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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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无衔军事家-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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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贺不倒,无段不胜。”    
    这是湘鄂西的一句民谚。    
    贺龙是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能维系军心,鼓舞士气,只要他在军中,无论遭受什么样打击,面临何种艰难险境,部队都能败而不溃,屡挫屡奋。    
    段德昌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    
    他统率的部队被称为常胜军,苏区青年参加红军点名要到红九师。在频繁的战争中,兵员补充历来都是最头疼的事情。对于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来说,这不是难事。官兵们自豪地编成顺口溜来唱:“杀我一百,只要一息;杀我一千,只要一天;杀我一万,只要一转。” 意思是说无论受到多大伤亡,红九师只需在苏区转上一圈,立刻兵员补充足额。    
    1932年春,段德昌的军事生涯绽放出炫目的光彩,他创造月歼一旅的奇迹令人叹为观止。    
    这年1月,红三军恢复师级编制,下辖七、九两师和独立团。1月中旬,红九师奉命出击襄河北岸,寻找战机。19日,袭占皂市,计划围点打援。皂市位于京山与应城之间,是国民党安在襄北苏区的战略枢纽。敌四十八师与段德昌交手多次,从未讨到便宜,他们判断红军攻皂市意在诱敌,拒不出战。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段德昌乘胜兵指应城。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分割包围应城西南的陈家河与龙王集两个制高点,攻势甚急。如果这两个据点丢失,应城将无险可守,应城侧后便是武汉。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急调孝感花园之四师十二旅张联华部前往解围。张联华不知深浅,督军急行军,赶往战场,几千人的部队被拉成一条长龙。    
    26日,段德昌率部攻克陈家河,解除后顾之忧,然后乘夜埋伏于龙王集至应城的公路两侧。埋伏地点设在毛家河与张家庙的山坡树丛间。    
    27日拂晓,张联华率部进至毛家河边缘。时值冬晨,大雾弥漫,前面山冈上矮树灌木,模糊难辨。参谋长心中生疑,提醒道:“旅座,谨防伏兵。”    
    “公路两厢,共匪纵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设伏。”张联华不以为然,驱动部队前行。前行不到十五分钟,便听到半空中一声“开火”,山坡上飞下无数的手榴弹,轰隆隆炸倒一片。接着,红军指战员从树林中冲下,将公路上的敌军压缩成一团。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红军全歼敌十二旅,生俘张联华,歼俘敌军四千余人。这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其中步枪三千余支、迫击炮二十余门、轻重机枪八十余挺,军装一万多套。段德昌把轻重机枪全部集中到机枪连,还用缴获的战马装备了骑兵团。    
    龙王集战斗后,贺龙率七师渡过襄河,襄北红军兵威大盛,当地的地主、豪绅纷纷外逃武汉。何成浚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从洪湖中心区抽调十一个团组成三路纵队,限令在半个月内肃清襄北红匪。他还把段德昌的首级赏格提高到八万元。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7节 杀出军威

    2月下旬,敌军以天(门)汉(川)苏区为重点发动清剿。敌一一四旅在旅长韩昌俊的带领下,由皂市出发沿汉(口)宜(昌)公路向灰埠头进剿,敌徐继武旅同时由天门、张截港向灰埠头移动,互取呼应之势。3月初,大雨如注,公路泥泞难行,韩旅遇阻于文家墩,徐旅也退回天门。何成浚见韩旅孤军独处,急令韩旅撤回皂市。韩昌浚接电后,犹豫不决,既担心部队辎重难运,又害怕雨中受袭,于是采取“拖”字诀,想等到雨停后再移动。这一动向被红军查知,段德昌带领九师冒着滂沱大雨,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在3月4日拂晓赶到文家墩,向敌人发起突然进攻。韩旅官兵都在蒙头大睡,外围手榴弹响成一片,还以为在打雷。等到红军冲进帐篷,才仓促应战。很快,全旅四千余人被歼,韩昌俊被擒。敌四十八师驰援韩旅,被贺龙阻于皂市以北,敌师长张振汉受伤。    
