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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洪山一带，夏曦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对恢复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想一走了之，另一方面又有所顾忌，因为贺龙、段德昌等人都坚决主张打回洪湖，同时还怕中央会追究脱离苏区的责任。直到有一天，他见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的布告，才下定决心：“红四方面军可以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从那里还可收复洪湖。”
在向湘鄂边转进的过程中，夏曦加紧实施第二次“肃反”，先后捕杀二百四十一名干部，遭到株连的战士更多，红三军由出发时的一万四、五千人锐减到九千余人，而且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人人自危，战斗力极其薄弱。
1933年1月13日，在经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红三军来到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占领县城。在这里，红军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喘息机会。
“湘西王”、国民党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与贺龙是一对老“朋友”。他们共过事，打过仗，交过手，留下了数不清的恩怨。陈渠珍忌惮贺龙的指挥才能和红三军的威名，主动写信议和，提出可以让出桑植、大庸等相邻几县，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议。
陈渠珍主动伸出橄榄枝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在当时，红军也急需休整。
贺龙将信递给夏曦，说：“陈渠珍是个玻璃猴子，对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达成暂时的妥协有利于我们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是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
夏曦不屑一顾：“陈渠珍在玩手腕！这种浅薄的伎俩，你们看不出来，还由他摆布？”
两人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找来商量。
“这是个好机会。”段德昌脱口而出：“我们的部队长途行军，体质下减，因伤、因病减员严重，给养困难，现在已是寒冬，战士们还是穿单衣、草鞋，战斗力已非当年。如果能够利用敌人的矛盾，先站稳脚跟，对于将来的作战和争取战场主动权很有帮助。”
夏曦窝了一肚子火，不敢对贺龙发，便全部倾泻到段德昌头上：“你们思想的出发点很成问题，宁愿听信陈渠珍的鬼话，也不相信红军的实力，想靠投机取巧，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我以分局书记的名义，命令红军立即进攻周燮卿。”
陈部周燮卿的第三旅驻桑植泥湖塔、永顺桃子溪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以逸待劳，一战击溃红军。经过作战，他们觑破了红军子弹严重不足、人员不整、战斗力下降的弱点，立即转守为攻，夺取桑植县城，将红三军逐回湖北鹤峰毛坝的大山中，从此处于流荡状态，部队总数下降到五千余人。
夏曦将桑植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红三军七、九两师将士作战不力和“改组派”的阴谋破坏，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异想天开地提出清党的“主张”。
“综合政治保卫局肃反的情况，在我们的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潜藏着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往往成为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因此，现有的所有组织都不能相信，都必须打散重建。目前首先解散红三军中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夏曦还举出了莫斯科支部局先解散清理然后重新建立的例子。
“解散党组织，我不同意。我在军阀部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贺龙首先发言。由于文化水平有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读得不多，他当时确实说不出更多的“道道”。
与贺龙不同，段德昌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提出：“红军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苏区坍台是谁造成的？除了敌人的进攻外，有没有你夏曦个人的责任？”
会场顿时一片静寂，夏曦闭口不答。
段德昌拍案而起，指着夏曦质问道：“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组织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还当什么？”
夏曦闭上眼睛，不说话。
宋盘铭是留苏干部，详细讲解了莫斯科支部局改组的缘由，提出这与根据地解散党是两回事，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由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夏曦没有办法作结论。但是在一个月后，他还是运用所谓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解散党组织、停止党的活动后，整个红三军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随后，他又将清党与“肃反”结合起来，掀起第三次“肃反”狂澜，其高潮就是逮捕段德昌。
1933年春，红三军在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区游击，经常被国民党撵得东奔西跑，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特别多。而且，鹤峰地区山高沟深，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兵源补充和物资给养非常困难。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原来洪湖苏区参军的红九师战士都迫切希望打回洪湖去。
一天，段德昌找到贺龙，要求带兵回师洪湖。贺龙劝他暂时不要提这个意见，因为夏曦已经对恢复老苏区丧失了信心。段德昌不听，写信给夏曦，提出应该把恢复洪湖苏区作为目前红三军的行动方向。
3月25日，夏曦接到信后，立即通知段德昌到鹤峰邬阳关红三军军部开会。段德昌当时正在宣恩、鹤峰边境指挥作战，得到通知后立即带警卫排赶回邬阳关，当即被肃反委员会逮捕。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9节 留下子弹打敌人
逮捕段德昌的经过，老红军朱达声记得很清楚：
我于1931年10月参加红军，刚开始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当勤务兵。过了一段时间，被调到师部警卫排当战士。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给段德昌师长当警卫战士，直到1933年3月，段德昌同志被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
