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度的问题，过了这个度，要么就是不近人情，要么就是寡廉鲜耻。
有原则也要灵活
曾国藩说：“做人的道理，坚持原则灵活互用，不可偏废。太灵活就会萎靡，太坚持原则就容易折断。坚持原则不是说要残暴严厉，只不过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就需强矫。争名逐利，就需谦退。”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研究老子的思想很深，他一生为人处世信仰老子的观念，却不言谈老子的思想。所以虽居在功名富贵的最高处，却能全名而归，全身而终。在处理天下事时，有以坚持原则取胜的，有以强取胜的。有以灵活取胜的，也有以弱取胜的。所以老子提倡以灵活守雌的方法。
据前史记载：商容张开口问老子：“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在。”商容说：“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说：“不在！”商容说：“知道这个道理吗？”老子说：“不就是坚持原则硬的容易败亡，灵活的而能存在的道理吗？”商容说：“唉！天下的事情完全是这样。”这就是灵活用世的方法，而受到历代的传承。
老子说：“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灵活的，死了以后身体就变得僵硬。草木生长时是灵活的，死了以后就变得干硬枯槁，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一类，灵活的东西属于生长一类。”又说：“天下中最灵活的东西，可以攻入天下最坚强的东西里面去，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普天之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灵活的了，而攻克最坚强的东西，却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水了。弱胜过强，灵活胜过坚持原则，这个道理普天之下没有谁不知道，就是没有人去实行。”道的本体是最灵活的，所以有无穷的作用。因此，最灵活的东西可以克制最坚持原则强的东西，过于坚持原则必然受折，过于强必然易败。这里能看出，儒家尚方，道家尚圆，谁更好呢？
事物不可到极点，到了极点就会走向反面。所以《易经》中说：“太阳到正中就要西斜，月亮圆了就要缺损。”老子又说：“用兵逞强就会遭致灭亡，树木粗壮就会遭受砍伐。凡是强大的，总是处于下位；凡是灵活的，反而居于上位。”这就是在“道”的最高原则下的大机大用，也是在“天地观”、“历史观”中的大机大用。我们完全能称它为“灵活道”了。把它用于心术，就可以说是“灵活道”的心术。把它用来处世，就是“灵活道”的处世方法。把它用到政治上，就是“灵活道”的政治。
据历史记载：汉代光武帝亲临章陵，在那里修庙宇，盖祠堂，建田庄，饮酒作乐，大行赏赐。正好宗室中的长辈与母后，因酒喝得高兴了，相互说道：“文叔（光武帝）年轻时谨慎、守信用，对人不屈服、不招待，现在既坚持原则强又灵活顺了。”光武帝听到后，哈哈大笑说：“我治理天下，也想依灵活道而行。”所以说灵活道的作用，不仅可以持身受用，治理天下也大有作为。
坚持原则而有灵活性，这是用坚持原则的方法；灵活而能坚持原则，这是用灵活的方法。强而能弱，这是用强的方法；弱而能强，这是用弱的方法。这四条，大的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天下，小的可以用来处世持身。
坚持原则就容易方，灵活就容易圆。为人处世，方圆并用，坚持原则灵活并济，才是全面的方法。如果只能坚持原则却不有灵活性，只能方却不能圆，只能强却不能弱，只能进却不能退，必然倾折失败。
吕坤说：“方与严是待人的大弊病，圣人待人，只在于温灵活敦厚。所以说：‘广泛地爱护人民，叫做和而不同。’只任凭他们凄凄凉凉，冷傲清高，便是世间的一个障碍物。就是持身方正，独立不苟，也还是不能用世的人才。这只能算一个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士罢了。”
作为一个领导，许多问题要讲原则，讲规矩。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在讲原则的同时，要想不影响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就要有客人之量。
1930年春末夏初，毛泽东为安排红四军政委一职很伤脑筋，他必须物色代理红四军政委的合适人选。这个人选除了要具备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外，还必须有坚定的原则性。经过他的慎重考虑，终于选中了貌不惊人、平平凡凡的罗荣桓。
罗荣桓是一个老实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他在鄂南组织农民自卫军，担任自卫军的党代表。
