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采用到史书文苑传或文学传序，笔记，论诗等；也不限于文学方面，郭君
相信“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
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一至二面），
所以随时引证思想方面的事件。这已不止于取材而兼是方法了。用这个方法
为基本，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自序》里说“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
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
问题分”（三面），关键全在思想背景的不同。思想影响文学批评之大，像
北宋的道学，人人皆知；但像儒道两家的“神”“气”说，就少有注意到的。
书中叙入此种，才是探原立论。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
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例如“文学”、“神”、“气”、“文
笔”、“道”、“贯道”、“载道”这些个重要术语，最是缠夹不清；书中
都按着它们在各个时代或各家学说里的关系，仔细辨析它们的意义。懂得这
些个述语的意义，才懂得一时代或一家的学说。他的分析也许还有未尽透彻
的地方，如“情文”的分类（一二○面）等，但大体是有结果的。
“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
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
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进一步，直用西方的分类来安插中国材料，却很
审慎。书中用到西方分类的地方并不多，如真善美三分法（六三、一八九面），
各类批评的名称（一○三面）偶尔涉及，无庸深论；只有纯文学、杂文学二
分法，用得最多，却可商榷。“纯文学”、“杂文学”是日本的名词，大约
从De Quincey 的“力的文学”与“知的文学”而来，前者的作用在“感”，
后者的作用在“教”。这种分法，将“知”的作用看得太简单（知与情往往
不能相离），未必切合实际情形。况所谓纯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戏剧而言。
中国小说、戏剧发达得很晚；宋以前得称为纯文学的只有诗歌，幅员未免过
窄。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汉赋算不算纯文学呢？再则，书中说南北朝以
后“文”“笔”不分（一四一面），那么，纯与杂又将何所附丽呢？书中明
说各时代文学观念不同，最好各还其本来面目，才能得着亲切的了解；以纯
文学、杂文学的观念介乎其间，反多一番纠葛。又书中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
观念与我们的相同（三面），称为“离开传统思想而趋于正确”（八面）。
这里前半截没有甚么问题，后半截以我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古人，似乎不大
公道。各时代的环境决定各时代的正确标准，我们也是各还其本来面目的好。
此外可以商榷的还有几处。如《诗》六义中“赋”、“比”、“兴”三
者影响后世诗论极大，而“比兴”更是历代评诗的金科玉律；甚至清代词人
也用此标准。书中《经学家之论诗见解》一章未详说此层，仅云：“汉人解
诗之失只在泥于王道”，似乎是不够的。又论“八病”以为沈约所谓“轻”
“重”，刘勰所谓“飞”“沈”即后世所谓“平”“侧”；按阮元《揅经室
续集？文韵说》，邹汉勋《遗书？五均论》（《五音二十五论》之三）及胡
小石君《中国文学史》中都有此说，可资引证。又唐人选唐诗中如《河岳英
灵》、《中兴闲气》诸集，多有叙文或评语，足供钩稽。这些人论诗、选诗，
自成一派（参看朱东润《司空图诗论综述》，见《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三卷
二号），似当列一专章论之。又书中有几节专载书目提要，颇伤体例，再版
时似可删去。又书中分期，以南宋、金、元直至现代为“文学批评完成期”。
“完成”一语，暗示止境，不如改“集成期”好些。这末了两层郭君在《自
序》中已提起一些了。
1934 年 10 月。
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
（《层冰堂五种》之三）
注陶诗的南宋汤汉是第一人。他因为《述酒》诗“直吐忠愤”，而“乱
以廋诗，千载之下，读者不省为何语”，故加笺释。“及他篇有可发明者，
亦并注之”①。所以《述酒》之外，注的极为简略。后来有李公焕的《笺注》，
比较详些；但不止笺注，还采录评语。这个本子通行甚久；直到清代陶澍的
《靖节先生集》止，各家注陶，都跳不出李公焕的圈子。陶澍的《靖节先生
年谱考异》，却是他自力的工作。历来注家大约总以为陶诗除《述酒》等二
三首外②，文字都平易可解，用不着再费力去作注；一面趣味便移到字句的批