    段德昌在襄北连捷遵循的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在战术上做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夏曦不满意,他认为段德昌崇拜的游击战术已经过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不过是童谣。他提出了三打三不打要求:“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准打游击战、运动战;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等中心城市,不准打小据点。” 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为此发出《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指出红三军存在两大弱点,第一是军阀制度的残余;第二是游击主义,游击主义表现为“不转变到大规模作战的各种准备,如城市战、堡垒战、大规模平地战、射击飞机等。”    
    根据夏曦“正规化建设”和阵地战的命令,红三军连续组织了瓦庙集、张家场两场硬仗。    
    瓦庙集打的是一场遭遇战。当时,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一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和若干特种兵共二万余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三军第七师尚在控制襄河渡口,七、八两师向京山运动。两军在京山瓦庙集以西地区相遇,发生激战。    
    “胡子,我们可不能跟敌人拼‘车’呀!”段德昌觉得不妙,建议撤出战斗。    
    贺龙苦笑:“夏曦代表中央,他是金口玉言,违抗不得。”    
    战斗打了七天七夜,结果只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红军伤亡在一千四百人以上,伤亡人员均为部队连排级干部和老兵骨干。    
    张家场打的也是一场消耗战。红三军集中主力在天门张家场猛扑敌一三二旅及补充第二团,未能一举歼敌,形成拉锯,激战八天八夜,毙伤敌人八百余人,自己却付出了二千余人的伤亡。    
    瓦庙集、张家场两次战斗打的都是得不偿失的阵地战,红军伤亡过大,更严重的是,在拼消耗中,根据地多年积攒的武器弹药全部用光。敌前敌总指挥徐源泉向何成浚报捷:“赤匪历年来得之于国军弹药兵器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    
    夏曦根本觉察不到正在逼近的危险,到处作报告,口沫四溅地说:“像这样七天七夜、八天八夜持久剧烈之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二军团所没有的。这是中央分局在执行国际路线上的重大转变和成功。”    
    红军陈兵襄北,洪湖后方空虚。6月初,徐源泉分兵三路奔袭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监利周老嘴。其中,范绍增所率第四师进展迅猛,连破老新口、龙湾、张金河、谷港防线,湘鄂西警卫师抵挡不住,夏曦惊出一身冷汗,急令红三军主力不惜一切代价回援洪湖。    
    从襄北到洪湖,不仅有襄河和众多湖泊阻隔,仅路程就有二百多里,哪怕是按照急行军的速度,红军也赶不及。    
    远水一定要解近火。贺龙把驰援的任务交给段德昌。    
    段德昌临危受命,表情仍然是举重若轻。他把部队所有马匹都集中到骑兵团,亲率八百余名骑兵作前锋,奔驰一天一夜,赶到新沟,立即抢修工事。随后,三个步兵团也赶到预防阵地。    
    13日,范绍增第四师大摇大摆地朝新沟开进,走在最前面的是神兵团。范绍增是四川袍哥中的著名首领,处事怪诞,人称“范哈儿”。他将袍哥兄弟全部编为神兵,一律红褂红裤,手执大刀,上阵之前,先喝咒水,吸鸦片烟,然后发起冲锋,状如疯虎,战斗力不可小视。有鉴于此,段德昌吩咐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放枪。”    
    红军小股部队与神兵团略作抵抗,便被砍翻数人,迅速后退。范师分成数路纵队,沿东荆河河堤冲至红军预设的障碍物面前。段德昌一声暴喝“打”,几十挺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射出几十条火龙,顿时人仰马翻,敌人死亡枕藉。神兵团虽然骁勇,但没等近身肉搏便伤亡过半。红九师发起反冲锋,将敌人压缩至阵地后围。范绍增亲自带领督战队,连斩十余名后退的官兵才稳住阵脚。正当他组织火力准备反击时,按照段德昌的命令,迂回到敌后的骑兵团突然冲击敌阵。    
    八百匹战马,八百名勇士,从天而降,马蹄声、呐喊声、马刀斩击声响成一片。在腹背两面夹击下,敌第四师全线溃逃,范绍增受伤落马,趁着战场混乱,骑一头水牛渡过东荆河方才捡得性命。他的部队三千余人非伤即俘。    
    新沟大捷,稳定了洪湖中心区极其危急的形势,也拯救了惶惶无计的夏曦。战后,中共湘鄂西省委、省政府联合举行庆功大会。贺龙发表热情的讲话:    
    “九师师长段德昌真是个好同志呀!他当机立断,杀出了红军的军威。这下子给范哈儿沉重的一击。这是毁灭性的一击呀!范哈儿的魂都吓掉了。湘鄂西省党、政府和人民的处境在逼迫之际是多么的危险呀!如果不是段德昌同志赶得快,我们的同志就全部会逼到洪湖吃水!”    
