分胡萝卜加大棒
胡萝卜加大棒
唐太宗去世前夕，曾故意把已经负有辅佐太子重任的宰相李责贬官。他告诉太子道：“李责是有能力辅佐你的，但他是我手下的功臣，是前朝元老，而你跟他并没有什么恩爱相联，因此，他难免会摆出桀骜不驯的样子，使你难于驾驭他，所以我才故意贬谪他。你继位后，可即刻让他官复原职，他便会对你感恩戴德，忠实地效命于你。”
果然，太宗逝世后，太子李治继位的当日，就让李责复任宰相，由此，李责对新皇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忠心耿耿、不复二心。
无独有偶，汉代大将卫青不斩败将的故事也说明其人治之术的高明。
有一年，汉武帝派卫青出兵定襄，部将苏健、赵信两军共3000多骑兵，个个具有非凡本领。一日，他们突然与单于的部队遭遇，经过一日激战，3000多骑兵几乎全部战死，赵信也投降了单于，只有苏健只身逃回汉营。
一时间议论纷传，都道苏健必死无疑，更有议郎周霸对卫青进言道：“自从大将军出兵以来，还未曾斩过部将，今天苏健损失了这么多人马，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