评上去，所以收了不少评语。评语不是没有用，但夹杂在注里，实在有伤体
例；仇兆鳌《杜诗详注》为人诟病，也在此。注以洋密为贵；密就是密切，
切合的意思。从前为诗文集作注，多只重在举出处，所谓“事”；但用“事”
的目的，所谓“义”，也当同样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处，
不管与当句当篇切合与否；兼重“义”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诗
文，反对找出处；特别像陶诗，似乎那样平易，给找了出处倒损了它的天然。
钟嵘也曾从作者方面说过这样的话；但在作者方面也许可以这么说，从读者
的了解或欣赏方面说，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来历，却一面教人觉得作品意味
丰富些，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那些才是作者的独创。固然所能找到的来历，
即使切合，也还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
意的浸淫里。作者引用前人，自己尽可不觉得；可是读者得给搜寻出来，才
能有充分的领会。古先生《陶靖节诗笺定本》用昔人注经的方法注陶，用力
极勤；读了他的书才觉得陶诗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平易，平易里有的是
“多义”。但“多义”当以切合为准，古先生书却也未必全能如此，详见下。
从《古笺定本》引书切合的各条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
九次，《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用吴瞻泰
《陶诗汇注》及陶澍注本比看，本书所引为两家所无者，共《庄子》三十八
条，《列子》十九条；至于引《论语》处两家全未注出，当时大约因为这是
人人必读书，所以从略。这里可以看出古先生爬罗剔抉的工夫；而《列子》
书向不及《庄子》煊赫，陶诗引《列子》竟有这么多条，尤为意料所不及。
沈德潜说：“晋人诗旷达者征引《老庄》，繁缛者征引班杨，而陶公专用《论
语》。汉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①照本书以引，单是《庄
子》便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两共七十次，超过《论语》一倍
有余。那么，沈氏的话便有问题了。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
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
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①。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②。加上汤汉的
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但是渊明的思想究竟受道家影响多，还
是受儒家影响多，似乎还值得讨论。沈德潜以多引《论语》为言。考渊明引
① 以上引语均见汤序注。
② 《腊日诗》及《杂诗》第十二都极难解。
① 《古诗源》九。
① 拙著《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有辩，见《清华学报》九卷二期。
② 参看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见《文集》三十六。
用《论语》诸处，除了字句的胎袭，不外“游好在《六经》”、“忧道不忧
贫”两个意思③。这里《六经》自是儒家典籍，固穷也是儒家精神，只是“道”
是什么呢？渊明两次说：“道丧向千载”④。但如何才叫做“道丧”，我们可
以看《饮酒》诗第二十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
使其淳”。“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⑤，什么叫“真”呢？我们可以
看《庄子？渔父》篇云：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真”就是自然。“淳”呢？《老子》五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王弼注云：
言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故曰“其政闷闷”也。其民
无所争竞，宽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陶《劝农》诗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感士
不遇赋》云：“？ 。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
“抱朴”也是老子的话①，也就是“淳”的一面。“真”和“淳”都是道家的
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