到三湾改编时，原来参加秋收起义的4个团只剩下两个营了。罗荣桓坚决要留下来，毛泽东任命他为特务连的党代表。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发现：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罗荣桓自己先做到；打仗的时候冲锋在最前沿，退却时却掩护在后面；行军的时候替病号扛枪，宿营的时候下班查铺；吃饭的时候带党员出去站岗放哨——尽管这意味着有时要饿肚皮。罗荣桓以自己的行动感化了战士，深为士兵所爱戴。罗荣桓担任31团三营党代表以后，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深为3营战士们所信服，3营因此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毛泽东发现了罗荣恒的优点，经过他的介绍，罗荣桓以一个基层工作干部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委员。毛泽东相信罗荣桓能让士兵们信服，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干部。几年后，毛泽东还曾感慨地说：“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够顾全大局，一向对自己严格，待他人宽厚，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罗荣桓走马上任后，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罗荣桓在红四军中开展了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使全军指战员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罗荣桓把军事训练、后勤工作也搞得井井有条。老实厚道，在有些人看来是软弱的表现，但毛泽东却从罗荣桓的朴实中，发现了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在非原则问题上的容人之量。罗荣桓也正是因此在后来历任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委、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并且是军队政治干部中惟一获得元帅军衔的人。
罗荣桓靠他的坚持、忍让、老实、厚道在与其他干部的相处中安然无事，又因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在非原则问题上的容人之量赢得了全军将士的信服。罗荣桓正是靠这样的行为征服了全军将土。
作为领导，在原则问题上一定要坚定不移，不能有动摇；在非原则问题上，要灵活一点、宽容一点、大度一点，这样才能赢得下属的心，才能说服他们。
《中庸的智慧》 第一部分做人堂堂正正
做人堂堂正正
说到人的本性时，有必要说说人的人格。人的本性是原有的，人格是后天修为的。我们知道，儒家入世的目的就是积极地完成一个完整的人格。
孟子说：“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几乎不多。”然而人有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能够超越自我成为圣人；而禽兽只有一个形体世界与物质世界，根本不能超越自我而有所成就。这与人之所以成为人，成为超人，成为圣人，毫无关联。
历代的统治者，只是政治上的成就。历代的英雄豪杰，只是事业上的成就。历代的专家、学者和科学家、发明家，只是知识智慧上的成就，并不是内在的成就。人的外在成就，不论多高，不论多大，有它也不加我一分，无它也不减我一分，与自我真我无所相干。
要完成一个自我，在自我的内身上去求取有关这方面的成就，我们称为“人格”或“道德”，这就是与科学知识的不同之处。这是靠自我创造，自我修养，并且无法盗用和继承的。所以孔子贤于尧舜。千古以来，没有人能同释迦、耶稣、老子、孔子并驾齐驱，也就是这个道理。
世界在物质方面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与继承而日益进步，再加上科学促使物质文明的泛滥，使人逐渐湮没于外在的形体世界；同时又难以返回到内在的自我心性上与精神上求满足、求成就，丧失了自我与真我而不知自我觉悟，反而认为世界文化就是这样，这不是很悲哀的吗？
人类文化的整体，应该是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结合体，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无缺的整体。精神文明的发展速度，赶不上物质文明的发展速度，这就逐步使世界人类的进化，走向了一个极端，这个结果，却使人类终将走向自我毁灭。现在要来挽救它，只有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步发展，让人们在追逐物质上有自控力，反转于自我内心上的精神文明，从而逐步解脱自己不成为物质上的奴隶，不成为名利上的奴隶，不成为金钱上的奴隶。