1933年3月，我们向津市、澧州（今澧县）开进。段师长的意图，是想在这一带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与洪湖根据地隔江相望，尔后再派一支游击队去洪湖，打开局面，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当我们向津市、澧州发展时，接到军部电令，让立即返回。这样，我们警卫排随师长、政委一起到了邬阳关军部。刚一到，段师长就被保卫队捆了起来，戴上了手铐脚镣。我们警卫人员眼睁睁看到段师长蒙难，束手无策，只得回师部。第二天，湘鄂边政治保卫局局长姜琪来到师部，警卫排的人员也遭到和师长同样的命运，都被看管起来了。
“段德昌被抓了！”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开。贺龙知道大事不好，日夜兼程地从前线赶回军部。
“你为什么要抓段德昌？”贺龙见到夏曦，劈头便问。
夏曦给段德昌扣了两顶帽子：“他分裂红军，企图逃跑。”
“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底气很足地拿出一封信，朝贺龙一扬：“他从前方带信回来，要求带部队回洪湖，这就是他拖枪逃跑、企图叛变的证据。”
贺龙悲愤地说：“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德昌写信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部队去洪湖，大可一走了之，又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应召回军部来？我担保德昌决不是叛逃，应该马上放人。”
夏曦认为铁证如山，坚决不放人。
关押期间，贺龙去看望段德昌，给他带上一些营养品。段德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精神还好。
段德昌说：“胡子，我是反夏不反贺。”
贺龙心酸地点点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段德昌又说：“胡子，给我一个连，我愿立军令状，保证恢复洪湖苏区。”
贺龙只好说：“我知道，我知道。”
段德昌要求贺龙尽快把他救出去，说：“洪湖人民还等着我们打回去呢！”
贺龙探狱回来后，又找到关向应，做他的工作，希望能联名具保段德昌。关向应说先审审看。贺龙感觉得出来，夏曦已经同关向应打了招呼。眼睁睁地看着患难与共的战友要遭毒手，自己枉为一军之长竟然无能为力，贺龙心如刀绞，情绪恶劣。他的警卫员谭友林回忆道：“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棋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听不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地抽烟。”
夏曦决定公审处决段德昌。在分局会议上，他说：“今天的会，主要是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段德昌、陈协平、王炳南是‘改组派’，他们分裂红军，攻击中央分局，说什么苞谷饭不好吃，尤其是段德昌，公然向中央分局写信，要回洪湖拖队伍。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都不招。对他们，还要用重刑。我看，也不一定要等什么口供，现在就可以进行公审。”
贺龙反对：“德昌有大功，杀不得。我愿以颈上人头担保他不是反革命！”
夏曦硬碰硬：“段德昌是‘改组派’，要严厉打击！”
他们争论时，都动了气，把桌子拍得山响。特别是贺龙，激动得不能自制，喊叫的声音传出几十米远。整个军部工作人员和警卫员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当意见争执不下时，举手表决。夏曦、关向应对贺龙，二比一。
夏曦一拍桌子狠狠地说：“好，决定了，杀！”
对于被捕后的遭遇，段德昌早有清醒的认识。他把明朝诗人于谦的《石灰吟》用石块刻在牢房的墙壁上：“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他最喜爱的诗句，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准则。
公审大会在巴东金果坪一块打谷场召开。时值5月，山坡上的油菜花开得金黄，山畦间的水田刚刚插上嫩绿的秧苗。许多插秧的农民跑来看热闹。
夏曦在会上宣布段德昌有三大罪：一是参加了一个十三人的反夏曦小组；二是指挥攻打桑植黄金台时故意打败仗，牺牲了几位战士；三是企图分裂红军。
段德昌双手反绑着，被押在台上。
在夏曦宣布判处段德昌死刑后，贺龙匆匆赶来，警卫员端着一个木盘，木盘上放着一碗酒和几样小菜。贺龙端起酒，送到段德昌面前，说：“德昌，军长无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一碗包谷酒，算是为你饯行。”他喝令卫兵为段德昌松绑。
段德昌接过酒碗，一饮而尽。他眼含泪花对贺龙说：“胡子，我不怪你。”
贺龙问：“德昌，你还有什么要求？”
段德昌镇定地对贺龙和指战员说：“我说三句话。第一，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将来历史会对我作出公正的结论。第二，红三军已濒临绝境，这里地瘠民稀，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用刀杀我吧，子弹宝贵，留下子弹打敌人。”
夏曦紧皱眉头，示意快开枪。
随着一声枪响，名震遐迩的洪湖名将猝然倒地。
段德昌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他的才华、战绩和情操，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上级、战友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同时，他的冤屈、遭遇过于离奇，过于典型，使他成为整个湘鄂西数以万计在内部“肃反”中蒙难者的代表。
尸体可以入土为安，但冤魂却不能随肉身飘然远逝。包括段德昌在内的无数冤灵需要用公正来昭雪和抚慰。
湘鄂西“肃反”是中共历史最为悲惨的一页，也是红军老战士痛心疾首、始终不能忘怀的心结。红二方面军战史曾经总结了湘鄂西内部“肃反”的四个特点：
湘鄂西的肃反，虽然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总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打击面宽。湘鄂西各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无一例外都开展了肃反运动，“左”倾统治所及之处，无不深受其害。二是时间长。大规模“肃反”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区分为四次，但间隙都很短，或者没有间隙。三是由“肃反”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导致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领导干部被错杀，而且以反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十分紧张频繁的时候捕杀的数量最大。军队的领导机关被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全被摧毁。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力量进行有组织的动员、率领群众进行反“围剿”，失败之后则更少有领导群众做恢复工作的，以致苏区全部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很少坚持下来。这当然也同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仓促撤退、缺少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有关，但为害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摧残革命骨干，整垮了党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比较少见的，是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1945年，党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闻者无不潸然落泪。同年，党的七大正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