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②。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又查慎行
《诗评》论《归园田居》诗第四云：“先生精于释理，但不入社耳。”此指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二语。但本书引《列子》《淮南子》解“幻化”
“归空无”甚确。陶诗里实在也看不出佛教影响。
陶诗里可以确指为“忠愤”之作者，大约只有《述酒》诗和《拟古》诗
第九。《述酒》诗“廋词”太多，古先生所笺可以说十得六七，但还有不尽
可信的地方，——比汤注自然详密得远了。《拟古》诗第九怕只是泛说，本
书以为“追痛司马休之之败”，却未免穿凿。至于《拟古》诗第三，第七，
《杂诗》第九，第十一，《读山海经》诗第九，本书也都以史事比附，文外
悬谈，毫不切合，难以起信。大约以“忠愤”论陶的，《述酒》诗外，总以
《咏荆轲》，《咏三良》及《拟古》诗，《杂诗》助成其说。汤汉说：“三
良与主同死，荆轲为主报仇，皆托古以自见”。其实“三良”与“荆轲”都
是诗人的熟题目：曹植有《三良诗》，王粲《咏史》诗也咏“三良”；阮瑀
有《咏史》诗二首，咏“三良”及荆轲事。渊明作此二诗，不过老实咏史，
未必别有深意。真德秀、汤汉又以《拟古》诗第八“首阳”“易水”为说；
但还只是偶尔断章取义。刘履作《选诗补注》乃云：“凡靖节退休后所作之
诗，类多悼国伤时托讽之词。然不欲显斥，故以‘拟古’‘杂诗’等目名其
题”，二十一篇诗就全变成“忠愤”之作了。到了古先生，更以史事枝节傅
会，所谓变本加厉。固然这也有所本《毛诗传郑笺》可以说便是如此；但毛
③ 《饮酒》诗第十六及《癸卯始春怀古田舍诗》第二。
④ 《示周掾祖谢》及《饮酒》诗第三。
⑤ 据日本森本角藏《四书索引》。
① 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六○二至六○四面。
郑所引史实大部分岂不也是不切合的！以上这些诗，连《述酒》在内，历来
并不认为渊明的好诗。朱熹虽评《咏荆轲》诗“豪放”，但他总论陶诗，只
说：“平淡出于自然”，他所重的还是“萧散冲澹之趣”①，便是那些田园诗
里所表现的。田园诗才是渊明的独创；他到底还是“隐逸诗人之宗”，钟嵘
的评语没有错。朱熹又说：“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这却有些对的。《杂
诗》第五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饮
酒》诗等十六及《荣木》诗也以“无成”“无闻”为恨。但这似乎只是少壮
时偶有的空想，他究竟是“少无通俗韵，性本爱丘山”的人。
钟嵘说陶诗“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应璩诗存者太少，无可参
证。游国恩先生曾经想在陶诗字句里找出左思的影响②。他所找出的共有七
联，其中《招隐》诗，“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确可定为《和刘柴桑》
诗“山泽久见招”、“荒途无归人”二语所本，“聊欲投吾簪”确可定为《和
郭主簿》诗第一“聊用忘华簪”所本。本书所举却还有左思《咏史》诗“寂
寂扬子宅”（为渊明《饮酒》诗“寂寂无行迹”所本），“寥寥空宇中”（为
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萧索空宇中”所本），“遗烈光篇籍”（同上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所本），及《杂诗》“高志局四海”（为渊明
《杂诗》“猛志逸四海”所本）四句。不过从本书里看，左思的影响并不顶
大；陶诗意境及字句脱胎于《古诗十九首》的共十五处，字句脱胎于嵇康讨
赋的八处，脱胎于阮籍《咏怀》诗的共九处。那么，《诗品》的话就未免不
赅不备了。但就全诗而论，胎袭前人的地方究竟不多；他用散文化的笔调，
却能不像“道德论”而合乎自然，才是特长。这与他的哲学一致。像“结庐
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
自安”①。都是从前诗里不曾有过的句法；虽然他是并不讲什么句法的。
本书颇多胜解。如《命子》诗，“既见其生，实欲其可”的“可”字，
注家多忽略过去，本书却证明“题目入以‘可’字，乃晋人之常”②。《和刘
柴桑》诗，题下引《隋书？经籍志？注》，“梁有‘晋’柴桑令《刘遗民集》
五卷，《录》一卷”。证“刘柴桑”即“刘遗民”。此事向来只据李公焕注，
得此确证，可为定论。又“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或以为比酒之醨薄，
或以为赋，都无证据。本书解为比，引《魏书？徐邈传》及《世说》，以见
“魏晋人每好为酒品目，靖节亦复尔尔”①。《还旧居》诗“常恐大化尽，气
方不及衰”，次句向无人能解；本书引《礼记？王制》“五十始衰”，及《檀
弓？郑注》，才知“常恐？ 。不及衰”，即常恐活不到五十岁之意②。《饮酒》
诗第十六“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旧注都以“孟公”为投辖的陈遵，
实与本诗不切；本书据诗中境地定为刘龚，确当不易③。又第十八前以杨子云
自比，后复以柳下惠