大丈夫做人堂堂正正，内心世界方方正正。李白有诗云：“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宋代刘炎说：“君子志于泽天下，小人志于荣其身。”孟子说：“士何事，曰尚志。”世间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只在无大志而已！小有志气的人，也只在功名利禄富贵与妻妾儿女衣食的讲究上，这样的人，纵使能做大官发大财，或是享受着一时的荣华盛誉，但对于千秋历史没有半点涉及，对人生毫无了悟，到头来还是个凡夫俗子。
这里所说的立志，就是要求人们树立超人超世的大志，树立改造天地，创造历史的大志，这样虽不得于上，也可勉得于中，从而使自己的生死，区别于禽兽的生死，人秉承着天地的灵气而生，应力求对天地、对人类、对历史、对父母家庭有个交待。这个交待，不是吃喝穿着、生儿育女所交待得了的。所以立志实为做人第一大事，第一根本。
曾国藩说：“有志则不甘为下流”，“人才以志气为根本”。谢良佐曾说：“人须先立志，立志则有根本。譬如树木，须先有根本，然后培养，方成合抱之木。”世人常常开口说“志气”，闭口讲“志向”。说志气，立志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人的力量。讲志向，立志是做人的目标，也是做人的道理。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就要先树立顶天立地的志向。立志做大人，就要以圣贤为业；立志做大事，就要以英雄豪杰为业；立志于富贵，就要以名利为业；立志于小人，就要以衣食为业
做人总要有个志，方可有路走。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无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坠惰，而百无所成，皆由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抵乎！”立了志，不变移，不动摇，总会有成就的。从来没有不立志而有成就的人。做人惟有立志，立天下第一等大志，立志以天下为己任，才能成大器。
《中庸的智慧》 第一部分做人不可太清高
做人不可太清高
《后汉书·班超传》语：“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指水太清了，鱼就无法存身。形容人太清高了，就不会合群。这是饱经沧桑的前辈留给后人的一个办事准则。在处理人事关系的问题上，一定要铭记这一点。
明成祖时，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朝见皇上，顺便带了一些岭南的藤席准备馈赠给朝廷中的官员。不料，京城的巡逻官把这些藤席截获，并将徐奇馈赠礼品的人员名单呈给了明成祖。明成祖反复看了几遍名单，见其中惟独没有太傅杨士奇的名字，觉得有必要问个究竟，于是立即召见了杨土奇。
杨士奇解释说：“当初徐奇受命赴广东任布政使，离行前众官员都作诗为他送别，所以徐奇这次回京特用藤席回赠。那一次臣正好有病在身，没有赠诗给徐奇，不然的话，我这次也在馈赠之列。今天众官员的名字虽然都在礼单上，但他们不一定会接受徐奇的礼物，再说藤席乃岭南特产，徐奇馈赠藤席只是为了表达谢意，不会有别的目的。”
杨士奇这番话讲得自然得体，明成祖对他的疑惑打消了，也原谅了徐奇，命人把名单烧了，从此再也没有过问此事。
在封建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君疑臣必死”。如果杨士奇借此机会炫耀自己的清廉，不仅不会得到赞赏，而且会加重明成祖对他的疑心，杨士奇故意将自己牵扯进来，说明自己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从而赢得了明成祖的信任。更妙的是，杨士奇此举不但挽救了自己，也免除了徐奇的祸事。
刘睦是东汉明帝的堂侄，自幼好学上进，喜好结交有学问的名儒，长大后被封为北海敬王，忠孝仁慈，礼贤下士，深受百姓的爱戴。
有一年岁末，刘睦派一名官员去都城洛阳朝贺。临行前，他问这位官员：“如果皇上问起我现在的情况，你想怎样回答呢？”官员不加思索地说：“您德高望重，忠心耿耿，是百姓的再生父母，下员虽然愚鲁，但此区区小事定能向皇上禀报清楚。”
刘睦听后，连连摇头：“你若这样说，就把我给害了！”见官员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刘睦又接着说：“你见到皇上之后，就说我自承袭王爵以来，意志衰退，行动懒散，每日只知吃喝玩乐，对正业毫不用心。”
刘睦善于守拙，不想让皇上知道他是一个精明的人。因为在当时，凡有志向的皇室成员，容易受朝廷的猜忌、弄不好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刘睦故作糊涂人，实在是明哲保身的妙计。
《中庸的智慧》 第二部分机会稍纵即逝
第六章〓中庸：果断但不莽撞
犹豫是以无知为前提，果断是以洞察为背景。果断和莽撞表面现象相似，实际根基不一样。果断看起来莽撞，实际上包涵了对事物和过程本质的直觉；莽撞看起来果断，实际上是无头苍蝇，到处碰撞。在果断和莽撞之间，必须打进认知的楔子。
机会稍纵即逝
看了下面的故事，你就知道，在人的一生中，果断地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