    贺龙这番话是说给夏曦听的。夏曦照例闭着眼睛听会,面无表情。    
    1931年8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指挥五十万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其中,对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由左路军负责。8月18日,左路军十万人马潮水般涌进洪湖地区,各路敌军采取密集阵形,齐头并进,同时派海军军舰游弋于长江、汉水配合行动。根据地空间被压缩,回旋余地极小。在这种情况下,贺龙、段德昌、段玉林等红三军将领提出,目前在内线击破敌人已经没有可能,应该集中至少十个团的兵力转到外线,挺进国民党布防薄弱的武汉外围,迫使左路军后撤,然后集中主力在敌人后撤过程中寻找战机。这个建议被夏曦一口拒绝,他提出“不使苏区一寸土地被敌人蹂躏”的口号,命令红军各部和各级党委修筑工事,坚守市镇,坚决进行苏区保卫战。    
    段德昌心里藏不住话,嚷着找“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论理。贺龙善意地提醒他:“德昌,夏曦现在视你为眼中钉!你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注意场合,注意方式。”    
    于是,段德昌把不满闷在心里,修建工事时,不时发出冷笑。情况被反映上去后,夏曦马上给段德昌一个党内“最后警告”的处分。    
    一个多月的苦战,伤亡惨重。分兵把口,口口被破。节节抵抗,节节败退。危急时刻,红三军领导人再次提出转入外线作战。夏曦有条件地接受这个建议,命令贺龙带领八、九两师出击襄北敌后,牵敌回援,自己率七师坚守内线。    
    贺龙毫不客气地说:“你这种安排一定失败!为什么呢?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你现在手上的兵力比较雄厚,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在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能打的队伍,关键问题是要将他们拧成一股绳。你现在搞寸土必争,实际上是使他们分散挨打。”    
    “你的任务是完成外线牵制任务,内线不用你操心。”夏曦拍着胸脯说:“洪湖苏区要是丢了,我夏某人的性命也不要了。”    
    8月,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率八、九师转渡襄河,夏曦则与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坚守内线。9月初,敌军突入瞿家湾后方机关,红军后方医院三千余伤病员落入敌手,惨遭杀害,红军兵工厂、被服厂等所有后勤机关悉被焚毁。    
    又过了二十多天,夏曦带领七师残部一千余人在鄂北赶上红三军主力,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洪湖苏区失陷了。”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8节 反夏不反贺

    “共产党一生都要讲真话,心中想着人民。”段德昌不肯说假话,始终把收复洪湖苏区挂在心中,为此埋下了杀身之祸。贺龙高呼刀下留人,三次力保爱将,终不能免其一死。奇特的公审,奇特的刑场,全军将士哭泣着为“火龙”送行。段德昌临死提出三条要求,有一条是“用刀杀我,留下子弹打敌人”。    
    “洪湖苏区丢失,原因何在?”段德昌代表广大将士尖锐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这一问题。从夏曦进入苏区执行“左”倾路线开始,段德昌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抵制、反对的立场上,坚定地支持以贺龙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反夏不反贺”。    
    湘鄂西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左”倾政策、错误的军事策略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尤其是内部“肃反”极大地削弱了党、政府和红军的战斗力。大多数老同志都说,湘鄂西根据地是被“夏曦杀垮的”。但是,夏曦完全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破坏的结果,因此,到达大洪山后,就开始了第二次肃反,并且把肃反与段德昌挂起钩来。    
    贺龙回忆说:“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很多老红军都用“阴狠”来形容夏曦。在洪湖苏区,尽管段德昌公开反夏,除了给予党内处分外,夏曦还能保持几分忍耐。一出洪湖,他就露出杀心,并且毫无顾虑地把目标锁定在段德昌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    
    一位当年与夏曦、贺龙、段德昌共同战斗过的老将军这样分析道:    
    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的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有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夏曦并不傻,只是太阴狠。如果没有撤出洪湖苏区,夏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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